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再聲稱曾經美國大肆吹噓的“自由國際秩序”是不可違背的
2022-07-09 06:30:17
拜登已上臺兩年，民主黨人重建在特朗普時期失落的自由國際主義和美國全球領導權的努力，仍在繼續；不變的是，拜登政府仍采取以競爭和對抗為主基調的對華政策。然而，對於未來美國應采取何種對外政策，美國國內其實也有不一樣的聲音。近期，一些主張重建美中關系的文章開始出現在美國媒體上。
本文指出，如今在美國外交政策議題上占主導地位的自由國際主義的基本原則最早是由伍德羅·威爾遜在一戰前後提出來的。自由國際主義認為，歷史上，美國的全球霸權和軍事力量有利於世界和平。面對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崛起，他們主張美國應繼續維持全球霸主地位，為此美國應不惜與中國展開無限期的經濟和科技競爭。但另一種聲音——克制派則認為，美國對自身軍事力量的擴張性使用並沒有給世界乃至美國自己帶來多少實惠，反而給被幹涉的國家和地區帶去了極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也給美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負擔。克制派認為，美國世紀的謝幕是不可逆的。他們主張美國應當放棄自己可以管理並且預測全球事務的自負心理，放棄軍事稱霸，轉向和平外交，通過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同應對不平等、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21世紀全人類面臨的生存威脅。
作者還指出，盡管自由國際主義仍在美國政治決策過程中占據主要地位，但對克制派的興趣正在重燃，一些新近成立的智庫正在擁抱克制派的主張。並且，年輕的美國人正在覺醒並且意識到自由國際主義在多方面明顯失敗的事實，這也讓美國放棄不負責任和狂妄自大的自由主義而采用克制派觀點的前景有了一定的現實可能性。
帝國的嘲諷：
美國世紀之後將發生什麽？
1941年2月，當阿道夫·希特勒的軍隊準備入侵蘇聯的時候，共和黨寡頭、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在一篇題為《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統治全球的願景。他認為，二戰是大英帝國在一戰後一路走衰的情況下美國不成熟地拒絕接受領導世界的責任的結果。這個百萬富翁聲稱，正是美國的愚鈍給予了納粹德國發展的空間。對美國來說，改正這一錯誤並且防止未來沖突的唯一方式是參與到盟軍的努力當中，並且“全心全意地接受我們作為全世界最強大和最重要的國家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所享有的機會，同時……為了我們認為合適的目的，並通過我們認為合適的手段，充分發揮我們的影響力。”就像曾經的美國能夠征服其西部一樣，現在的美國可以征服、改良並且重塑國際關系。
在盧斯發表了他的文章的10個月之後，日本攻擊了珍珠港，原本就已經在支援盟軍的美國正式加入了戰爭。在接下來的4年中，廣大的外交精英們都得出了和盧斯相同的結論：只有由美國來領導世界才能保證世界的和平。隨著戰爭的結束，美國開始接受這個正義的職責；用盧斯的話來說，美國開始成為“將人類的生活從野獸的水平提升到詩篇中所說的比天使低一點的水平的……動力源。”美國世紀到來了。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美國采取了歷史學家斯蒂芬·韋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所說的“武裝至上”（armed primacy）的宏大戰略。根據這一戰略的忠實支持者的說法，人類的繁榮、國際秩序和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的未來取決於美國把自己的“觸手”伸到全世界。在20世紀之前，美國一直對卷入自己半球以外的事務持謹慎態度。然而，現在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星條旗（Old Glory）在世界各地飄揚。為了促進美國的全球擴張運動，美國人建造了歷史學家丹尼爾•伊默瓦爾（Daniel Immerwahr）所稱的“隱形帝國”（pointillist empire）。歷史上大部分帝國依靠占領和控制大量的領土來展現其力量，而美國則通過在全世界範圍內建造軍事基地來做到這一點。通過這些“前哨”，美國發動了導致百萬余人死亡的戰爭、保護一個只對富人有利的資本主義體制並且威脅任何膽敢反對它的力量——無論是民主的或者其他的力量。
正如盧斯所希望的那樣，在20世紀末，作為世界上第一批通過現代反殖民革命所建立起來的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橫跨世界的帝國。“山巔之城”已經進化為一個強大的“殖民國家”。
但是在過去6年中，兩個具有變革意義的事件開始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進行重新定位。首先，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對於國內外的關註者來說都預示著美國或許不會永遠把全球的“領導地位”作為其核心利益。特朗普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就和世界上任何一個貪得無厭的商人一樣：他想要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他不再聲稱曾經美國大肆吹噓的“自由國際秩序”是不可違背的。因此，他從好幾個國際組織和協定中退出——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問題協議、中程核力量條約和開放天空條約——而且發動了旨在促進美國經濟的貿易戰。結合他的好戰言論，這些行動都表明世界不能再認為美國會致力於捍衛全球地緣政治的現狀。
第二，作為經濟和軍事強國的中國的崛起已經決定性地終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根據現有的一些標準，這個最近才被稱為“崛起的老虎”的國家已經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隊和經濟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提供了可以替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的選項。坦率地說，這些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在全球南方並不受歡迎。
自蘇聯解體之後，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第一次對美國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模式（這個模式似乎越來越難以解決許多困擾它的問題）帶來了真正的挑戰。中國的崛起，伴隨著世界上其它新興國家發展的微光，已經清楚地說明了盧斯口中的美國世紀已經快要走到盡頭了。但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卻並不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是註定要看到美國和中國之間為了國際影響力而進行大國競爭？抑或是美國霸權的衰落會產生新形式的國際合作？
在美國世紀逐漸黯淡的日子裏，華盛頓的外交政策機構——定義可能的極限的智庫——已經分裂成兩個陣營。維護現狀的是自由國際主義者們，他們堅持美國應該要保持其全球軍事霸主的地位。和他們對立的是克制派，該派要求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方針進行一個徹底的重新思考，把軍事導向的國際外交扭轉為和平導向的國際外交。這場辯論的結果將決定美國是否會繼續堅持已經不適用於21世紀的陳舊的外交政策、是否會認真地對待過去幾十年的災難，放棄在世界範圍內造成如此巨大痛苦的狂妄自大，並且最終擁抱克制派的宏大戰略。
自由國際主義的基本原則最早是在1917年4月由伍德羅·威爾遜於一戰的艱難進程中提出的。威爾遜總統在一次國會聯席會議上說，美國軍隊可以成為保衛世界“民主安全”的一支力量。（自然地，美國可以決定哪些國家屬於民主國家。）有兩個核心觀點貫穿在威爾遜的主張當中：首先，進步時代對於現代技術和工藝——尤其是那些從社會科學中借鑒的部分——的幻想使得合理地管理外交事務成為可能；第二，“民主國家合作夥伴”的理念是確保和平的最佳保障。威爾遜的兩個民主黨繼任者，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和哈裏·S·杜魯門將威爾遜的主張制度化了；並且自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除了特朗普之外的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擁抱了至少某種形式的自由國際主義。即使是喬治·布什在入侵伊拉克的時候也組建了一個“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並堅稱他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為了傳播民主。
考慮到自由國際主義在權力的殿堂中占據毋庸置疑的主導地位，華盛頓許多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智庫依舊持有對這個信條的支持態度就不顯得令人驚訝了。畢竟，這些智庫從來都不以恩將仇報著稱。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和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成員們都認為美國霸權是國際和平和美國繁榮的必要條件。根據這些美國霸權的忠實支持者們的說法，在二戰之後大國之間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的事實說明了美國霸權總體而言是一股積極的力量。
這並不是說自由國際主義學者只是過去的產物，他們對於現今大多數國家都遵守遊戲規則感到欣慰——世界不再是二戰或者冷戰的時候了。無論是中國、伊朗還是委內瑞拉都沒有像納粹德國或者蘇聯那樣挑戰西方的國際秩序。盡管有些國家有時候為了增進自己的利益而打破規則，很少有國家是真正的反抗者。實際上，或許只有俄羅斯和朝鮮真的是反抗者。在現代，即便是敵對國家也有著緊密的聯系。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幾乎沒有貿易往來；現在，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
這就給自由國際主義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將如何在新世界保持競爭力，同時也能夠在既有的秩序下保持威懾力？不幸的是，大多數人都傾向於過去的一個答案：無論他們把它稱作為“民主的多邊主義”、“重振自由世界的戰略”或者是“一個充分發展的民主戰略”，自由國際主義者們都希望建立一個和冷戰時期類似的民主聯合，盡管這次的重點放在全球南方的民主國家上（或者說至少是非獨裁國家）。盡管聲稱反對在美國媒體中充斥的與中國進行“新冷戰”的論調，自由國際主義者們實際上提倡的就是一種冷戰時期的戰略，只不過這次把一些非白色人種的國家拉入了民主聯合當中。
和他們的冷戰“前輩”們一樣，自由國際主義者相信他們為民主所進行的鬥爭——以及和他們所謂的“美國的主要威脅”中國的抗爭——是無限期的。正如Michael Brown、Eric Chewning和Pavneet Singh在最近的布魯金斯學會報告上所堅稱的那樣，美國必須準備和中國進行一場“超級大國馬拉松”——和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競賽”不太可能會有一個“確定的結果”。自由國際主義者們宣稱，美國社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不得不保持戰爭狀態，和平是難以想象的。
當談到經濟的時候，自由國際主義者也為是否要對抗和如何對抗中國——一個拒絕接受自由資本主義理想中的自由市場的國家——的問題感到苦惱。一方面，他們擔憂中國可能會運用其經濟實力迫使其他國家遵循其意願；另一方面，他們又相信自由的商品交換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健康。因此，自由國際主義者們提倡美國要在國際規則、規範和法律的框架之內給予中國經濟上的壓力。采用這種方式，他們希望能夠在不顯性地損害自由主義的情況下對抗中國。這表明，自由國際主義者很清楚地認識到了近些年來美國威望受到的打擊——尤其是在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如果美國想要主導世界，它必須遵守那些過去樂於被其自己打破的規則。
事實上，自由國際主義者想要兩者兼得：不冒發動戰爭或者經濟脫鉤的風險，同時也要和中國對抗。然而，問題在於國際關系並不像自由國際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那麽容易掌握。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至少部分是由於北約擴張到東歐所推動的結果——是一個非常清晰的例子，說明了旨在阻止戰爭的行為很可能會引發戰爭。然而，這些基本的事實很難為自由國際主義者所承認。對於他們來說，只有通過和中國的正面交鋒，才能使美國世紀重新歸來。
與之相對的是，克制派（Restrainers）明白美國世紀已經終結。他們斷言對於美國軍隊擴張性的使用既不會惠及美國，也不會惠及世界。他們還認為，美國要想在21世紀制定一個積極的國際政治路線，就必須對自二戰以來一直指導其外交政策的原則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克制派想要減少美國在國外的“亮相”、縮減軍費預算、恢復國會宣布戰爭的憲法權力並且確保普通美國人對於自己的國家在國外做什麽具有發言權。
克制派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796年9月喬治·華盛頓的告別演說，在演說中總統警示人們要警惕“將我們的和平與繁榮卷入歐洲人的野心、競爭、利益、幽默或任性的糾纏之中。”25年之後的1821年7月4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也堅持認為，美國的一個本質特征是“不幹涉他人的事務……她不出國，不去尋找可以消滅的怪物。”克制派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和20世紀早期廣受歡迎；比如說在一戰的時候，威爾遜就遭到了大量的批評。批評者們認為美國應該避免承擔“救世主式”的重塑世界的工作。當然，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一直是遠離克制派的主張的。從最開始的時候，美國就開始向西擴張，驅逐和殺害原住民，而且最終在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區奪取了一些人口眾多的殖民地。
然而，盡管克制派的觀點並沒有用於實際，這個戰略吸引了很多擁護者。二戰期間，當克制派和反猶太主義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ers）、政治上邊緣化的自由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以及名聲掃地的“孤立主義者”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在民主黨中，前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和其他新興的克制派人士被排擠；而在共和黨中，參議員羅伯特·A·塔夫脫（Robert A. Taft）和其他反幹預者也遭到冷落。盡管克制派的觀點仍然持續貫穿在諸如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抵制越南戰爭的社會運動中，也浸潤在諸如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國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等智庫中，但直到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外交政策失敗之前，它始終處在一個無人問津的地位上。
緊隨著這些錯誤而來的，是對於克制派興趣的重燃。以下的事實能夠證明這一點：主張克制派的基本原則是新近成立的國防重點（Defense Priorities）和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這兩個智庫（我在那裏擔任無報酬的非駐地研究員）的目標。國防重點的Gil Barndolla已經有效地概括了克制派人士的外交政策目標：幫助實現“美國自身的安全、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內的通行自由、美國條約盟友（treaty allies）的安全並且防止一個歐亞霸主的出現。”由於21世紀的主要問題無法通過美國軍隊來解決——相反，需要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進行多邊合作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因而，美國沒有任何理由在國外推動民主或者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
鑒於此，克制派人士沒有把中國看作是一個現實的威脅。當談到東亞的時候，他們的目標是防止在這個地區發生戰爭以便於促進諸如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國際問題的合作。他們堅稱，這個目標只有在沒有美國霸權的情況下才能夠實現。
因而，克制派提倡的是一種“防禦性的、以否認為導向的方法”，著重於運用美國軍隊以防止中國控制東亞的空域和海洋。他們還希望幫助區域合作夥伴發展對抗中國影響力的能力，並且認為美國應該把軍隊布置在遠離中國的海岸線上，以展現明確的防禦性姿態。對於臺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也應該采取類似的不插手的方法對待。克制派聲稱，如果中國大陸想要收復臺灣，那麽美國不應該為了阻止中國大陸而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同樣地，美國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既沒有什麽可以做的，也沒有什麽是應該做的。
兩個學派思想的根本分歧在於：自由國際主義者相信美國能夠管理並且預測外交事務。而克制派則並不這樣認為。對於克制派人士來說，美國世紀的謝幕是不可逆的；人們只能去適應它。
究竟美國應該采取哪種策略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歷史解釋的問題。在美國世紀中美國的主導地位對它來說是好事嗎？對世界來說又是怎樣的呢？
當人們對1945年後的美國外交政策進行長期、認真的審視時，就會清楚地發現美國導致了極大的人道主義災難，而這些災難本可以被一種更加克制的態度避免。美國的有些慘敗是名聲狼藉的：在朝鮮、越南、阿富汗和伊朗的戰爭導致了上百萬人的死亡、流離失所和無家可歸。此外，關於美國在國外扶持親美的領導人的例子也有許多。僅就在冷戰時期，美國就在伊朗、危地馬拉、剛果民主共和國、英屬圭亞那、越南共和國（南越）、玻利維亞、巴西、巴拿馬、印度尼西亞、敘利亞和智利強制推行政體變更。
這些記錄都表明，冷戰與其說是自由國際主義者所贊頌的“長和平”，倒不如說它充斥著難以置信的暴行。歷史學家Paul Thomas Chamberlin估計，在冷戰的沖突中至少有2000萬人喪生，意味著45年中每天平均有1200人因冷戰而死去。而且，美國的幹預並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終止。根據塔夫斯大學的軍事幹涉項目所表明的，把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沖突包括在內，美國在1990-2017年間一共幹涉他國122次。正如布朗大學的戰爭的代價項目所查明的，反恐戰爭實際上是被美國用來給其在世界幾乎一半國家的行動以正當的理由的。
這些幹涉顯然違反了國際關系的基石——主權原則。但更加重要的是，這些幹涉還產生了糟糕的後果。正如政治科學家Lindsey O’Rourke所強調的那樣，被美國作為政體變更的目標國家比起其他國家更可能經歷內戰、大規模屠殺、對人權的踐踏和民主的倒退威而鋼100mg、威而鋼vigora、必利吉正品、雙效威而鋼、泰國果凍、樂威壯20mg、藍精靈威而鋼suhagra、印度必利勁、犀利士20mg、雙效必利勁。
論及普通美國人從他們的帝國中得到的好處，同樣很難對美國的歷史記錄進行洗白。在二戰後的三十年間，武裝至上的原則的確保證了美國處在有利貿易地位上，也使得美國人的消費比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群體都要多（在此過程中導致了及其嚴重的環境汙染）。但當羅斯福新政的原則讓位於新自由主義之後，美國通過霸權得到的好處減少了。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人民開始承受一個充斥著軍事化的政治文化、種族主義、仇外心理、用軍事級武器武裝到牙齒的警察部隊、不斷膨脹的國防預算和無休止的戰爭的美利堅帝國的惡果，但除了生活在帝國的大都市中獲得的“精神工資”以外，美國人民並沒有享受到這個帝國帶來的太多好處。
實際上，越是考慮美國世紀，就越會發覺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身份很像是一個歷史的反常現象。地緣政治環境不可能允許另一個國家變得像過去70年的美國那樣強大。1945年，當美國第一次在世界舞臺上展現出耀武揚威的姿態的時候，它的力量是驚人的。美國生產了全世界一半的制成品、是全世界三分之一出口商品的來源地、作為全球的債權人、享有核武器壟斷並且控制著前所未有的強大軍事力量。它最接近的競爭對手是一個殘缺不全、正努力從失去2000多萬公民和大量領土的破壞中復蘇的蘇聯。
美國的實力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之後也是令人震驚的，尤其是當合計美國和其西方盟友實力的時候。1992年，七國集團——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擁有著世界68%的GDP並且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實力。海灣戰爭似乎表明了七國集團可以在犧牲最少人數的情況下，快速並且廉價地達成它們的目的。
但是時過境遷，到2020年，七國集團的GDP已經下降到全球總量的31%，且預計到2024年會下降到29%。這樣一個趨勢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如果說過去30年美國發動的戰爭表明了什麽的話，那就是先進的軍事力量並不總能夠實現預期的政治目標。美國和其盟友不可能再有當年之勇，霸權是一個歷史的反常現象，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它不太可能重演了。韓國奇力片|韓國奇力片哪裡買| 韓國奇力片效果| 韓國奇力片功效|奇力片
自由國際主義者的方法也存在一些更為本質的，甚至本體論的問題。自由國際主義是19世紀末的產物，那個年代的進步主義思想家、活動家和政策制定者們都相信人類的事務可以由理性支配。但事實證明，這只是個夢想而已。沒有一個國家——無論它有多強大——有掌握國際關系的能力。伍德羅·威爾遜和其他一些進步派人士希望美國能夠掌握國際關系，可是國際關系具有極端的不確定性，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棋盤。
本文指出，如今在美國外交政策議題上占主導地位的自由國際主義的基本原則最早是由伍德羅·威爾遜在一戰前後提出來的。自由國際主義認為，歷史上，美國的全球霸權和軍事力量有利於世界和平。面對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崛起，他們主張美國應繼續維持全球霸主地位，為此美國應不惜與中國展開無限期的經濟和科技競爭。但另一種聲音——克制派則認為，美國對自身軍事力量的擴張性使用並沒有給世界乃至美國自己帶來多少實惠，反而給被幹涉的國家和地區帶去了極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也給美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負擔。克制派認為，美國世紀的謝幕是不可逆的。他們主張美國應當放棄自己可以管理並且預測全球事務的自負心理，放棄軍事稱霸，轉向和平外交，通過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同應對不平等、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21世紀全人類面臨的生存威脅。
作者還指出，盡管自由國際主義仍在美國政治決策過程中占據主要地位，但對克制派的興趣正在重燃，一些新近成立的智庫正在擁抱克制派的主張。並且，年輕的美國人正在覺醒並且意識到自由國際主義在多方面明顯失敗的事實，這也讓美國放棄不負責任和狂妄自大的自由主義而采用克制派觀點的前景有了一定的現實可能性。
帝國的嘲諷：
美國世紀之後將發生什麽？
1941年2月，當阿道夫·希特勒的軍隊準備入侵蘇聯的時候，共和黨寡頭、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在一篇題為《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統治全球的願景。他認為，二戰是大英帝國在一戰後一路走衰的情況下美國不成熟地拒絕接受領導世界的責任的結果。這個百萬富翁聲稱，正是美國的愚鈍給予了納粹德國發展的空間。對美國來說，改正這一錯誤並且防止未來沖突的唯一方式是參與到盟軍的努力當中，並且“全心全意地接受我們作為全世界最強大和最重要的國家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所享有的機會，同時……為了我們認為合適的目的，並通過我們認為合適的手段，充分發揮我們的影響力。”就像曾經的美國能夠征服其西部一樣，現在的美國可以征服、改良並且重塑國際關系。
在盧斯發表了他的文章的10個月之後，日本攻擊了珍珠港，原本就已經在支援盟軍的美國正式加入了戰爭。在接下來的4年中，廣大的外交精英們都得出了和盧斯相同的結論：只有由美國來領導世界才能保證世界的和平。隨著戰爭的結束，美國開始接受這個正義的職責；用盧斯的話來說，美國開始成為“將人類的生活從野獸的水平提升到詩篇中所說的比天使低一點的水平的……動力源。”美國世紀到來了。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美國采取了歷史學家斯蒂芬·韋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所說的“武裝至上”（armed primacy）的宏大戰略。根據這一戰略的忠實支持者的說法，人類的繁榮、國際秩序和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的未來取決於美國把自己的“觸手”伸到全世界。在20世紀之前，美國一直對卷入自己半球以外的事務持謹慎態度。然而，現在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星條旗（Old Glory）在世界各地飄揚。為了促進美國的全球擴張運動，美國人建造了歷史學家丹尼爾•伊默瓦爾（Daniel Immerwahr）所稱的“隱形帝國”（pointillist empire）。歷史上大部分帝國依靠占領和控制大量的領土來展現其力量，而美國則通過在全世界範圍內建造軍事基地來做到這一點。通過這些“前哨”，美國發動了導致百萬余人死亡的戰爭、保護一個只對富人有利的資本主義體制並且威脅任何膽敢反對它的力量——無論是民主的或者其他的力量。
正如盧斯所希望的那樣，在20世紀末，作為世界上第一批通過現代反殖民革命所建立起來的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橫跨世界的帝國。“山巔之城”已經進化為一個強大的“殖民國家”。
但是在過去6年中，兩個具有變革意義的事件開始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進行重新定位。首先，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對於國內外的關註者來說都預示著美國或許不會永遠把全球的“領導地位”作為其核心利益。特朗普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就和世界上任何一個貪得無厭的商人一樣：他想要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他不再聲稱曾經美國大肆吹噓的“自由國際秩序”是不可違背的。因此，他從好幾個國際組織和協定中退出——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問題協議、中程核力量條約和開放天空條約——而且發動了旨在促進美國經濟的貿易戰。結合他的好戰言論，這些行動都表明世界不能再認為美國會致力於捍衛全球地緣政治的現狀。
第二，作為經濟和軍事強國的中國的崛起已經決定性地終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根據現有的一些標準，這個最近才被稱為“崛起的老虎”的國家已經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隊和經濟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提供了可以替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的選項。坦率地說，這些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在全球南方並不受歡迎。
自蘇聯解體之後，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第一次對美國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模式（這個模式似乎越來越難以解決許多困擾它的問題）帶來了真正的挑戰。中國的崛起，伴隨著世界上其它新興國家發展的微光，已經清楚地說明了盧斯口中的美國世紀已經快要走到盡頭了。但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卻並不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是註定要看到美國和中國之間為了國際影響力而進行大國競爭？抑或是美國霸權的衰落會產生新形式的國際合作？
在美國世紀逐漸黯淡的日子裏，華盛頓的外交政策機構——定義可能的極限的智庫——已經分裂成兩個陣營。維護現狀的是自由國際主義者們，他們堅持美國應該要保持其全球軍事霸主的地位。和他們對立的是克制派，該派要求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方針進行一個徹底的重新思考，把軍事導向的國際外交扭轉為和平導向的國際外交。這場辯論的結果將決定美國是否會繼續堅持已經不適用於21世紀的陳舊的外交政策、是否會認真地對待過去幾十年的災難，放棄在世界範圍內造成如此巨大痛苦的狂妄自大，並且最終擁抱克制派的宏大戰略。
自由國際主義的基本原則最早是在1917年4月由伍德羅·威爾遜於一戰的艱難進程中提出的。威爾遜總統在一次國會聯席會議上說，美國軍隊可以成為保衛世界“民主安全”的一支力量。（自然地，美國可以決定哪些國家屬於民主國家。）有兩個核心觀點貫穿在威爾遜的主張當中：首先，進步時代對於現代技術和工藝——尤其是那些從社會科學中借鑒的部分——的幻想使得合理地管理外交事務成為可能；第二，“民主國家合作夥伴”的理念是確保和平的最佳保障。威爾遜的兩個民主黨繼任者，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和哈裏·S·杜魯門將威爾遜的主張制度化了；並且自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除了特朗普之外的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擁抱了至少某種形式的自由國際主義。即使是喬治·布什在入侵伊拉克的時候也組建了一個“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並堅稱他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為了傳播民主。
考慮到自由國際主義在權力的殿堂中占據毋庸置疑的主導地位，華盛頓許多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智庫依舊持有對這個信條的支持態度就不顯得令人驚訝了。畢竟，這些智庫從來都不以恩將仇報著稱。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和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成員們都認為美國霸權是國際和平和美國繁榮的必要條件。根據這些美國霸權的忠實支持者們的說法，在二戰之後大國之間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的事實說明了美國霸權總體而言是一股積極的力量。
這並不是說自由國際主義學者只是過去的產物，他們對於現今大多數國家都遵守遊戲規則感到欣慰——世界不再是二戰或者冷戰的時候了。無論是中國、伊朗還是委內瑞拉都沒有像納粹德國或者蘇聯那樣挑戰西方的國際秩序。盡管有些國家有時候為了增進自己的利益而打破規則，很少有國家是真正的反抗者。實際上，或許只有俄羅斯和朝鮮真的是反抗者。在現代，即便是敵對國家也有著緊密的聯系。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幾乎沒有貿易往來；現在，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
這就給自由國際主義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將如何在新世界保持競爭力，同時也能夠在既有的秩序下保持威懾力？不幸的是，大多數人都傾向於過去的一個答案：無論他們把它稱作為“民主的多邊主義”、“重振自由世界的戰略”或者是“一個充分發展的民主戰略”，自由國際主義者們都希望建立一個和冷戰時期類似的民主聯合，盡管這次的重點放在全球南方的民主國家上（或者說至少是非獨裁國家）。盡管聲稱反對在美國媒體中充斥的與中國進行“新冷戰”的論調，自由國際主義者們實際上提倡的就是一種冷戰時期的戰略，只不過這次把一些非白色人種的國家拉入了民主聯合當中。
和他們的冷戰“前輩”們一樣，自由國際主義者相信他們為民主所進行的鬥爭——以及和他們所謂的“美國的主要威脅”中國的抗爭——是無限期的。正如Michael Brown、Eric Chewning和Pavneet Singh在最近的布魯金斯學會報告上所堅稱的那樣，美國必須準備和中國進行一場“超級大國馬拉松”——和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競賽”不太可能會有一個“確定的結果”。自由國際主義者們宣稱，美國社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不得不保持戰爭狀態，和平是難以想象的。
當談到經濟的時候，自由國際主義者也為是否要對抗和如何對抗中國——一個拒絕接受自由資本主義理想中的自由市場的國家——的問題感到苦惱。一方面，他們擔憂中國可能會運用其經濟實力迫使其他國家遵循其意願；另一方面，他們又相信自由的商品交換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健康。因此，自由國際主義者們提倡美國要在國際規則、規範和法律的框架之內給予中國經濟上的壓力。采用這種方式，他們希望能夠在不顯性地損害自由主義的情況下對抗中國。這表明，自由國際主義者很清楚地認識到了近些年來美國威望受到的打擊——尤其是在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如果美國想要主導世界，它必須遵守那些過去樂於被其自己打破的規則。
事實上，自由國際主義者想要兩者兼得：不冒發動戰爭或者經濟脫鉤的風險，同時也要和中國對抗。然而，問題在於國際關系並不像自由國際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那麽容易掌握。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至少部分是由於北約擴張到東歐所推動的結果——是一個非常清晰的例子，說明了旨在阻止戰爭的行為很可能會引發戰爭。然而，這些基本的事實很難為自由國際主義者所承認。對於他們來說，只有通過和中國的正面交鋒，才能使美國世紀重新歸來。
與之相對的是，克制派（Restrainers）明白美國世紀已經終結。他們斷言對於美國軍隊擴張性的使用既不會惠及美國，也不會惠及世界。他們還認為，美國要想在21世紀制定一個積極的國際政治路線，就必須對自二戰以來一直指導其外交政策的原則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克制派想要減少美國在國外的“亮相”、縮減軍費預算、恢復國會宣布戰爭的憲法權力並且確保普通美國人對於自己的國家在國外做什麽具有發言權。
克制派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796年9月喬治·華盛頓的告別演說，在演說中總統警示人們要警惕“將我們的和平與繁榮卷入歐洲人的野心、競爭、利益、幽默或任性的糾纏之中。”25年之後的1821年7月4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也堅持認為，美國的一個本質特征是“不幹涉他人的事務……她不出國，不去尋找可以消滅的怪物。”克制派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和20世紀早期廣受歡迎；比如說在一戰的時候，威爾遜就遭到了大量的批評。批評者們認為美國應該避免承擔“救世主式”的重塑世界的工作。當然，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一直是遠離克制派的主張的。從最開始的時候，美國就開始向西擴張，驅逐和殺害原住民，而且最終在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區奪取了一些人口眾多的殖民地。
然而，盡管克制派的觀點並沒有用於實際，這個戰略吸引了很多擁護者。二戰期間，當克制派和反猶太主義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ers）、政治上邊緣化的自由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以及名聲掃地的“孤立主義者”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在民主黨中，前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和其他新興的克制派人士被排擠；而在共和黨中，參議員羅伯特·A·塔夫脫（Robert A. Taft）和其他反幹預者也遭到冷落。盡管克制派的觀點仍然持續貫穿在諸如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抵制越南戰爭的社會運動中，也浸潤在諸如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國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等智庫中，但直到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外交政策失敗之前，它始終處在一個無人問津的地位上。
緊隨著這些錯誤而來的，是對於克制派興趣的重燃。以下的事實能夠證明這一點：主張克制派的基本原則是新近成立的國防重點（Defense Priorities）和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這兩個智庫（我在那裏擔任無報酬的非駐地研究員）的目標。國防重點的Gil Barndolla已經有效地概括了克制派人士的外交政策目標：幫助實現“美國自身的安全、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內的通行自由、美國條約盟友（treaty allies）的安全並且防止一個歐亞霸主的出現。”由於21世紀的主要問題無法通過美國軍隊來解決——相反，需要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進行多邊合作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因而，美國沒有任何理由在國外推動民主或者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
鑒於此，克制派人士沒有把中國看作是一個現實的威脅。當談到東亞的時候，他們的目標是防止在這個地區發生戰爭以便於促進諸如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國際問題的合作。他們堅稱，這個目標只有在沒有美國霸權的情況下才能夠實現。
因而，克制派提倡的是一種“防禦性的、以否認為導向的方法”，著重於運用美國軍隊以防止中國控制東亞的空域和海洋。他們還希望幫助區域合作夥伴發展對抗中國影響力的能力，並且認為美國應該把軍隊布置在遠離中國的海岸線上，以展現明確的防禦性姿態。對於臺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也應該采取類似的不插手的方法對待。克制派聲稱，如果中國大陸想要收復臺灣，那麽美國不應該為了阻止中國大陸而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同樣地，美國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既沒有什麽可以做的，也沒有什麽是應該做的。
兩個學派思想的根本分歧在於：自由國際主義者相信美國能夠管理並且預測外交事務。而克制派則並不這樣認為。對於克制派人士來說，美國世紀的謝幕是不可逆的；人們只能去適應它。
究竟美國應該采取哪種策略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歷史解釋的問題。在美國世紀中美國的主導地位對它來說是好事嗎？對世界來說又是怎樣的呢？
當人們對1945年後的美國外交政策進行長期、認真的審視時，就會清楚地發現美國導致了極大的人道主義災難，而這些災難本可以被一種更加克制的態度避免。美國的有些慘敗是名聲狼藉的：在朝鮮、越南、阿富汗和伊朗的戰爭導致了上百萬人的死亡、流離失所和無家可歸。此外，關於美國在國外扶持親美的領導人的例子也有許多。僅就在冷戰時期，美國就在伊朗、危地馬拉、剛果民主共和國、英屬圭亞那、越南共和國（南越）、玻利維亞、巴西、巴拿馬、印度尼西亞、敘利亞和智利強制推行政體變更。
這些記錄都表明，冷戰與其說是自由國際主義者所贊頌的“長和平”，倒不如說它充斥著難以置信的暴行。歷史學家Paul Thomas Chamberlin估計，在冷戰的沖突中至少有2000萬人喪生，意味著45年中每天平均有1200人因冷戰而死去。而且，美國的幹預並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終止。根據塔夫斯大學的軍事幹涉項目所表明的，把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沖突包括在內，美國在1990-2017年間一共幹涉他國122次。正如布朗大學的戰爭的代價項目所查明的，反恐戰爭實際上是被美國用來給其在世界幾乎一半國家的行動以正當的理由的。
這些幹涉顯然違反了國際關系的基石——主權原則。但更加重要的是，這些幹涉還產生了糟糕的後果。正如政治科學家Lindsey O’Rourke所強調的那樣，被美國作為政體變更的目標國家比起其他國家更可能經歷內戰、大規模屠殺、對人權的踐踏和民主的倒退威而鋼100mg、威而鋼vigora、必利吉正品、雙效威而鋼、泰國果凍、樂威壯20mg、藍精靈威而鋼suhagra、印度必利勁、犀利士20mg、雙效必利勁。
論及普通美國人從他們的帝國中得到的好處，同樣很難對美國的歷史記錄進行洗白。在二戰後的三十年間，武裝至上的原則的確保證了美國處在有利貿易地位上，也使得美國人的消費比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群體都要多（在此過程中導致了及其嚴重的環境汙染）。但當羅斯福新政的原則讓位於新自由主義之後，美國通過霸權得到的好處減少了。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人民開始承受一個充斥著軍事化的政治文化、種族主義、仇外心理、用軍事級武器武裝到牙齒的警察部隊、不斷膨脹的國防預算和無休止的戰爭的美利堅帝國的惡果，但除了生活在帝國的大都市中獲得的“精神工資”以外，美國人民並沒有享受到這個帝國帶來的太多好處。
實際上，越是考慮美國世紀，就越會發覺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身份很像是一個歷史的反常現象。地緣政治環境不可能允許另一個國家變得像過去70年的美國那樣強大。1945年，當美國第一次在世界舞臺上展現出耀武揚威的姿態的時候，它的力量是驚人的。美國生產了全世界一半的制成品、是全世界三分之一出口商品的來源地、作為全球的債權人、享有核武器壟斷並且控制著前所未有的強大軍事力量。它最接近的競爭對手是一個殘缺不全、正努力從失去2000多萬公民和大量領土的破壞中復蘇的蘇聯。
美國的實力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之後也是令人震驚的，尤其是當合計美國和其西方盟友實力的時候。1992年，七國集團——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擁有著世界68%的GDP並且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實力。海灣戰爭似乎表明了七國集團可以在犧牲最少人數的情況下，快速並且廉價地達成它們的目的。
但是時過境遷，到2020年，七國集團的GDP已經下降到全球總量的31%，且預計到2024年會下降到29%。這樣一個趨勢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如果說過去30年美國發動的戰爭表明了什麽的話，那就是先進的軍事力量並不總能夠實現預期的政治目標。美國和其盟友不可能再有當年之勇，霸權是一個歷史的反常現象，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它不太可能重演了。韓國奇力片|韓國奇力片哪裡買| 韓國奇力片效果| 韓國奇力片功效|奇力片
自由國際主義者的方法也存在一些更為本質的，甚至本體論的問題。自由國際主義是19世紀末的產物，那個年代的進步主義思想家、活動家和政策制定者們都相信人類的事務可以由理性支配。但事實證明，這只是個夢想而已。沒有一個國家——無論它有多強大——有掌握國際關系的能力。伍德羅·威爾遜和其他一些進步派人士希望美國能夠掌握國際關系，可是國際關系具有極端的不確定性，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棋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