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2020-09-28 01:56:49
原創 人民論壇網 2020-09-07 09:43:41
貧窮，時至今日，仍是最沉重的社會問題之一。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的反貧困問題研究專家在《貧窮的本質》書中揭示出，貧窮的本質是窮人處於弱勢的發展處境。貧困的境遇，導致窮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受限，造成許多小錯誤，並產生惡性循環。
那麼，貧窮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今年是精準扶貧“收官”之年，接下來扶貧工作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重新審視貧窮的本質具有特殊的意義。
來源|人民論壇雜誌及人民論壇網（rmltwz）
作者|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朱冬亮
精準扶貧任務的完成，意味著中國消除了絕對貧困，這是繼2000年解決溫飽問題之後所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發展成果。2017-2018年，筆者指導研究團隊到貴州省龍里縣、獨山縣，廣西壯族自治區龍勝縣、羅城縣，甘肅省清水縣、武都區和福建省霞浦縣、將樂縣、順昌縣等4個省、自治區的9個縣（區）實施田野調查，共調查了19個貧困村，獲取686戶樣本，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為643戶，而獲得完整建檔立卡信息的樣本貧困戶共有537戶。文章以實地調查獲取的一手研究資料為基礎，探索貧窮的本質，再對農村精準扶貧的基層實踐進行分析和闡述，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對策建議。
致貧的原因：
貧困戶致貧原因複雜，往往並非單一因素所致
實施農村扶貧，首先要弄清楚貧窮的本質是什麼？是哪些因素導致了貧窮？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貧窮的本質》這一著作中，試圖以連續15年對世界五大洲18個發展中國家的調查為基礎，深入探究和剖析全球貧困的本質。目前世界上貧困地區大都是處於土地貧瘠、水源缺乏、交通不便的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內陸地區。為了適應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貧困地區的窮人有著自己的經濟生活方式和生存準則，非貧困地區的人很難理解和想像他們的生計方式。兩位學者認為，只有真正了解窮人所處的生活環境，才能把握貧窮的本質，才能開出逃離“貧窮陷阱”的藥方。
在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看來，貧困的表現與窮人缺衣少食、營養不良、就業機會不穩定且收入低微、子女受教育水平低、信貸等社會支持缺失、扶貧政策執行不到位等各方面因素相關。正是基於同樣的理念，結合以往的扶貧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提出了精準扶貧策略，強調農村扶貧首先要弄清“扶持誰”的問題，確保把真正的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等搞清楚。在精準識別貧困人口的基礎上，再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家庭的具體致貧原因，實施發展生產、易地搬遷、生態補償、發展教育和社會保障兜底等“五個一批”扶貧策略。在具體實踐中，各地總結出因學（教育負擔重）、因子女多、因缺勞動力、因病殘、因缺技術、因災、因發展動力不足等多種致貧原因，並對之精準施策。
2017-2018年，筆者在貴州、廣西、甘肅和福建4個省、自治區的9個縣（區）對抽取的537戶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家庭樣本進行分析（以貧困戶填寫的建檔立卡信息為準），貧困戶家庭致貧的原因多種多樣（見下表）。事實上，如果貧困家庭缺勞動力，就意味無法對其直接進行產業扶貧。
貧窮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個體現象。正如《貧窮的本質》所指出的，貧困者之所以會陷入“貧困陷阱”而難以自拔，與其所處的落後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有關係，由此導致窮人們在對自己家庭的健康、教育等進行投入規劃時採取了一些在外人看來是短視的做法，導致貧困的生產與再生產。這種“貧窮文化”會通過代際傳承而延續下去，導致貧窮的延續和窮人的再生產。“貧窮文化”有自身的特質，並且與窮人所處的社區環境乃至大社會環境整合缺失、貧窮社區團體、貧窮人的家庭結構和窮人的個人特質等四個因素有關。
事實上，貧困戶致貧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我國單一選項的建檔立卡調查數據對致貧原因的分類並不能充分反映貧困戶的實際情況，有的家庭是多種因素致貧。如因病因殘的貧困家庭肯定就缺勞力；因孩子多上學負擔重的貧困家庭很可能就缺資金；缺技術的貧困家庭則可能與家庭成員受教育程度更低有關。
從我國的扶貧實踐來看，我們必須真正區分出貧窮是因為生產力發展落後導致，還是由於製度排斥因素所致，或者家庭個人因素所致。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術界提出用社會排斥理論（social exclusion theory）來解釋社會貧困問題，包括被人瞧不起、無法與人競爭、缺乏技術和權利缺失。
已有的關於貧困本質的研究給我國的反貧困治理提供多方面的啟示意義。事實上，當貧窮意味著發展不平衡時，消滅貧困就不可能；當貧困與惡劣的生存環境相關時，貧困就是外部客觀原因所導致；當貧窮與特定家庭或者社會成員的殘疾患病、心智不健全連在一起時，就掩蓋了社會保障的缺失；當貧窮與個人的懶惰、頹廢、懈怠相關時，凸顯的是人性的頹廢。
在中國精準扶貧的實踐中，產業扶貧項目是投入最大的扶貧舉措
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闡述的發展中國家的扶貧經驗給我們的啟示是扶貧工作是層層遞進的。首先要提升貧困群體的營養和健康狀況，才能考慮提高窮人的教育水平，並為貧困者提供就業培訓。從外部支持條件來看，要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給予窮人小額信貸支持、提高扶貧政策實施績效等。我國2000年之前實施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已經基本解決了貧困群眾的溫飽問題，新時期的精準扶貧則是提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準，大力實施“五個一批”扶貧策略，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體現出中國現階段扶貧強有力的政府主導性特徵，投入的力度更是前所未有。由此形成中國特色的扶貧之路。
在我國的扶貧實踐中，產業扶貧也是投入力度最大的項目。筆者調查的4個省、自治區9個縣（區）均規定：符合條件的貧困戶家庭發展各類產業項目，每戶都可申請金額為2000-6000元不等的無償產業扶貧資金。其中，在抽樣調查的537戶建檔立卡貧困戶樣本中，有超過三分之一（34.6%）的貧困戶有申請到各類林業產業項目資金扶持。除此之外，對於符合條件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根據其家庭情況，每戶可申請最高不超過5萬元的小額貼息信用貸款用於發展產業，期限不超過3年。為了鼓勵合作社、農業企業等經營實體帶動貧困戶脫貧，各地最常見的做法是給予這類經營主體金融扶貧貼息貸款，享受稅收優惠或者鼓勵林地規模流轉等支持。
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注意到，扶貧項目的實施與村莊社區決策機制有很大關聯。我國各省普遍給予貧困村扶貧資金項目扶持，目的是使貧困村脫貧並帶動村里的貧困戶脫貧。扶持村集體的項目包括成立合作社、發展光伏產業等。如甘肅省要求在2020年之前，每一個貧困村至少成立一家農業或者林業專業合作社。廣西壯族自治區也規定，到2020年，全自治區5000個貧困村都要確保設立50萬元以上的村集體經濟發展資金。
由於精準扶貧考核對時效性要求高，各地幫扶幹部幫助貧困戶，普遍支持其發展一些見效快的家庭種植業和家禽牲畜養殖業。貴州、甘肅、廣西等經濟相對落後的省份從2014年前後開始精準識別貧困人口並推進扶貧工作，而在福建、廣東等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精準扶貧實際上自2015年11月中央扶貧工作會議召開之後才推進，而大多數地方都要求在2019年前就實現精準脫貧，整個扶貧的時間不超過6年。實際操作中，很多貧困戶在2-3年內就要實現脫貧。所謂的第三方評估精準脫貧在2017年或者稍晚時候即展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夠顯現出扶貧成效的大多是短期性的產業項目，這就導致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幫扶幹部都不願投入那些需要長期經營才能見效的產業項目。
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的研究表明，貧困群體應對外部市場經營風險的能力比普通人要弱的多，因此實施產業扶貧，政府必須配套建立農產品保險等類似的幫扶舉措，從全產業鏈角度支持才能獲得更好的實效。從近年來的實施情況來看，我國產業扶貧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如貴州省龍里縣貧困戶2016年養的豬到2017年長到200斤左右，但2017年年中時，當地生豬的價格很低，毛重每斤只有8元。一頭生豬隻能賣1600元，僅豬仔成本就要1000元。幸好豬仔和飼料成本有扶貧資金扶持。這樣算，如果是貧困戶自己養豬，就不掙錢，甚至可能虧本。而如果遇到2019年的“非洲豬瘟”，各地普遍禁止散戶飼養生豬，情況更是不容樂觀。
即使有的地方投資了一些長期性的產業項目，但是這些扶貧項目尤其是林業類的扶貧項目投入周期長、見效慢，因此短期內很難客觀準確評估其扶貧成效。而現有的扶貧政策設計也無法與之有效銜接，主要是因為扶貧項目資金投入使用制度違背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如果貧困戶要投資建設週期長的林業項目，現有的政策支持顯然力度不夠。再者，由於很多地方的扶貧產業結構相同，數年之後林果業產出之時，恰恰可能是產能過剩時期，其中面臨的市場風險缺乏嚴謹的評估。
在中國精準扶貧實踐中，易地搬遷扶貧是深度貧困地區的扶貧之路，生態扶貧主要依賴轉移支付投入
雖然《貧窮的本質》強調指出全球高貧困發生率地區往往都是分佈在生存條件較為惡劣的地區，但是書中的論述很少提到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採取的行動。而這點恰恰也是中國扶貧項目實施投入力度較大的地方。如果當地實在不適宜人居，就通過易地搬遷改變人地關係來達到扶貧的效果。
甘肅隴南市武都區某領導曾經認真算過一筆賬，發現在不適合人居之地實施易地搬遷扶貧投入的資金比在當地扶貧花費的資金更少，而且成效更佳更有可持續性。2016年，武都區全區有4100戶1.8萬貧困人口居住在不具備生存條件的貧瘠苦寒之地。以往採取輸血式扶貧和就地開發式扶貧都不能從根本上斷“窮根”，需要“挪窮窩”。
初步估算，武都區要讓這1.8萬貧困人口在當地脫貧，僅道路建設、產業扶持、解決飲水安全等就需要投入11.48億元，戶均投資約28萬元，人均投資6.38萬元。而如果進行易地搬遷，集中安置到條件較好的區域，在群眾不掏一分錢的情況下，比在原址扶貧可以減少投資3.03億元，節約超過四分之一的資金。
➜一是實施生態護林員扶貧。2016年到2017年，中央財政總計安排45億元資金聘請37萬貧困人口為生態護林員，可帶動約100萬貧困人口脫貧。各地在落實國家生態護林員政策時，基本上是在符合條件的貧困戶家庭選擇1人擔任護林員，每個護林員一年可獲取數千到1萬元的工資性收入。一個貧困家庭只要有1位被聘為生態護林員，基本上可帶動1個貧困戶脫貧。如2016年和2017年貴州省獲得中央財政資金5億元，聘用生態護林員5萬人，涉及建檔立卡貧困人口5萬戶。
➜二是實施生態公益林補償和退耕還林扶貧。這項扶貧舉措在深度貧困地區受益面也較廣。以退耕還林為例，2016年全國安排新一輪退耕還林面積1510萬畝，其中新增退耕還林任務的80%安排到貧困縣。筆者調查的貴州龍里縣、獨山縣、廣西龍勝縣、羅城縣和甘肅隴南市武都區、天水市清水縣等都有安排新一輪退耕還林指標，預計可帶動不少部分貧困戶獲得退耕還林等相關補助，增加貧困家庭經濟收入。
廣義的生態扶貧舉措還包括易地搬遷扶貧、發展生態旅遊和林下經濟等。生態扶貧可帶來生態增值效應，讓社會獲得生態公共物品回報，但這種扶貧模式本身屬於林業的生態林屬性帶來的資產性收入，是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資產製度性的再分配範疇，不屬於長效性的扶貧機制。一旦財政沒有投入，扶貧成效也就隨之失去。
人口金融扶貧中的貼息貸款由政府提供擔保，實施社會保障兜底扶貧
在現代性的金融體制中，窮人往往是屬於“無信用”階層，如印尼有7%的農村窮人和8%的城市窮人沒有正式的儲蓄賬戶，而銀行也因考慮到運營成本太高而不願意向窮人發放貸款，但窮人有自己的民間的資金互助網絡，而給予窮人小額信貸以消除貧困幾乎成為全球扶貧的通行做法。相比之下，我國製定了包括貼息貸款在內的金融扶貧政策，貼息貸款由政府提供擔保。這點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很少能夠做到的。
在筆者獲取的537戶建檔立卡貧困戶樣本中，有申請金融扶貧小額貸款的戶數佔貧困戶總數的59%。各地扶貧中採取的金融扶貧主要有兩種運作模式：一種是貧困戶獲得金融扶貧授信，直接貸款投入於發展家庭產業項目。通常每個貧困戶可申請最高不超過5萬元、期限不超過3年的貼息貸款。前提是貧困戶具有發展產業項目的條件，並具有良好的徵信記錄；另一種是貧困戶把國家賦予的優惠性的“貧困信用”轉介給企業、農民合作社等經營主體，後者獲得這部分貼息貸款，同時承諾帶動這些貧困戶脫貧，或者根據授信額度每年給予5%-8%的“分紅”收入。
《貧窮的本質》揭示，貧困者要想擺脫“貧困陷阱”，必須全面改善他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狀況。類似援助、小額信貸確實在短期內直接改善提升了貧困家庭的消費，但這種做法只是停留在我國早期的救濟式扶貧階段，不一定能帶動貧困家庭擺脫“貧困陷阱”。新時期國家“五個一批”扶貧策略中，其中社會保障兜底扶貧實際上是社會再分配的扶貧手段。以筆者2017年在貴州獨山縣、龍里縣抽樣調查的119戶建檔立卡貧困戶為例，2016年，樣本貧困戶戶均純收入為12527.82元，人均純收入為3726.92元，其中轉移性收入佔比最高，戶均和人均分別達5311.23元和1580.04元，佔貧困戶戶均純收入的42.4%。
由於深度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滯後，地方財政困難，因此社會保障兜底扶貧資金大部分是來自於上級財政轉移支付。如廣西羅城縣本級財政十分困難，屬於典型的“補助型財政”“吃飯財政”，2016年全縣財政支出每100元中有91元來自上級轉移支付。因此，在後精準扶貧時代，這些社會保障性的扶貧仍需包括中央財政在內的上級財政承擔，且不能中斷。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目前農村最可能返貧的是因病返貧。針對這類家庭，如果沒有建立完善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意味著因病致貧將是常態化貧困現象。
對中國精準扶貧實踐的思考：
產業扶貧資金應該投給誰？
《貧窮的本質》著作包含了兩個主題：一是導致貧窮的本質是什麼？二是全球的反貧困治理經驗為什麼收效甚微？同樣的扶貧舉措為什麼在不同地區的窮人身上效果不同？事實上，從《貧窮的本質》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多是依靠非政府組織和市場力量推進扶貧工作，而我國的扶貧始終是政府強力主導下實施，並且把改革、發展和扶貧有機融合在一起，因此，扶貧工作就獲得了巨大成效。當然，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討論的一些問題同樣存在於我國的精準扶貧實踐中，值得我們進行深層的反思。
在反貧困過程中，如何建立一種有效的扶貧政策實施機制，避免官僚體制和腐敗侵蝕扶貧項目實施尤為關鍵。包括小額信貸扶持資金必須精準評估，只有給予那些有執行力的貧困家庭或者市場主體，才能真正發揮政策效力。他們的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各類產業扶貧資金到底是直接給貧困戶個體，還是給能夠帶動貧困戶脫貧的各類經營實體，或者是投給村集體組織？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當下中國的扶貧過程。
一方面，由於對“精準扶貧”政策理解的片面化，很多地方政府在實施產業項目扶貧時，要求把產業項目扶貧資金直接精確發放到單個的貧困戶家庭，這樣導致扶貧項目資金使用分散，項目投入細碎化，降低扶貧資金使用效益，產業項目使用效率更是打了折扣。另一方面，各地試圖通過激勵村莊、合作社、農業企業等經營實體參與帶動貧困戶，這種做法是否能取得實效也頗有爭議。一些企業、合作社之所以願意參與這類項目，目的是想獲取政府的相關的項目資金扶持。由於農業產業普遍受氣候變化影響大，市場銷路同樣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很多經營主體缺乏足夠的產業鏈支持。一旦自身經營的項目失敗，自然帶動貧苦戶脫貧的目標也難以達成，投入的扶貧資金也就可能“打水漂”。
實際上，各地能夠取得較好扶貧效果的產業項目大都是一些具有地域優勢的大產業項目。這些項目大都具有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特徵，有相對完善的產業鏈支撐，其扶貧的路徑往往是帶動某個村莊甚至整個區域整體經濟發展，以“大河有水小河滿”的方式帶動貧困戶脫貧。如廣西龍勝縣龍脊梯田片區和貴州龍里縣的刺梨扶貧產業都是這類扶貧成效突出的案例。
正如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所指出的，小額信貸扶貧設置的社區擔保、嚴格的違約條件限制以及對貸款用途的限制等規定降低了扶貧的成效。我國現有的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大多對貧困戶申請享受扶貧項目政策設置了一些前提條件，而這樣恰恰把一些更貧困的家庭排除在外，人為造成新的社會不公平。如貴州龍里縣規定，貧困戶如果要申請“分紅”式信用貸款，需具備相應的條件：只有家裡有3個勞動力的貧困戶，且在銀行沒有不良記錄，才可貸5萬元；有2個勞動力的貧困戶，可貸3萬；只有1個勞動力的家庭，則只能貸1萬；沒有勞動力的貧困戶，則不能貸款。這些條件恰恰把一些真正需要幫扶的貧困家庭排除在外，失去了扶貧項目設置的意義。
對中國精準扶貧實踐的思考：
“貧窮文化”與貧困戶自我排斥，扶貧引發相對剝奪感等
劉易斯曾經不無見地地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扶貧政策之所以大都失敗，是因為對“貧窮文化”缺乏充分的了解。例如，政府在給予貧民政策救助，包括給予救濟金、食品購買券的同時，要求窮人付出尊嚴、自豪和私密的代價，而這些恰恰是窮人所看重的。劉易斯的觀點被延伸解讀為，如果“貧窮文化”很難改變，這會讓那些試圖改變貧窮現狀的外部力量感到絕望。
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的研究顯示，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援助、小額信貸等扶貧措施很難達成預期目標。我國一些地方的扶貧實踐表明，這些舉措甚至會加劇窮人對扶貧政策和項目的依賴。如廣西羅城縣扶貧辦工作人員曾反映：全縣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貧困戶主要是思想認識上存在問題。有些貧困戶什麼都不想做，就等著政府直接拿錢補助他們。
和之前的扶貧政策相比，新時期實施的精準扶貧標準大為提高，各級政府投入力度前所未有，貧困戶的扶貧獲得感大為增加。一旦貧困戶被納入精準幫扶範圍，按照“兩不愁三保障”的基本脫貧標準，能夠享受到國家一攬子的教育、醫療救助、住房改造補助、優惠金融貸款、產業項目補助等扶貧政策。但是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中兌現的政策紅利，也讓那些沒有納入精準扶貧的貧困“邊緣戶”甚至是一些普通的村民的相對剝奪感大為增加。作為一種負面的主觀感受和不滿、憤慨、怨恨的消極情緒，他們中有的甚至對現行扶貧政策感到不滿乃至產生抱怨心態。
2017年5-6月，筆者在進行田野調查時，其中貴州獨山縣S鎮M村村幹部就反映：“現在很多人都願意當貧困戶，以貧困戶為榮”。龍里縣扶貧辦負責人也反映：“目前社會上有爭戴窮帽的農戶，因為政策太好了嘛！”據該縣扶貧辦負責人提供的信息，該縣在實行“四有”人員清查過程中（即家庭有財政供養成員、有小汽車、有購買商品房、有工商營業執照的實行貧困戶資格申請一票否決制），發現全縣共有340多戶不符合條件的“貧困戶”被清退出來。
對於貧困者而言，他們受到自身主觀條件和外在客觀條件的限制，其生存哲學大多是以維持基本生存基本保障為前提，而不是追求收入最大化。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注意到，窮人們往往不敢也不願進行冒險性的投資，他們不是不思進取，而是覺得自身無力改變現狀。我們試圖通過“扶貧先扶志”的方式來改變他們的認知，但是這點恰恰很難做到，或許相比之下，改變他們的下一代（“扶智”）反而更容易些，這就凸顯出教育扶貧的重要性，而這點恰恰是國際反貧困的一個主要經驗。屈臣氏藥局 日本藤素屈臣氏 日本藤素藥局 日本藤素正品 日本藤素哪裡買 japan tengsu 日本藤素官網 日本藤素進口 日本2H2D 美國maxman 德國黑螞蟻生精片 春藥 媚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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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農村貧困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社會轉型期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斷裂和社會保障缺失所引發的製度不平等。我們要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製度優勢，進一步建立科學化、常態化、長效性的扶貧機制。在國家宏觀頂層設計中，要逐步縫合和消弭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制度，重點從完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逐步提高扶貧標準等方面建立完善的長效社會保障體系。而在微觀的反貧困政策執行方面，一方面，要重視充分發揮村莊社區的主體性作用，建立扶貧政策執行的保障機制，盡量避免出現政策執行偏差；另一方面，通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重組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以產業振興帶動村民增收，並建立更加公平的村集體經濟共享機制，發揮村集體在農村扶貧中的底線保障作用。
上文略有刪減
選自| 《人民論壇》3月上
原標題|貧窮的本質：基於精準扶貧實踐的思考
新媒體編輯| 常嫦
原文責編| 謝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