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為何鄧小平能夠“摸著石頭過河”？
2020-12-22 05:00:48
傅高義：為何鄧小平能夠“摸著石頭過河”？
新京報2020-12-21 13:35:35
據《新京報》消息，北京時間12月21日，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發表推文證實，美國著名學者，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去世，享年90歲。傅高義是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學亨利·福特二世社會學榮休教授，其代表作有《鄧小平時代》、《日本第一》等。
《鄧小平時代》是傅高義享譽海內外的名作。傅高義傾十年心血，嚴謹而詳實地使用了豐富的檔案資料和研究成果，對鄧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國驚險崎嶇的改革開放之路做出了全景式的描述。同時，在本書中，傅高義深入分析了鄧小平的個人性格及執政風格，為我們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史提供完整而獨到的闡釋。《鄧小平時代》被譽為鄧小平研究中一本“紀念碑式”的著作，在中外皆具有非常高的權威性。
為了紀念傅高義的逝世，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鄧小平時代》的導言部分，以饗讀者。
傅高義：為何鄧小平能夠“摸著石頭過河”？
《鄧小平時代》，[美]傅高義著，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年1月版。
原作者 | [美]傅高義
摘編 | 徐悅東
1979年3月，港英總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飛往北京，就香港問題做出說明。麥理浩通曉漢語，且廣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將與一位高級官員見面，抵京之後才高興地獲悉，即將與他會面的是剛被任命的中國的重要領導人鄧小平。這次不公開的會見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麥理浩向鄧小平談到香港正面臨日益增多的困難。
雙方都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一直統治著香港這塊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約將於1997年到期。麥理浩總督採用外交辭令，字斟句酌地談到有必要讓港人放心，因為他們對1997年之後的前景深感憂慮。鄧小平仔細聽取了港督的關切。當會談結束後他們起身走向門口時，鄧小平向麥理浩做了個手勢，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聽到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幾的主人對他說，“你如果覺得統治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治中國試試。”
鄧小平深知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爛攤子，國家仍因“文革”的混亂而步履蹣跚——在“文革”中，年輕人被動員起來批判高級幹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們拉下馬，使這個接近十億人的國家陷入一片混亂。當時占人口總數80%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區區40美元，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及1957年的水準。
軍隊幹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趕下臺的老幹部，但他們對自己佔據的職位既無準備又缺少素養。軍隊變得臃腫不堪，並疏於軍務，有些在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享受著當官的特權，卻不務正業。交通與通信設施破敗不堪。大型工廠的生產仍在採用1950年代從蘇聯進口的技術，設備也處於失修狀態。
大學在過去10年裏基本上被關閉。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但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裏變得越來越困難。城市又無法為他們提供就業，更不用說那些想進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萬農民。再者，城市居民擔心自己的飯碗，並不歡迎新來的人。
一些大膽的幹部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澤東本人，但是鄧小平認為，過去20 年的失敗不能全歸罪於一人，用他的話說：“我們大家都有份。”毛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但在鄧小平看來，更大的問題是導致這些錯誤的制度缺陷。政治體系控制到每家每戶的做法搞過了頭，造成了恐懼和主動精神的喪失；對經濟體系的控制也搞過了頭，導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國的領導人究竟怎樣才能做到既維持國家穩定，又為社會鬆綁？
“文革”前的十多年裏，沒有誰比鄧小平在建設和管理這個舊體制上承擔過更多責任。1969年至1973年鄧小平下放江西的三年半裏，也沒有哪個中國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過中國的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需要做些什麼。
1978年時，鄧小平對於如何做到民富國強並無清晰的藍圖，他承認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並且一再重複這句如今已廣為人知的話。不過，他在思考如何開展工作時，確實有一個框架。
他要讓中國向世界各國的科學技術、管理體制和新思想敞開大門，無論那個國家屬於什麼政治制度。他很清楚，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臺灣——正以其他任何國家未曾有過的速度快速發展。然而鄧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整個制度，因為任何外來制度都不適合中國的特殊需要——中國有著豐富的文化傳統，它幅員遼闊，各地差異很大，而且十分貧窮。
傅高義：為何鄧小平能夠“摸著石頭過河”？
鄧小平
他認識到了一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的事情：單靠開放市場並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逐步建立各種制度。他要鼓勵幹部開闊視野，到各國學習成功經驗，帶回有發展前景的技術和管理方式，通過試驗來確定能在國內行之有效的辦法。他要幫助鋪平中國與其他國家發展良好關係之路，使它們願意與中國合作。
為使這項重建工作有序進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掌控這個過程的組織。在1978年的中國，最有經驗的領導，是那些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就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需要讓他們重新回來工作。要派年輕人去海外學習，從世界各地帶回來最好的觀念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採用這些新的做法將帶來巨大的破壞性。即使共產黨也要從根本上轉變它的目標和工作方式。
作為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並不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提出新思想，他認為自己的職責是掌控設計和落實新體制的顛覆性的過程。他要承擔最後責任，做出正確判斷。他要挑選一個與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導這個體制中能夠與他分擔責任；他必須迅速建立起一套組織，使他們能夠一起有效地開展工作。他要得到有關國內真實情況和國際形勢的最佳資訊。他要給人們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澤東在1958年那樣使人產生不切實際的預期。他要向幹部群眾說明國情，也要調整變革的步伐，使之能夠被人民接受，使國家不至於分裂。
雖然他掌握著很大權力，但他知道必須敏於觀察他的同事間的政治氣氛，畢竟他要依靠這些人去貫徹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發生著根本改變，他仍要在就業和日常生活方面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簡言之，鄧小平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當時還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這個有著十億人口、處於混亂狀態的國家。
這個人：鄧小平
雖然鄧小平身材矮小，但擔任最高領導人的他在房間一露面，就能展現出奪人的氣勢，自然而然地成為眾人矚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觀察家說過，他似乎能給房間帶來電流。他在解決重大問題時專注而果斷，既有戰時軍隊司令員那種天生的沉著，又有半個世紀裏接近權力中心處理重大問題養成的自信。他經歷過官場沉浮，在妻子兒女和親密同事的支持下又東山再起，所以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隨時樂於承認。吉米· 卡特總統曾評論道，鄧小平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的自信，這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他從不糾纏於過去的錯誤或誰要對其負責。
他經常打橋牌，就像他打牌時的表現一樣，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認識並接受權力現實，在可能的範圍內做事。一旦沒有毛澤東在背後盯著他，鄧小平對自己和自己的權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現得輕鬆自如，坦率而機智，並且直言不諱。在1979 年1月的華盛頓國宴上，雪莉· 麥克雷恩（Shirley McClaine）對他說，有個“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的知識份子很感激自己從那段種番茄的生活中學到的東西，鄧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斷她說，“他在撒謊！”然後向她講述了“文革”是多麼可怕。
鄧小平在1978年時已74歲，但依然精力充沛，機警過人。早上起床後，他會在家裏的花園快步繞行半小時。他的辦公室就設在自己家裏。很多中國領導人同客人坐在並排的沙發上談話時都是目光直視前方，鄧小平卻喜歡轉過身來注視著與他交談的人。他勤思好問，善於傾聽。據外國官員的描述，如果他反對外國的政策，他會表現得易怒和“咄咄逼人”。鄧小平見識過那些利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海外武力謀求私利的國家，因此他對自稱友善的外國領導人從來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無論來自大國還是小國，那些有著不同社會地位、屬於不同政黨的外國客人，最後都會感到與他相處愉快，即使他們並不喜歡他說的話。他們覺得鄧是一個能夠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對鄧小平的直率和務實留有深刻印象，這使他們誤以為他骨子裏是個資本主義分子，他會將中國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樂於學習，但他最終認為，自己要比他們更清楚什麼對中國有利，而那不應該是資本主義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1978年時，鄧小平右耳聽力已經很差，這妨礙了他參加人們表達不同意見的會議。他更喜歡看報，每天上午都會一個人坐著讀各種報告；他的辦公室主任每天為他拿來15份報紙和所有重要報告，鄧小平會從中選出那些值得花時間去閱讀的東西。會見外賓對他來說要更容易一些，因為譯員可以直接對著他的左耳說話，使他能夠與客人自如地交談。鄧小平講一口帶有濃重四川鄉音的普通話，不過會講普通話的人並不難聽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語速。鄧小平面對的任務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難想像還會有什麼人比他做了更充分的準備，或者是從性情和習慣上更能勝任。屈臣氏藥局 日本藤素屈臣氏 日本藤素藥局 日本藤素正品 日本藤素哪裡買 japan tengsu 日本藤素官網 日本藤素進口 日本2H2D 美國maxman 德國黑螞蟻生精片 春藥 媚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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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有著本能的愛國主義和為黨獻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這種精神的鼓舞。鄧小平的愛國思想形成於他14歲那年，當時他就讀於廣安縣中學，他走上街頭示威並感受到了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16歲那年他去了法國，分派給華人的苦力活和求學前景的落空讓他大失所望，於是他加入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此後，直到70多年後去世，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
在法國的五年和在蘇聯的一年，使鄧小平比毛澤東更瞭解世界發展的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他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的工商業；在蘇聯的一年使他得以觀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如何應對現代化的。
在法國時，鄧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為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思考整體戰略的知識份子中。從那時起，通過和這些中國革命的大戰略家交往，鄧小平培養起一種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夠從一個“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落實、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在法國期間，鄧小平放棄了工廠的工作，為周恩來——他比鄧小平大6歲——領導下的那個小小的中共黨支部幹些雜活。他當時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國學生傳播左派思想的宣傳冊，所以得了一個“油印博士”的綽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