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士存：構建“面向未來”的中美關係

 美國大選結束以來，下屆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尤其中美關係將迎來何種變化備受關注。目前來看，國際輿論對拜登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轉乾坤並不一致看好，尤其關注中美關係的不少人認為，“中美關係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筆者倒是覺得，現在中美關係應該追求的不是回到過去，而是面向未來、避免對抗、穩步前行。日本藤素 必利吉 岡本藥妝店 美國maxman增大丸 犀利士 雙效犀利士 紅金偉哥 

對話溝通曾使中美關係健康發展

回望歷史，從台海危機、銀河號事件、炸館事件到南海撞機、無瑕號事件，中美關係自1979年建交以來經歷的風浪和挫折不可謂不多，但兩國在一次次沖突和危機中不斷自我調整、彼此適應，同時學習如何與對方相處。

以中國視角看，從克林頓政府、小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美國似乎從未放鬆對中美戰略競爭的警覺和對中國的防範。尤其奧巴馬政府，曾出於對中國可能在南海“挑戰”美國地區霸權地位的臆測而備感焦慮。正是為了化解矛盾、消除猜忌，兩國先後建立“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機制”、中美國防部直通熱線、“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以及開展戰略與經濟對話、外交與安全對話等外交和軍事危機防控和處理機制，兩國領導人亦頻繁會晤，為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指引方向。

顯然，這些機制的建立和有效運作以及兩國領導人的高層引領，為雙方在對話溝通和相互適應中探索和平共處之道發揮了特殊作用。

筆者曾親身經歷並參與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的處理，從事件發生到初步解決僅僅用了12天時間。當時中美關係沒因南海撞機事件發生大的轉折，背後的原因部分在於“9·11”事件後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與轉變，但兩國決策層對避免危機升級的共識、彼此一定程度的互信基礎和及時對話溝通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一事件給今天人們的啟示是，只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把握對方底線、顧及民心向背，以合作精神和對話方式處理分歧和危機，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兩國關係出現大的顛覆。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從既往一系列事件的危機管控和應對結果來看，中美之間似乎沒有過不去的坎。

篤信對抗重創中美關係

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在對華關係上奉行單邊主義和極限施壓政策，肆意將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炮製“經濟脫鉤”“中國病毒”“南海軍事化”“海洋帝國”等各種論調，對華髮起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導致兩國間上百個對話溝通機制處於停擺或中斷狀態，中美關係“自由落體式”下滑至建交以來的歷史最低點。

還以南海問題為例，特朗普政府徹底放棄美國歷屆政府“保持中立”的官方立場，不斷加碼在南海針對中國的海空軍事行動。從25次針對中國的“航行自由行動”到2020年上半年超過3000日本藤素 必利吉 岡本藥妝店 美國maxman增大丸 犀利士 雙效犀利士 紅金偉哥 架次空中軍事行動和60艘次水面艦艇活動，中美兩軍南海對峙幾成常態。蓬佩奧“7·13”聲明更是毫不掩飾地鼓動其他爭端國，試圖拼湊遏制中國統一陣線的意圖昭然若揭。中美在南海的較量因美國的海上霸權主義行徑和徒有虛名的“中立政策”愈演愈烈，中美在南海海空“擦槍走火”已不是小概率事件。

美國一些戰略精英和智庫學者聲稱中美進入兩強相爭時代，這些人深受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思維影響，甚至對這一分析範式深信不疑。建交40年後的中美關係確實出現了力量此消彼長的現象，但稍有常識和理性的有識之士都能清醒認識到，中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仍與美國有著相當大的實力差距，此其一。其二，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知識和科技大融合，不是民粹主義鼓譟下的逆全球化浪潮所能阻止的。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科學技術水平以及錯綜複雜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等諸多因素，也是基於2000多年前歷史現象而得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設所無法預見的。

又到十字路口的中美關係怎麼走

美國大選結束以來，國際輿論對拜登引領美國重回多邊主義軌道、重回合作應對人類社會共同挑戰寄予厚望，也對拜登政府處理對華關係時少些對抗多些合作、少些不確定多些確定、少些戰略博弈多些對話溝通抱有一定期待。

自民族國家誕生以來的世界歷史一再證明，國與國之間關係並非全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大國在經歷風雨甚至激烈衝突之後還是不得不尋求共存。依筆者看，面向未來的中美關係亦不例外。中美肯定回不到20世紀70年代的關係，但完全對抗是只會導致“雙輸”甚至“全輸”的下策選擇。事實上，中美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探索出如何相處的“第三條道路”，即在全球影響力、多邊機制、地區安全秩序主導權等方面的競爭或許難以避免，但在經貿、氣候變化以及疫情應對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全球性公共議題上，合作無疑是唯一正確選擇。

簡而言之，再次處於歷史十字路口的中美關係，或可從以下方面構建面向未來的雙邊關係：

第一，美國的決策者們應摒棄“妖魔化”中國的偏好，對一些政客故意煽動的反華思潮進行糾偏，為恢復“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外交與安全對話”等政府間對話機制營造積極氣氛。同時採取實際行動鼓勵兩國智庫間學術交流與合作等人文領域的互動，取消對大學以及省、州之間交流的人為限制。

第二，逐步回歸多邊組織和機制框架下的中美合作，利用G20、APEC和東亞峰會等全球性或地區性多邊機制，圍繞全球治理、疫情應對、經濟復甦、氣候變化及地區安全挑戰等議題推動制定共同行動方案。

第三，嘗試構建新型雙邊關係和危機管控機制，力爭把“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理念確立為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