民政部召开“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发布会

6月24日上午，“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发布会在京召开。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陈越良司长发表讲话，会议由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汤晋苏副司长主持。陈越良司长指出，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源头和支点，社区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根基所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体现了中央对新形势下深化社会体制改革规律、路径和模式的准确把握，为创新社区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始终把社区治理作为增强群众获得感的民心工程和增强改革耦合性的基础工程，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不断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现代化，着力构建了全民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一是坚持创新理念，提升社区治理发展动力；二是坚持协调理念，促进社区治理城乡统筹；三是坚持绿色理念，建立社区治理长效机制；四是坚持开放理念，扩大社区治理交流合作；五是坚持共享理念，夯实社区治理群众基础。陈越良司长表示，“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立足实情，直面问题，完善机制，力求突破，走出了具有本土性、科学性、前瞻性的社区治理新路子，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体系建设与能力建设有效融合：一是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提供精准服务；二是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完善治理结构；三是健全社区协商机制，提升自治能力。这些获选成果贯穿了坚持群众主体的改革立意，契合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改革方向，体现了依托社区治理创新撬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路径，为各地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陈越良司长要求，各地要以“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创新十大成果”发布为契机，努力掀起社区治理创新的新浪潮，奋力开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一是要坚持统筹谋划，将社区治理创新工作列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抓好社区治理的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建立责权清晰、运转高效、协调有力的社区治理组织机制，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提供组织保障。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狠抓问题发现和需求调查环节，把居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工作重点，把居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判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依据，力争在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体系支撑、政策创新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三是要坚持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按照试点先行、典型引路、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工作思路，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治理创新典型。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王杰秀主任宣读了“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名单，江苏省太仓市、北京市朝阳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江省宁海县党政负责同志作为“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获选单位代表介绍各自创新经验。背景资料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作出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重大部署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实验试点为载体，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取得了初步成果。为发现、总结和推广各地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民政部组织了“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遴选推介活动。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和新疆兵团推荐了90项创新经验。在自主申报、省级推荐的基础上，经材料初审、匿名评审、联席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确定了“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 “政社互动”开创社会治理新格局江苏省太仓市市委、市政府太仓市市域总面积81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7.9万人。201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00亿元，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4.5亿元。2008年，太仓市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精神，在全国率先启动“政社互动”，即“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实践，其根本任务在于规范行政权力、提升自治能力、释放社会活力，加快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主要做法是：一、规范行政权力，保障基层自治一是厘清两份清单，政社权责分开。将堆叠在村（居）的事项进行清理，最初梳理公布村（居）依法履职事项10项、村（居）依法协助政府管理事项28项，且每年进行动态调整和公布。二是签订一份协议，政社平等合作。全面废止行政责任书，政社双方签署《委托事项协议书》。此举被遴选为首届“江苏省十大法治事件”之一。三是实行双向评估，政社良性互动。年终基层政府与村（居）之间对照《协议书》进行双向评估，改变政府一贯的单向考核方式。二、主动还权于民，释放基层自治归还四项权力：一是村（居）组织的发展权。基层政府不再向村（居）下达年度发展指标，改为下发《履职履约指导意见》。政府只作指导，把发展权归还给全体村（居）民。二是村（居）干部的考核权。政府只对村（居）组织的履约情况进行评估，不再对村（居）干部的履职情况进行考核，把考核权归还给全体村（居）民。三是村（居）财务的管理权。政府逐步退出“村账镇管”的监管模式，把监管权还给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政府引导村（居）聘请会计事务所等专业组织帮助理财。四是行政事项的准入权。执行行政事项社区“进入制”，明确政府部门其他进村入居事项必须通过协商，征求村（居）意见，或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进入，把村（居）事务的准入权归还给村（居）。为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去年太仓市梳理了需村（居）盖章的政府公共服务事项29项，切实做好减负工作。三、推进三社联动，拓展基层自治一是落实政策保障。先后出台20多个政策文件。社会工作实用人才计划首次与科技领军人才计划一起列入全市人才计划。出台了资金支持政策文件，每年政府预算新增1000万元。二是健全组织网络。市级分别成立了三社相关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全省首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镇级设立了民非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社区、企事业单位中逐步设立社工室或社工部。三是强化目标引领。推动社区工作者“社工化”，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工职业资格考试，目前全市万人拥有数6.35人，列苏州市第一；推进社区社工“组织化”，鼓励社区加强专业社工机构建设，目前全市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总数1634个，平均每个城乡社区11个；推进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化”，通过公益创投活动、“邻里家园”项目引导社会组织立足社区开展服务，目前已资助项目334个，投入资金近800万元，直接服务受益对象近28万人次。四、加强社区协商，深化基层自治一是建章立制。不断完善村（居）民小组代表会议、民主决策日暨“政社互动”面对面等一系列制度，形成了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的社区民主协商氛围。二是规范程序。出台了《关于推进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深化“政社互动”的意见》，以“4+1”流程法为重点，依法有序开展社区民主协商。三是搭建平台。完善政府重大决策事项社区听证、政务公开、“12345”便民热线等居民参与互动平台，畅通表达诉求渠道。“智慧社区”建设列入2016年市政府实事工程，计划投入1000万元，加速形成城乡社区“一门受理、综合服务、区域通办”的公共服务新模式。“政社互动”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有效促进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政社互动”强调的是主体平等，激活的是主体能力。太仓市的社会治理已经发生了由政府“一元单向管理”向社会“多元互动共治”的结构性变化。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创新形成了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导向的“三社联动”公共服务新机制；形成了党组织领导、社团组织和驻区单位参与、群众志愿互助的乡风文明协同治理新机制；形成了业委会牵头，社区协调、物业公司和居民代表协商包容的社区矛盾自我调节新机制等。二是有效促进了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政社互动”强化了政府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公开、公平、公正的行政行为提升了政府治理的公信力。还权于民的具体实践，在政府职能转移的同时，减轻了来自社会的矛盾压力，治理公共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平正义的政府职能的行使，显得更加干练，更具绩效。三是有效促进了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政社互动”催生的“主体平等、态度理性、对话畅通”局面，为“合作、协商”的社会治理新方式创造了条件。公共决策、公共服务、社会事务、社会利益等方面的民主协商机制逐步形成，政府不再包揽，群众不再旁观，“共同对话、共同选择、共同治理”已逐步成为我市社会治理新模式、新常态。“居民提案”激活社区居民自治细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朝阳区是北京最大城区，辖43个街乡、413个社区和1100个小区。近年来，朝阳区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大力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在民生服务、大城市病治理、非首都功能疏解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主要做法是：一、审时度势，应运而生开展“居民提案”在社区治理中，朝阳区发现三个问题。一是居民多元诉求难以满足。各类社区服务需求不同，传统的管理模式难以满足需要。二是工作理念急需改变。政府包办代替思想依然存在，社会治理意识尚未固化，有的居民主人翁意识不强，社区自治细胞不活跃，治理土壤板结。三是群众渴望更多获得感。居民的参与愿望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为此，从2013年开始，朝阳区创新开展“居民提案”，在社区党委领导和社区居委会统筹下，采取“三社联动”方法，围绕社区服务管理难题，引导居民自我发现问题、自己组建团队、自主解决问题，实现社区治理内外互动、良性循环。二、加强领导，科学组织开展“居民提案”重点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畅通参与渠道。以1675个居民议事厅为平台，培养社区带头人，引导居民广泛参与，提交金点子，形成提案。二是指导规范流程。制定操作指南，规范提案征集、评选、发布、实施、成果展示等“五步工作流程”。三是分类解决问题。对优秀提案适合自治的，支持居民自我解决；自治解决不了的，由政府或引入市场解决。四是建立长效机制。朝阳区将“居民提案”工作纳入“十三五”规划，区委区政府每年拿出不少于1600万元经费支持。同时，建立技术支持、评价引导、落地对接等机制，确保“居民提案”持续开展。三、紧盯群众需求，着眼解决问题开展“居民提案”一是解决群众“身边”的事，“居民提案”各个击破。提案使社区文体类、维修类、互助类等自治团队应运而生，一个又一个居民需求不再单纯由政府提供，而是通过提案共同解决。二是解决群众“闹心”的事，“居民提案”主动出击。提案紧盯群众“闹心”事儿，特别是治理城市病、小区病作用十分明显。截止目前，共治理居民楼开墙打洞1200多户，打造出朝阳路全市首条无开墙打洞示范大街。同时，较好治理了地下空间散租、小区停车地锁等难题。三是解决行政管理效果不佳的事，“居民提案”大显身手。有些问题靠政府行政手段解决，很容易引发新的矛盾，用“居民提案”效果就非常好。针对小区“僵尸”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双井街道居民提出“小区公共自行车服务点”提案，建议采取“政府资金扶持、社会组织参与、企业建设管理、居民免费使用”的模式，成功破解了“僵尸”自行车管理难题。此外，在治理楼道堆物堆料、随意粘贴小广告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四是解决职责不明确的事，“居民提案”责无旁贷。如老旧小区管理、小区养犬、邻里矛盾、居民参与公益事业等问题，引导居民以提案的形式参与解决。安贞街道裕民路社区“每月每户多花一元钱、换取干净一整年”的居民提案，找到了维护老旧小区楼道卫生的出路。奥运村街道“我爱我犬、我爱我家”提案，引导养犬人组成自律互助团队，小区宠物扰民现象明显减少。“居民提案”打开了社区服务管理“瓶颈”，仅2015年全区就收集金点子10791个，形成有效提案2555件，评选优秀提案400件，形成项目651个，解决服务管理难题1400多个。四、认真总结提升，充分挖掘“居民提案”“居民提案”实现了“一个转变、四个提升”。即，实现了工作（执政）理念转变。“居民提案”搭建了党和政府与居民的连心桥，成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动机，打通了服务居民的最后“一百米”。一是提升了社区活力。建立自下而上的项目形成机制，畅通居民意愿表达渠道，促进了社区自治主体归位。两年多来，全区共有5.7万多人参与社区服务管理。二是提升了社区组织化程度。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专业社会组织得到锻炼成长，社区社会组织得到培育发展。小关街道“乐龄互助”提案，培育出廉政剪纸、美食分享等26支社区社会组织。目前全区共有社会组织5700多家。三是提升了整体工作效能。与短平快的纯行政手段相比，居民提案看似过程漫长，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中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是社区减负增效的有效手段。四是提升了群众满意度。通过提案，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得到了充分体现，满意度大幅度提升。“社区参与式治理工作坊”实践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区委、区政府中央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思明区作为厦门市中心城区，在社会治理中也面临着“传统管理失灵、社会矛盾凸显、群众参与淡化、基层自治弱化”等困境。面对这些难题和困境，思明区率先实践，围绕“基础在社区，核心是参与，群众为主体”的思路，创造性探索出“社区参与式治理工作坊”的模式，让多元主体参与进来，让协商共治运转起来。主要做法是：一、基本内涵工作坊是以群众参与为核心，通过引入专业的第三方，从群众“房前屋后”的身边事做起，发动群众参与到社区建设、治理的全过程，在协商共治中形成对社区未来发展的共识，进而构建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工作坊虽然叫坊，但不是一个空间地点概念，它是一种工作方式、一个沟通平台、更是协商共治的机制。二、实施策略从工作路径上看，工作坊主要是由政府发起引导并做好协调保障，由专业第三方主持，围绕群众的问题和需求，梳理出群众关心的共同议题，这是民意的基础。以调研、咨询等多种形式确保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具有共识性的成果（成果既包括空间环境改造提升的方案，更有社区自治共管的方案），在落实中进一步发动群众参与共建共管。以曾厝为例，一个原本普通的小渔村，由于文艺青年聚集而名声渐起，游客纷至沓来，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商业业态低端、违章建筑增加、公共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缺乏等等，涉及到业主、商家、游客等多方面利益，单纯依靠传统管理办法一时难以解决。思明区改变思路，引入专业团队，按照工作坊的路径发动群众开展公共环境的改造提升、公共秩序的自治共管以及共同精神的凝聚培育。工作坊中的专业第三方团队，在他们的具体主持下，通过31次实地走访，1100份问卷调查，17场座谈会，在协商中凝聚多方共识，形成包括空间环境提升、社区自治共管等系列方案，让曾厝破茧成蝶。如今的曾厝，环境品质改善了，以鱼骨为造型的渔桥，就是专业团队综合群众普遍反映的“过街难”的问题，以及留住渔村乡愁的建议而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如今已经成为曾厝的地标；居民收入提高了；产业发展繁荣了；治理方式也理顺了，通过工作坊，在以村民为主的业主中成立了业主协会，在以外来文艺青年为主的商家中成立文创会，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牵头的，本地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曾厝成为与鼓浪屿齐名的厦门新名片，“中国最文艺渔村”。三、创新亮点通过工作坊推动角色转变，思明区更好地实现了社区协商共治。一是政府从“台前”走到“幕后”，从“单向指令”变成“双向互动”，实现了治理方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二是群众从“旁观”到“核心”，各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群众成为工作坊参与的主体，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三是专业人士从“权威”到“伙伴”，对于群众而言，专业人士传统上往往掌握“话语权”，但在工作坊中，则变身为群众的“伙伴”，倾听群众意见，帮助群众出谋划策，实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打开了政府与群众间的“心墙”，架起二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和平台。同时，工作坊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通过工作坊，思明区培育了一批社区规划师队伍，孵化了一批社区自治组织，建构了一批自治共管的规章制度，形成了一批社区治理模式。社区参与式治理工作坊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工作坊，思明区做到了“三个改善、三个重塑”。“三个改善”即居住环境改善了，房前屋后更加“美丽”；人际关系改善了，左邻右舍更加“和谐”；参与意识改善了，主人翁意识更加“浓厚”。“三个重塑”即重塑了居民的社区认同，实现了生人社区到新型熟人社区的转变；重塑了干群的良好关系，实现了“你、我”到“我们”的转变；重塑了政府的治理体系，实现了大包大揽到多元参与的转变。工作坊不止是一种工作方法，而是一个多元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协商共治的过程，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城乡一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体系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区委、区政府西湖区区域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总人口110万，现辖11个镇街、185个村社，是一个城市社区、撤村建居社区和农村社区“三型社区并存”的典型城区。近年来，西湖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要求，立足区情实际，大力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通过打造服务网、自治网、协作网、信息网“四张网”，着力破解当前社区建设面临的普遍问题，基本形成了城乡一体、协同共治、共享服务的城乡社区网络化治理新格局。主要做法是：一、“重构”服务网，打通供需对接通道一是深化体制改革，破解服务难题。从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入手，实行“一收三归类”改革，探索将31项行政性事务收归到镇街，首推社区公共服务分类机制，把社区公共服务细分为保障性公共服务79项、村社承担的自治性服务10项、社会力量承担的购买性服务29项。首创ISO9001社区公共服务标准，出台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清单目录。二是重组服务流程，构建网络链接。从建立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机制出发，设置社区“综合事务岗”，打破职能部门与条线社工一一对应的行政化格局。推行“五级分类走访制度”，成立社区“网格议事会”，把居民的实际需求作为提供服务的重要依据，推动社区服务由“以指令为导向”转为“以需求为导向”，打破传统社区服务自上而下的流程。二、“编织”自治网，激发居民参与活力一是构筑多层次的居民参与平台。从增强社区自治功能出发，通过建立民情观察室、特色服务工作室、时间银行等，发展社区公益团队，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组建城市社区“邻里之家”、农村社区“乡贤民仕会”，重点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提高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开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的途径。针对居民对社区协商关注度不高的情况，创新推出社区开放式协商“4473”机制（内容四议四不议、程序七步走、结果三公开）。由社会组织通过摸底调查，确定居民高度关注的公共服务项目后，主持召开协商民主会，确保协商议题来自居民、参与协商群体更加多元，做到社区公共事务事项“民提、民议、民定”。三、“共享”协作网，增强合作共治动力一是搭建治理资源对接协作平台。为推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依托“三全十服务”社会服务管理网，开发“一口式事务受理系统”、“三全网”APP、社会组织服务网等，集成部门和社会资源，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网络，突破政府部门单线“作战”，实现公共服务“一网直达”。二是构建城乡社区互动协作机制。推行“三社联动”三个三机制，通过“搭建三级平台、发展三个主体、开展三类活动”，引导城乡社区在工作上对口见学、生活上互相体验、资源上互利互惠，推动政府部门在城乡互动中从“管人”和“管项目”转变为资源协调者。四、“智连”信息网，助推社区转型升级一是升级“三全网”。发挥“互联网+”社区治理的创新效应，通过数据、应用、流程、管理“四个整合”，打造“三全十服务”社会服务管理网升级版，24个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同步交换，实施“外网受理、内网办理”，实现多部门、跨层级的高效服务。二是推广“智连线”。统筹公共服务、物业服务、商业服务和公共资源等，全力推进“智连线、慧生活”智慧社区平台建设，建成国内首个社区健康通APP、智慧养老云服务、智慧巡查停车等，形成“互联网+社区民生服务”模式。城乡一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统一城乡社区基本标准，均衡配备设施、人员和经费，同步推进美丽乡村和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形成城乡社区保障性服务10个统筹全覆盖、便民利民服务8个十五分钟服务圈，公益创投服务3级常态化。二是激发了城乡社区治理的活力。有效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再造社区服务供给流程，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形成了服务供给跟着需求走的工作理念，政府部门从“无所不包”向“有所为有所不为”转变。2015年全区共投入4.5亿开展购买社会服务，100多家社会组织在城乡社区开展公益服务，社区社会组织从173家大量发展至1333家，17.8万居民参与各类服务。三是优化了城乡社区治理的结构。推动政府部门单向管理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转变，社区行政性事务减少至23项，社区工作人员走访联系居民时间同比增长2倍以上。社区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逐渐成为部分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2015年有7个部门根据居民协商会议结果调整公共服务政策17项。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成为社区服务的重要参与者，参与范围从公益活动向社区物业、自治等领域发展，构筑了城乡社区治理的协作网络。四是提升了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能力。围绕多元主体、三社联动、协商民主等，涌现了全市首个村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区开放式协商民主、社区智连线平台等138个社区治理品牌，为杭州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蓝本。宁海36条浙江省宁海县县委、县政府近年来，宁海县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探索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创新推出《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36条》制度（以下简称《36条》），着力拉长补齐农村基层治理这块短板。主要做法是：一、注重系统谋划，探索构建农村基层治理标准化体系社会治理的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宁海县对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涉及到的村级权力事项进行梳理汇总，制定出台《36条》，涵盖了村级重大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资产资源处置等19项村级公共权力事项和宅基地审批、困难补助申请等17项便民服务事项，基本实现了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行使权力内容的全覆盖。围绕《36条》，宁海县逐条界定权力事项的实施主体、文件依据、运行流程、公开办法、责任追究等具体内容，组织全县18个乡镇（街道）因地制宜制订《农村基层权力运行操作规程》，并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办法将《36条》写入全县427个村（社）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确保村级权力运行“一切工作有程序，一切程序有控制，一切控制有规范，一切规范有依据”。配套出台了规范小微权力运行、农村干部违纪责任追究、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涉农资金整合等一揽子制度，构建了比较完整有效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二、狠抓制度落实，解决农村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县委牢牢牵住《36条》这个“牛鼻子”，持续强化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全面落实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责任。宁海县建立了每月约谈乡镇部门“一把手”，每两月开展村书记视频交流、每季度召开乡镇街道书记汇报会、每年组织基层党建工作述职等制度，并把《36条》执行情况和全县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评优评先、干部报酬等紧密挂钩，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了进一步在全县上下形成共识，宁海县面向全县4万多名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专题召开深化推进《36条》电视直播会议，面向全县60余万群众每户发放《36条》操作读本、监督案例读本、漫画读本等自主编印的乡土教材，在县镇村各类文体活动中制作播放《36条》系列微电影、动漫、童谣等节目，并通过“走村不漏户、群众考干部”等有效载体开展镇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轮训、考试和竞赛活动，其中农村干部考试合格率达到97.5%。宁海县一手抓正面宣传引导，一手抓监督执纪问责，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36条》执行情况督查，及时纠正不规范村务行为500余件次，挽回集体经济损失约1200余万元，对于违反规定的党员干部严格实施责任追究。同时，注重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建立“阳光村务网”和数字电视公开平台，老百姓通过电视和手机就可以查询村级事务办理情况。现在老百姓都说，《36条》给村干部戴上了紧箍咒，《36条》就是村里的“法”，村干部办事再也不能乱来了。三、强化理论指导，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纵深发展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省委、市委十分重视《36条》的理论提升和总结推广，不仅多次来宁海调研指导，还把《36条》写入了省、市委全会报告和决议。宁海县主动对接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市农村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等开展调研，还承办了第十三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暨中国基层治理（宁海）研讨会。很多专家、学者认为，《36条》的实践对中国基层治理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一是彻底打通了公共政策下村的“最后一公里”，率先实现了国家治理和村民自治的对接。二是彻底改变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半拉子民主现象，率先实现了从村级选举民主到治理民主的制度转变，真正保障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的贯彻落实。三是彻底改变了农村基层政治生态，率先铲除了村干部滋生腐败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