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習仲勳
2021-01-17 02:11:41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習仲勳
原創黨史博采2021-01-07 13:57:00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習仲勳
文/何立波 馬紅敏
習仲勳是我黨一位高級領導幹部，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生涯中，習仲勳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衝破“左”傾思想的重重阻力，為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受到了黨和人民的高度評價。
毛澤東: "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勳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一個農民家庭，1928年入黨，1934年11月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陝北、陝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在反“圍剿”戰爭中連成一片，合併成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習仲勳任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成為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抵達陝北。在村子的牆壁和大樹上，毛澤東看見張貼時日已久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佈告》，上面署名“主席習仲勳”。後來在瓦窯堡，毛澤東第一次見到時年22歲的習仲勳。這時，習仲勳剛剛從“左”傾錯誤路線的牢中被釋放出來，毛澤東頗感驚訝：“這麼年輕。”在陝北根據地，在少數老同志中曾有一種議論：“陝北救了中央。”習仲勳不這麼認為，他說：“這句話應該倒過來：‘中央救了陝北’。”習仲勳說：毛主席和黨中央長征尚未到達陝北前，陝北根據地外受國民黨重兵“圍剿”，內遭“左”傾路線的危害，許多優秀的黨員、幹部、知識份子和下級軍事指揮員被槍殺、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陝北，陝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 “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1936年1月，習仲勳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同年6月參加西征，8月，習仲勳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關中，守衛陝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期間，習仲勳先後擔任中共關中分委書記、分區專員、分區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執委、西北局黨校校長。習仲勳組織領導關中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鬥爭，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贏得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1943年1月，毛澤東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同年2月，習仲勳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培養典型，總結經驗，領導大生產運動，增強了當地的經濟實力，為鞏固和發展“三三制”政權作出了很大成績。在整風審幹和“搶救運動”中，習仲勳抵制和糾正“左”的偏向，保護了幹部和群眾。1945年6月，習仲勳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習仲勳
◆1937年10月，關中特區改稱關中分區，在分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習仲勳當選為分委書記。圖為習仲勳（右三）與關中部分領導幹部合影。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受黨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領一批幹部離開延安，奔赴東北，開闢東北解放區。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勳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當時，習仲勳只有32歲，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習仲勳的欣賞程度。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各個解放區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運動中，蘇維埃時期的老區、抗日戰爭時期的半老區，均出現與新區土改不加區別的現象和過激行為。1948年初，習仲勳在一個月內三次就“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緒”和“按三類地區有區別地進行土地改革”等重大問題向黨中央、毛主席致電，直言不諱地提出反對“左”傾行為。
在1月4日致中央和毛主席的電報中，習仲勳指出，如果按照一般做法在老區進行土改，一定要犯原則的錯誤，那種認為地主、富農占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觀念在老區必須改變，否則勢必犯嚴重錯誤。習仲勳認為，在老區發動群眾運動，要堅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形式主義。
毛澤東對習仲勳的來信很重視，1月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勳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華北各老根據地亦應當注意。”
1月19日，習仲勳就陝甘寧邊區糾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再次致電毛澤東，提出由於義合會議（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綏德縣義合鎮舉行的陝甘寧邊區幹部會議）潛伏一種“左”的情緒和晉綏的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並提出整改的意見。
不久，中央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老區半老區土改問題的決定”頒發各個解放區。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立後恢復國民經濟時期的西北局工作中，習仲勳在工作實踐中很好地闡釋了實事求是的涵義。
毛澤東誇讚習仲勳，“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西北地區幅員遼闊，但是政治複雜，經濟落後。習仲勳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基礎上採取“穩進慎重”方針進行。“爭取各民族上層人士，爭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後去發動，不可顛倒過來。”這是習仲勳當時解決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國成立前後，在青海，大小叛亂很多。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中央政府，便是習仲勳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一個重要貢獻。
青海省地處黃河上游兩岸，地勢險要，林深山高，住著昂拉部落，實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項謙任千戶職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戶，遊移不定，反復無常。藏族人民對共產黨和解放區還不了解，項謙更是心存疑慮。青海軍閥馬步芳部發動叛亂，被人民解放軍剿滅。平叛之後，殘餘叛亂分子拉攏項謙叛亂，讓他出任“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軍長。習仲勳認為，如何正確解決昂拉叛亂，不僅對解放昂拉藏族同胞關係重大，而且對於共產黨在青海工作關係極大，甚至對甘、川、康藏區，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響，因此要求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決；對於項謙必須採取反復爭取，實行特別寬大政策。習仲勳不是單純考慮項謙個人問題，而是從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出發，團結包括藏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習仲勳
◆1943年2月，習仲勳調任綏德地委書記，把守邊區“北大門”。圖為擔任綏德地委書記期間的習仲勳。
習仲勳給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打電話，認為決不能採取武力。為了和平解決問題，習仲勳前後數十次派人爭取項謙。項謙一度歸順，不久又反叛。受習仲勳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後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去做項謙的工作，最終使項謙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誠，此後再未反叛。項謙後來陸續擔任了青海尖紮縣人民政府縣長、黃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長。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向毛澤東彙報了這一事情的前前後後。毛澤東十分讚賞，稱讚道：“諸葛亮有個七擒七放，我們還多，我們來個十擒十放。”後來，毛澤東見到了習仲勳，開玩笑地說：“仲勳，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1951年春，新疆以烏斯滿為首的叛匪殘餘勢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處搶劫，破壞民族團結，情況相當嚴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現了“左”的做法，使問題更加複雜。引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嚴重關切。在提出西北土改問題時，中央和西北局特別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緩行，即現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區黨委不但拒不執行這項重要決定，反而提前進行土改，抓了一些當地少數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一時局面混亂，並出現逃亡浪潮。西北局嚴令新疆區黨委停止這種做法並上報中央。毛澤東對此非常生氣，將新疆區黨委負責人召到北京，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責令他們改正錯誤並改組區黨委。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習仲勳
◆1949年6月，習仲勳在西安各界保衛西安大會上講話。
1952年7月，奉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命令，習仲勳親赴新疆解決民族糾紛事件，穩定了新疆政治形勢。除撤換區黨委主要負責人外，毛澤東還兩次交待習仲勳要將另一位負責人開除出黨，措辭嚴厲。當時習仲勳對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處理，未將此人開除出黨，最後只以暫時降級使用了事。曾任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的李瑞環同志曾講過這樣一句話：“李維漢和習仲勳同志關於民族統戰工作方面的講話和著作，是我們當今民族統戰工作的法寶。”
文藝工作者的貼心人
1951年秋，毛澤東準備讓習仲勳擔任中宣部部長，他在同胡喬木、林默涵兩位同志談話時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日本藤素 日本藤素屈臣氏
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勳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1952年初，毛澤東在與薄一波談話時問道：“你講講，習仲勳這個同志怎麼樣?”薄一波的回答是：“年輕有為。”在延安時，他就聽到過毛澤東以此語讚譽過習仲勳。毛澤東說：“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擔任中宣部部長前，習仲勳曾真心實意地向毛澤東反映，按照他的經歷和水準，難以擔當起領導全國宣傳文教的重任。毛澤東打了個比方：“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於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2年9月，習仲勳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品質、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在1953年3月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習仲勳發表了長篇講話，在文學藝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受到作家藝術家們的交口稱讚。
習仲勳是一位內行的文藝領導者。他認為，一些作家進城幾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責任，但是黨的領導也有責任，領導應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眾中去。為給文藝工作者創造一個良好的創作環境，習仲勳認為，對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要耐心幫助，而不是亂上綱上線，扣大帽子，要善於引導作家前進，要鼓勵作家的旺盛士氣，要激發作家的創作熱情。
習仲勳對於文藝工作的關心和支持可以追溯到主政西北局的時候。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開陝甘寧邊區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到會講話，他號召文藝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槍桿子到哪里，筆桿子就到哪里，動員廣大人民為反蔣（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鬥爭。習仲勳關心文藝工作者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排憂解難。同年l0月，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在西安組建香玉劇社，自任社長。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後，全國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義戰爭的捐獻熱潮。朝鮮戰場傳來消息，我軍某高地遭受百餘架敵機的喪心病狂的狂轟濫炸，全連戰士壯烈犧牲，陣地失守，常香玉聽到廣播後悲憤難眠。翌日清晨，她把丈夫陳憲章拉起來說：“憲章，朝鮮戰場上志願軍打得很艱難，咱能不能為他們做點事？”陳憲章理解她的心情：“咱倆用義演的辦法為志願軍捐一架飛機吧！”不久，習仲勳知道了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愛國熱情，他指示說：“就用‘香玉劇社’號戰鬥機的名義進行捐獻演出吧！”為了幫助常香玉搞好義演，習仲勳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馬運昌、毛雲霄、荊樺三位幹部協助劇社從事捐獻演出工作。對在建國後“左”的路線中受到打擊、經歷坎坷的丁玲、胡風等作家，習仲勳也給予了很大的關心。丁玲和胡風去世後，因為悼詞問題，家屬和有關方面存在分歧，習仲勳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肯定了他們的歷史貢獻，使得追悼會順利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