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

“宣言”中的关键问题是“生产过程的日益自动化”，其中包括“智识劳动（intellectual labour）”的自动化，它将这一现象视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证据。这是“灾变说”吗？或者是对“利润率降低的趋势”的错误使用？在我看来不是。相反，这一说法成功地指认出了在新自由主义对整个阶级关系结构（它是在19、20世纪福利国家的背景下组织起来的）的敌意背后的，危机的实际情况；并指出危机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停滞——这是资本主义对新形式的活劳动的新管控方式造成的必然结果接着，“宣言”对左、右翼阵营都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左派（即使在它发挥得最好的时候）常常止步于不大可能会成功的凯恩斯式抵抗策略，而无法设想任何激进的新方法。这种策略抹消了未来：政治想象力已经彻底瘫痪。危机不会自己结束；只有通过一种系统的、阶级性的思路，以建立劳动的新经济、政治组织形式为目标，才能使新的领导权成为可能，并将可能的未来交还于无产者手中。这一视角与当今的共产主义任务一致。如果我们想开启革命性思考的新领地，这种坚决、果断的跃进就是必然的；首先，它为共产主义运动赋予了新的形式。这里的“形式”指对事物的建构性安排，它以打破国家的压抑性、等级性视角（这正是如今资本主义力量的特征）为目的，包含着丰富的可能性。问题不在于废除国家形式，而是要激发起对抗权力（potere）的潜力（potenza），用生命政治（biopolitics）对抗生命权力（biopower）。这一激进的对立暗含着颠覆性实践唯一合理的前提，即一种与当前资本主义统治相反的、解放性未来的可能性。因此“宣言”显然是继承了工人主义（operaist）“从内部反对（within-and-against）”的口号。解放的进程只能通过加速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来实现，但不能（这一点很重要）把加速与速度相混淆：加速就像一台引擎，它是发现与创造的实验性过程，在由资本主义自身发散出来的可能性空间中展开。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趋势（tendency）”概念也被整合进了对发展的参数（paramenters）的空间性分析中，类似于德勒兹和瓜塔里反复强调的“辖域”（辖域化与/或去辖域化）。另一个关键要素是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ur）的潜力，资本主义产生了脑力劳力，却又压抑它，建构了它却又在日益数据化的统治自动化中削弱它；资本主义在本体论上看重脑力劳动，却又从货币和规训的角度将其贬值（不仅是在危机时，在它正常的发展循环中也是这样，尤其是通过国家形式的管理）。脑力劳动的潜力并未将革命的可能性赋予复兴的20世纪式的工人阶级，而是将其赋予了一个更有潜力的新阶级：脑力劳动者。这一阶级必须被解放，它必须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