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先生逝世，為何最先報導的是日本媒體？

 “國際上最先報導傅高義先生逝世的居然是日本媒體！”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去世後，針對有國內讀者提到的這個細節，《環球時報》記者詢問了一位日本外務省官員。他表示，在日本，人們對傅高義非常重視，因為他是美國罕見的“日本通”和“中國通”，對於他的離去，日本輿論也有類似中國“大師已走”的感慨。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日本外交界人士說，傅高​​義撰寫的《日本第一》《日本新中產階級》等書，不僅講述日本戰後的崛起，更給美國的對日政策調整提供了依據。日本外交智庫界和一些專業研究人員，一直與傅高義及其家人、助手保持著熱絡的聯繫，因此，日媒對外公佈有關傅高義逝世的消息也快了一步。該外交官還強調說：“傅高義先生最大的特點是作為'日本通'和'中國通'，他不是在'知識'上，而是在'見識'上緩和著美國與日本、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我們知道美國有許多高層官員向傅高義諮詢對日看法、對華看法，但從來沒有看到哪一位美國官員憑藉傅高義先生的某一本書或某一句話在經濟等領域發出對日、對華'作戰'的叫囂。”

長期關注和報導國際問題，《環球時報》記者的一個感受是：冷戰結束以後，總有人感慨“某國通”越來越少。究其原因，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各國的國門進一步敞開，原有的“鐵壁”被不斷地打破。所謂國際關係學者的“通”，過去首先表現在資料的大量和獨家佔有上。記者早年採訪過一位日本的“中國軍事通”，走進他寬敞的客廳，可以看到沿牆一排書架擺放著大量與中國軍事有關的報刊。熟悉這位“軍事通”的人知道，他很少去中國，卻靠著這些材料寫過10多本有關當代中國的書籍。記者還採訪過一位“中共黨史通”，他憑藉研究冷戰結束前台灣情報機構獲取的大陸報刊和文件，成為特定時代的專家。而在網絡時代的今天、在各種資訊爆炸式增長且真偽難辨的背景下，一個學者要想成為真正的“大師”或者“某國通”就不那麼容易了。

而傅高義等老一代美國“知華派”學者，是在特定的年代，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切入，對中國問題和中美之間的交流有著更深刻的認識。鮮為人知的是，當年美國哈佛大學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是按照1840年來分界的。研究1840年以前的歷史和問題，最有名的是漢學家楊聯陞先生等；1840年以後的歷史和問題，最有名的是歷史學家、漢學家費正清先生。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傅高義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同時師從楊聯陞和費正清。上世紀90年代，傅高義來東京講學時，記者曾就此問題請教過他，他當時說：“能拜兩位見識不同的大師為師，才讓我自身有了真正的成長。（如果）只聽一面之言，不會成為真正的學者的。”2h2d  DEEP SLEEP  FM2  Men pro  PenirumA+  big max  UPman1h  乖乖水  倍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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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我們為傅高義離去而歎息時，他的這番話與研究經歷給人更多思考，也或多或少讓人了解到為什麼冷戰結束到現在，歐美國家以及日本的“知華派”大師看上去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