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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8 03:57:18
吳福輝生前撰文追憶現代文學館誕生記
北青網2021-01-17 16:15:58
原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著名學者吳福輝同志，於北京時間2021年1月15日在加拿大因病去世，享年82歲。生前，他曾提筆撰文訴說了在那個那物質極度匱乏的時代，為民眾精神食糧建造一座文學殿堂是有多麼的艱辛和不易。從現代文學館怎麼選址，到落戶萬壽寺西院的前因後果，再到巴金先生對文學館建設的想法和思路，到最終文學館建成後，巴金坐著輪椅從上海趕到北京主持開館典禮的這一心路歷程。
80年代初巴金倡議建立文學館
1981年3月，巴金在香港和北京先後發表了《創作回憶錄》之十一，提出了建立文學館的倡議。同月稍後，茅盾逝世，巴金很快接替了茅盾的中國作協主席職位。不久，作協主席團接受巴老提議，組建了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這年年底，吳福輝到作協報到，被安排到籌備中的現代文學館工作。
對於現代文學館的籌備，起始於北京城內沙灘北京大學紅樓北面的“五四廣場”。當時恢復後的中國作家協會就在那裏的“地震棚”辦公。文學館籌備小組的屋子挨著司機班，因陋就簡，一無所有。組裏已有三人：李楓，從空軍宣傳部門調來，做作協副秘書長，籌備組長是兼任，嗜讀雜書如命。王乃瑾，是參加過國慶大典前第一次文代會的進城幹部，沒有一點架子。曹琳，50年代的老同志，兢兢業業有實際能力。吳福輝則是第四人。
時隔多年，他還清晰地記得，在“地震棚”的院子裏，開過幾次籌委會。九位委員他都有幸見過：巴金在上海，冰心年事已高，都是以後見的，且不是見一次兩次；其他的曹禺、嚴文井、唐弢、王瑤、馮牧、張僖都在會上見到；羅蓀是主任委員，由他這個與巴金長期在上海共事的評論家來主持此事，在吳福輝看來，真是天造地設一般的適宜。
“我是列席兼管一點會務。那時籌備工作的重心是選館址、找房子。記得隔些日子就傳來消息，說誰誰誰給找了什麼地方了，過後卻泥牛入海無消息。再過幾天又叫人興奮了，說是古廟潭柘寺如何，可惜太遠一點；頤和園藻鑒堂怎樣，該多古雅、多幽靜，但領導們勘察回來說太小了，不夠用。”吳福輝在文中寫道。
吳福輝生前撰文追憶現代文學館誕生記
1984年6月22日，吳福輝（左一）於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建立前在上海訪問巴金
選址萬壽寺西院胡喬木出面協調
就這樣，一年過去，沒有能落實，巴老才寫了後一篇《再說現代文學館》，說88歲的葉聖陶已寫好了館牌，就不知道掛在哪里才好。最後找到了西三環路邊的萬壽寺西院。這本是京郊的大廟，清代幾朝皇帝在此替母親做過壽。“西院前後共六進，一直是總政歌舞團在那裏駐紮，現在由胡喬木替巴金‘化緣’，難於遷出也要遷出，部隊方面請楊尚昆打通，北京市方面找白介夫支持(屬於暫借北京的)，這才掃清了‘障礙’，確定了我們的落腳之處。”吳福輝回憶道。
文學館剛入萬壽寺西院，起先只占後面的兩進，門也在後面開的。前面的四進很晚才交到手裏，這段時間真是捉襟見肘。馮振山是作協老辦公室的幹部，他調來後建立起保衛制度。可一共也沒有幾個男的，到夜裏吳福輝無數次一個人值班住在黑洞洞的院子裏發思古之幽情，瞪著第三進大殿的廢墟感覺有一絲瘆人。
直到1982年10月16日，後照樓西牆門戶大開，在樓底下最大的一間屋子裏舉行了“籌備處”成立儀式。胡喬木掛上了一塊豎寫的牌子，上有“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處”的字樣，標誌著臨時館址的正式確立。當日圍著胡喬木團團坐的周揚、曹禺、艾青、賀敬之、羅蓀、唐弢、王瑤、朱子奇等大作家們在發言時紛紛稱讚，這個地方傳統建築風格很好啊，現代文學雖受外國文學影響但仍具有中國民族氣派，與此很相稱。
文學館真正是白手起家。接下來花去兩年多時間用來修繕古建築，初步徵集、購置現代文學的一部分舊書、舊期刊，並創立了作家捐贈書籍、手稿、書信、實物，不打散而單獨成立以該作家命名的“文庫”制度，這在後來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徵集方式。另利用古建的有限空間，開始舉辦茅盾、老舍的生平展，這項服務於廣大讀者的文學普及形式，成為文學館日後的主要業務內容。
開館後巴金即捐出15萬元稿費
到了1985年初，文學館具備了開館的條件。當年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上鄭重宣佈了成立的消息。3月26日這天，文學館的發起人、名譽館長巴金親自來京主持了開館典禮。文學館是巴老的一個理想。這個晚年的理想終於在他手裏實現了。當他從上海趕來，坐著輪椅進入萬壽寺西院第六進大悲壇的禮堂時，他是欣慰的。
數天後，4月4日，巴金為了見全館人員又一次來到萬壽寺。他一進門就摸出鼓鼓的信封袋，交代這是來京後得到的稿費現金。並宣佈，在已捐出15萬元(不要忘記這是有“萬元戶”稱呼的1985年)的基礎上，今後將把自己的每一筆稿費，無論多少，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全部作為文學館的基金捐出。
“記得那天他還參觀了‘文庫’，包括他的‘巴金文庫’。他贈給館裏的自己著作(包括《家》等代表作品的世界各國譯本)都是他一本本從上海寓所的書架親自挑選、包好寄出的，許多都重新題簽，說明書的來歷和版本的特殊性質等。還有大量別的現代作家送他的簽名本，如魯迅贈他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僅印77本，國內贈送10本，給我們的這本，上有魯迅親題的第7本的‘七’字。”吳福輝在文中很翔實地記錄道，另有魯迅、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一函六冊，當年只印100部，這是送巴金的第9日本藤素 日本藤素屈臣氏
4部，上面有魯迅、鄭振鐸的簽名，第“九十四”三字看筆跡也是魯迅的。如今這都是極富文物價值的鎮館之寶了。
這次參觀後，巴金繼續贈書，甚至因事必躬親，不要李小林等的協助，他還摔了一次。現在館裏他“文庫”所藏共八千冊珍貴書刊，還不算他以後贈的書信、手稿等。從這次來京參加文學館開館後，巴金便再也沒有能到北京來過。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望文學館了，儘管他的關懷在日後的歲月裏從沒有一刻停止過。
趁老作家健在搶救資料是重點
到了90年代初，吳福輝做了現代文學館副館長，這時巴老反復交代他，趁許多老作家還健在，搶救資料是工作重點。“我們就是按此方針辦的。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冰心、蕭乾最操心文學館的事，一幅字畫、一枚獎章、一塊碑石地把東西送來。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蕭三、張天翼、周揚、吳組緗等生前或身後的捐獻最為豐富。”
“就這樣，文學館在萬壽寺辦了15年。我們對院子裏的樓閣、遊廊、古樹、青草、松鼠都有了感情，但最後還是離開了它。這是為了文學館的明天。因古建築再好，是要退回文物部門的，而且它有千條優點卻有一條缺陷，即難於進行現代化的資料收藏、利用和展示。”吳福輝回憶道，最終還是巴老及時為文學館鋪路，他和冰心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致函，要求擇地另建新館。
最終在2000年10月，搬進了位於芍藥居的明亮的有朝氣的新文學館。新館與“唐弢文庫”同時建立，這才標誌了現代文學館1949年前書刊收藏的大體齊全，可以無愧於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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