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孤独的群体：精英视角下美国亚裔群体的阶级分裂与团结
2022-05-09 01:57:03
最近美国发生的针对亚裔的恐怖袭击引发了一场反思，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特征，是亚裔美国人们所做出的多种多样的回应。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削弱了“亚裔美国人”构成一个同质群体的种族化假设，揭示了约2200万人的社会政治阶层分化，而这些人通常被描绘成一个不参与政治的单一群体。一方面，有些人认为，与系统性的反黑人压迫相比，反亚裔暴力是一种特殊现象，他们担心该现象会强化美国的监禁状态。另一些人则感到愤怒，认为反亚裔暴力和歧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公众关注。他们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被忽视，甚至被其他亚裔美国人忽视？这些分歧正是杰伊·凯斯宾·康近日出版的《最孤独的美国人》（The Loneliest Americans）一书的核心，这本书对亚裔美国人生活的精细结构进行了筛选，发现了该群体受阶级、家族史和种族背景影响的显著差异。他是《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杂志的作者，曾任《纽约客》编辑，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MFA）出身，也是韩国移民的孩子。这本坦率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书，向我们讲述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轶事，从皇后法拉盛韩国移民开办的备考和招生咨询公司(一个 “俗气的、并不公平的移民努力的例子，最终成为所谓财富和特权的代名词，即使他们的许多学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到他在2016年夏天作为Vice杂志的记者，对黑命攸关抗议活动的报道（在那里他思考了自己作为记者和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美国人的地位。他的结论是，虽然他是一个“有色人种”，但他并不比一个白人自由主义者更有权利谈论黑命攸关）。以及在2020年封锁的早期，当纽约首次出现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增加时，他渴望搬到夏威夷（这是一块种族模糊、混杂着亚洲人的土地）。
在康的叙述中弥漫着一种疏离感，有亚裔血统的美国人，在一个由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对立构建起来的社会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对于那些与故土不再具有“有意义联系”的人，有哪些形式的社区可以加以利用？在与其他边缘化人群和“有色人种”团结一致的复杂谈判中，存在着什么利害关系？就像康在他的播客《是时候说再见了》中宣泄的那样，“当你在美国是个‘中国佬’时，感觉可太奇怪了！”
本书深受康的大学导师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Noel Ignatiev）的影响。伊格纳季耶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是《爱尔兰人如何变成白人》（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这是对白人社会建构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康以类似的方式，对“亚裔美国人”身份的社会建构进行了反思，尽管没有那么系统化，但却暴露了亚裔美国人的高度阶级分层现象。大体来说，康根据该群体是在1965年的《哈特-塞勒移民法》（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颁布之前还是之后来到美国，将亚裔美国人分为两类。《哈特-塞勒移民法》取消了国家配额制度，开放了亚洲移民。康说，像他这样的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美国人往往是1965年后抵达的技术移民的后代；他们通常拥有著名大学的学位并从事白领工作，他们或多或少注定要被秉持主流白人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精英所同化（康本人与一位来自新英格兰的半犹太半白人女性结婚，并将女儿送到一所多种族的芭蕾舞学校）。然后是工人阶级和更激进的亚裔美国人，康说他们基本上是在“哈特-凯勒”移民法颁布之前到达美国（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1965年以前的移民，或者他们的子女，都是工人阶级）。亚裔美国工人阶级生活在美国社会的边缘，他们往往肤色更黑，更有可能是无证移民，且不太可能被同化。
正如他的书名所示，康认为这两个群体都注定面对“孤独”和不安。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与自由派精英的同化类似于美国犹太人的同化轨迹：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他们在结构上是白人，但仍是不稳定的——他们总是处于失去白人精英青睐的危险之中。也就是说，同化可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种族等级，更不用说实现种族公正了（只要想想亚裔美国人在学术上的成功是如何被用来描述亚洲人缺乏个性的。甚至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地位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边缘化）。对这些亚裔美国人来说，康写道，孤独“来自于同化的尝试，无论是融入白人中产阶级，还是通过创造一种复杂但最终仍然属于衍生的种族身份”。在一个令人难忘的段落中，康描述了他对来自中国的富裕的国际学生的羡慕，甚至带有轻蔑，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留在美国，因此在他看来可以免于这种特殊的绝望。
他们可以在美国获得成功，而不会因为不适合美国的种族计算而产生神经错乱。当然，他们在结构上是白人，但他们并不关心是否被接受。我们中产阶级的努力……对他们来说一定是非常可悲的！所有这些工作，又是为了什么？
康承认，工人阶级的亚裔美国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他们受到了双重排斥。首先，由于缺乏经济收入和个人安全，他们在美国社会没有基本的经济立足点（最近公开的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受害者大多是老年人和低收入者，这并不是巧合）。亚裔美国人精英们的冷漠（最好的情况下的表现）或居高临下（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展露出这样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社会经济上的疏离。他们通过揣测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得出了以下结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工人阶级的亚裔”都可能为亚裔带来“名誉上的风险”。
这种分裂的影响是严重的。正如康观察到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贫穷的亚洲工人被完全忽视了，不仅仅是被白人，也被那些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兄弟姐妹们忽视”。他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能否被哈佛大学录取、对微侵犯的神经过敏、公司董事会存在的“天花板”、在主流媒体内缺乏代表，似乎比经济适用房、安全社区、好工作和高质量的医疗保健问题更为紧迫。因此，康认为像他这样的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美国人，构成了整个群体获得有意义的“亚裔美国政治身份”的主要障碍。康写道，当他们忙于争夺精英空间，沿着多元文化精英统治的阶梯向上攀爬时，“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却被法案困住了。”
康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现象在“经济上有保障的亚裔美国人”中起到的作用，并哀叹它对变革性的政治斗争构成的障碍。当然，受人尊敬的政治和阶级分化并不是亚裔美国人独有的。哲学家奥卢费米·泰伊沃（Olúfẹ́mi Táíwò）借鉴了社会学家爱德华·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对《黑色资产阶级》（The Black Bourgeoisie）的研究，并表示身份政治通常是“精英俘获的受害者，（群体中的部分人）被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利用，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他们经常声称代表的弱势群体服务。” 同样，关于“专业工作者与管理阶层”在左翼运动中的作用的辩论也并不新鲜事。尽管你不会从康的书中得知这一概念，书中没有提到这个词；如果他想要学习，可以参考凯瑟琳·刘（Catherine Liu）最近出版的《有德性的囤积者：反对专业工作者与管理阶层的案例》（Virtue Hoarders: The Case against The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然而，康认为亚裔美国人的团结面临着明显的挑战：除了影响到所有族裔或种族化类别的阶级分层之外，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还因为缺乏任何有凝聚力的群体团结先例而变得更加复杂，在缺少这种团结的情况下，政治动员似乎是不可能的。
许多读者会注意到，解决这些分歧的办法不能依靠简单地借鉴，借鉴并不会带来帮助。几个世纪以来，亚洲都被战争和种族冲突所撕裂；目前，许多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也只是不温不热，而且没有相当于欧盟的多边组织来针对整个大陆的分歧进行谈判。这些观察表明，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身份只有在亚洲之外才有可能出现，但在康看来，“哈特-凯勒”法案导致了专业人员和工人阶级的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分裂，以及亚裔美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分裂，这些分歧已经不可能被弥补。
在康的叙述中弥漫着一种疏离感，有亚裔血统的美国人，在一个由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对立构建起来的社会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对于那些与故土不再具有“有意义联系”的人，有哪些形式的社区可以加以利用？在与其他边缘化人群和“有色人种”团结一致的复杂谈判中，存在着什么利害关系？就像康在他的播客《是时候说再见了》中宣泄的那样，“当你在美国是个‘中国佬’时，感觉可太奇怪了！”
本书深受康的大学导师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Noel Ignatiev）的影响。伊格纳季耶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是《爱尔兰人如何变成白人》（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这是对白人社会建构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康以类似的方式，对“亚裔美国人”身份的社会建构进行了反思，尽管没有那么系统化，但却暴露了亚裔美国人的高度阶级分层现象。大体来说，康根据该群体是在1965年的《哈特-塞勒移民法》（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颁布之前还是之后来到美国，将亚裔美国人分为两类。《哈特-塞勒移民法》取消了国家配额制度，开放了亚洲移民。康说，像他这样的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美国人往往是1965年后抵达的技术移民的后代；他们通常拥有著名大学的学位并从事白领工作，他们或多或少注定要被秉持主流白人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精英所同化（康本人与一位来自新英格兰的半犹太半白人女性结婚，并将女儿送到一所多种族的芭蕾舞学校）。然后是工人阶级和更激进的亚裔美国人，康说他们基本上是在“哈特-凯勒”移民法颁布之前到达美国（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1965年以前的移民，或者他们的子女，都是工人阶级）。亚裔美国工人阶级生活在美国社会的边缘，他们往往肤色更黑，更有可能是无证移民，且不太可能被同化。
正如他的书名所示，康认为这两个群体都注定面对“孤独”和不安。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与自由派精英的同化类似于美国犹太人的同化轨迹：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他们在结构上是白人，但仍是不稳定的——他们总是处于失去白人精英青睐的危险之中。也就是说，同化可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种族等级，更不用说实现种族公正了（只要想想亚裔美国人在学术上的成功是如何被用来描述亚洲人缺乏个性的。甚至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地位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边缘化）。对这些亚裔美国人来说，康写道，孤独“来自于同化的尝试，无论是融入白人中产阶级，还是通过创造一种复杂但最终仍然属于衍生的种族身份”。在一个令人难忘的段落中，康描述了他对来自中国的富裕的国际学生的羡慕，甚至带有轻蔑，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留在美国，因此在他看来可以免于这种特殊的绝望。
他们可以在美国获得成功，而不会因为不适合美国的种族计算而产生神经错乱。当然，他们在结构上是白人，但他们并不关心是否被接受。我们中产阶级的努力……对他们来说一定是非常可悲的！所有这些工作，又是为了什么？
康承认，工人阶级的亚裔美国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他们受到了双重排斥。首先，由于缺乏经济收入和个人安全，他们在美国社会没有基本的经济立足点（最近公开的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受害者大多是老年人和低收入者，这并不是巧合）。亚裔美国人精英们的冷漠（最好的情况下的表现）或居高临下（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展露出这样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社会经济上的疏离。他们通过揣测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得出了以下结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工人阶级的亚裔”都可能为亚裔带来“名誉上的风险”。
这种分裂的影响是严重的。正如康观察到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贫穷的亚洲工人被完全忽视了，不仅仅是被白人，也被那些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兄弟姐妹们忽视”。他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能否被哈佛大学录取、对微侵犯的神经过敏、公司董事会存在的“天花板”、在主流媒体内缺乏代表，似乎比经济适用房、安全社区、好工作和高质量的医疗保健问题更为紧迫。因此，康认为像他这样的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美国人，构成了整个群体获得有意义的“亚裔美国政治身份”的主要障碍。康写道，当他们忙于争夺精英空间，沿着多元文化精英统治的阶梯向上攀爬时，“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却被法案困住了。”
康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现象在“经济上有保障的亚裔美国人”中起到的作用，并哀叹它对变革性的政治斗争构成的障碍。当然，受人尊敬的政治和阶级分化并不是亚裔美国人独有的。哲学家奥卢费米·泰伊沃（Olúfẹ́mi Táíwò）借鉴了社会学家爱德华·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对《黑色资产阶级》（The Black Bourgeoisie）的研究，并表示身份政治通常是“精英俘获的受害者，（群体中的部分人）被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利用，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他们经常声称代表的弱势群体服务。” 同样，关于“专业工作者与管理阶层”在左翼运动中的作用的辩论也并不新鲜事。尽管你不会从康的书中得知这一概念，书中没有提到这个词；如果他想要学习，可以参考凯瑟琳·刘（Catherine Liu）最近出版的《有德性的囤积者：反对专业工作者与管理阶层的案例》（Virtue Hoarders: The Case against The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然而，康认为亚裔美国人的团结面临着明显的挑战：除了影响到所有族裔或种族化类别的阶级分层之外，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还因为缺乏任何有凝聚力的群体团结先例而变得更加复杂，在缺少这种团结的情况下，政治动员似乎是不可能的。
许多读者会注意到，解决这些分歧的办法不能依靠简单地借鉴，借鉴并不会带来帮助。几个世纪以来，亚洲都被战争和种族冲突所撕裂；目前，许多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也只是不温不热，而且没有相当于欧盟的多边组织来针对整个大陆的分歧进行谈判。这些观察表明，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身份只有在亚洲之外才有可能出现，但在康看来，“哈特-凯勒”法案导致了专业人员和工人阶级的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分裂，以及亚裔美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分裂，这些分歧已经不可能被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