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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6 03:55:21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原創環球人物雜誌2021-01-18 12:33:33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開欄的話
從1921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走過了整整100年的歷程。我們開設“建黨百年·延安故事”欄目，聽革命後代講歷史、憶家風、話初心。延安精神教育滋養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今天依然是凝聚人心、戰勝困難、開拓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2020年12月20日，胡木英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口述：胡木英
|採訪整理：尹潔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快樂的延安孩子
我是1941年出生在延安的。當時陝北的革命根據地已經比較穩固，很多經歷過長征的幹部都成了家，延安的孩子也多了起來。
那時我們黨對延安青年的教育工作抓得很緊，辦了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就連被俘虜的日本兵，我們也給他們辦了一所日本工農學校。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人，不管是老革命還是新革命，都要進入相應的學校接受教育。因此女同志生了孩子以後就很辛苦了，又要帶孩子，又要上學，怎麼辦呢？一些女同志開始互幫互助，今天我留在家裏照看孩子們，其他人去上學，明天換一個人照看。但這樣還是會影響學習，而且還有很多孩子的父母不在身邊，因此組織上決定找一批保育員，辦一個托兒所。
戰爭年代的保育員非常稀缺，去哪里找呢？組織上最後找到了延安當地的一些女孩，她們當時不過十三四歲、十五六歲的年紀，起初也不是很願意看孩子，組織上就做思想工作：“不是非得上前線才叫參加革命，在托兒所裏也是幹革命。”這樣才動員了一部分女孩。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毛澤東主席在延安與孩子們的合影。
保育員有限，窯洞也有限。托兒所最初只有兩三孔窯洞，放不下幾張小床，於是後來又請當地的老鄉幫著挖了幾孔。在這種條件下，能優先進托兒所的孩子大部分是烈士的後代，再就是父親或母親在抗日前線工作的。而父母都在延安的，像我，以及毛主席另一位秘書葉子龍的兩個女兒，只能由父母請當地的一些大孩子幫忙照顧。
抗戰時期的物資特別緊缺，托兒所連磅秤也沒有。孩子們稱體重時就用中國老式的桿秤，一頭掛著秤砣，另一頭掛一個大筐，把孩子放在筐裏。
我出生的時候，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要按陰曆算，應該是1940年臘月，後來的陽曆生日是父母根據陰曆的大致日子推算出來的。那時大人們都忙著抗戰、工作、學習，許多人生了孩子也不記生日，我們這批孩子的生日很多都是推算出來的。
以一個小孩子的眼光看，在延安的生活還是很愉快的，留給我的記憶都挺美好。雖然物質是匱乏的，沒有糖，但在小米粥裏放倆棗或者幾塊南瓜就有甜味了。莊稼的收成主要靠天，雨水不好的時候就一天干嚼兩頓黑豆，能吃點小米、南瓜、大棗就很好了。過年的時候會殺一頭豬，我們才能吃到肉，平時都是吃油渣，跟菜一起炒，覺得特香。我父親胃不好，饅頭、窩頭都是烤著吃，上面能抹點豬油就是最好的東西了。
我特別喜歡延河。那時沒有河岸，都是河灘，大人有時帶我到河邊玩水玩沙，還能撿點小石頭。不過山洪暴發的時候，河水就成黃泥湯了。你再去看，河裏真是什麼都有，門板啊、窗戶啊，甚至豬啊、羊啊，都讓山洪給沖下來了，河水要過些日子才能變清。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延安的拉歌。每次開大會、看電影，各單位的人一坐下就開始拉歌，你來我往、一刻不停地唱，一直唱到開會或者電影開場。在我的記憶中，那時的延安好像到處都在唱歌。“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我不理解咆哮是什麼意思，以為是延安的“保小”（陝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院小學部，簡稱保小），心想：“為什麼黃河在保小？”
我父親胡喬木做了毛主席秘書後，我們一家先是住在楊家嶺，後來搬到了棗園。棗園讓我記住的不是棗子，而是梨樹。每當梨子成熟的時節，叔叔阿姨們就會搖樹，一搖就掉下來一兩個。毛主席的女兒李訥出生後，我和葉子龍的女兒有時會過去跟她玩。我記得李訥畫了很多京劇人物，可能是因為她父母喜歡京劇的原因，她畫的那些人物頭飾真挺像的。
棗園還有一個小禮堂，是書記處開會的地方，週末的舞會也在那裏開。每次開舞會是我們小孩最高興的時候。大人們跳舞時，我們就在中間穿來穿去，給他們搗亂。平時小孩子很少外出，因為延安有狼、有瘋狗，大人們怕出意外不讓孩子隨便跑。只有開舞會的時候，小孩們才聚到一起打打鬧鬧的，非常熱鬧。到了夏天，禮堂外面有一些小花，我們就去抓蝴蝶。現在回想起來，真是特別快樂。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儘管條件極其艱苦，延安的孩子們仍然有很多歡樂。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革命信念勝過一切
我出生一個月的時候，父親就到毛主席身邊當秘書了。在棗園時，我們家隔壁就是朱老總家，中間隔著一堵小矮牆，牆上有個小缺口。1944年，我弟弟出生了。朱老總空閒的時候就會說，把小傢伙抱過來玩玩嘛，然後大人們就把我弟弟從矮牆的豁口上遞過去。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1949年3月，胡喬木（左）和毛澤東在一起。
毛主席住得也不太遠。棗園外面就是老鄉的菜地，毛主席、朱老總出來休息的時候，看到小孩子都要逗一逗：“你是誰家的啊？”“你叫什麼名字啊？”見到老鄉，見到戰士，他們都會主動聊幾句。
那時的幹群關係是非常自然的，黨內上下級之間是非常平等的，互相都稱同志。大家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這種感情超越了其他情感，只要叫一聲同志，就覺得很親切。
當時我年紀小，每天看著大人們忙來忙去，也不知道在忙什麼。我父親主要是搞文字工作，寫文章比較多。我們住的窯洞，裏頭一間是睡覺的炕，外面一間有張八仙桌，冬天我父親寫東西時，桌子底下放個炭火盆，他把兩只腳搭在上面取暖，有時寫著寫著忘了腳底下還有個火盆，一撂腳就把鞋給燒了。
對大人們來說，最好的娛樂活動就是看電影了。蘇聯送了一些片子過來，反反復複不知道放過多少次，大家就是願意看，看多少遍也不膩。
大生產運動開始後，各家都要紡線、種菜，我們也跟著大人們去打麻草。到了地裏，大人們勞動，我們就在那玩兒。我還記得媽媽穀羽紡線的樣子，先把棉花搓成長條，然後用紡車搖啊搖，拉出線來。她白天要工作，紡線都在晚上，靠著一盞小煤油燈，就是弄個棉線放在煤油裏點著，借一點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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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通過大生產運動，延安和陝甘寧邊區軍民克服了物質生活困難。（資料圖）
我母親到延安後也上過女子大學，1939年日本侵略者轟炸延安時，她在窯洞門口被埋了半截，額頭、耳朵都受了傷，而在窯洞裏的十幾名同志都犧牲了。在我的記憶中，國民黨飛機來得比較多，轟炸時間有長有短。警報一響，叔叔阿姨就拉著我們往防空洞裏跑，一進去就不害怕了。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被轟炸後的延安城。
1946年底，隨著鬥爭形勢的變化，中央準備撤離延安。我父親當時在甘肅搞土改，我母親接到上級指示，要求能不帶的東西儘量不帶。後來聽父母說，他們兩人之間的信件、部分照片、一些珍貴書籍都埋在地下了，最後也不知下落。
撤離的時候是幾家一起走的，我母親帶隊。遇到路窄的地方，就讓牲口馱兩個籮筐，一邊放一個小孩。我媽媽後來跟我說，有一次牲口渴了，看到河水就一直往前走，而背上的籮筐裏還有兩個孩子，把大人急得使勁吆喝，費了半天勁才把牲口拉回來。
因為在路上還要躲避敵機轟炸，所以基本都是晚上走，白天隱蔽起來。我記得有一天傍晚，敵人的飛機突然來了，我媽拉著我們趕快往山窩窩裏躲。她那時年輕，不僅要照顧這一隊老人孩子，還要收容一路上散落的家屬。就這樣一直走過了黃河，到了山西臨縣，才算穩定下來。母親把我們安頓好以後，就去參加土改了。我和其他幾家的孩子住在一個院子裏，又開始一起玩了。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之女：“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
“我們不願被稱為‘紅二代’”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這些延安兒女忙於學習、忙於工作，覺得父母好像永遠會在一樣，沒有想過瞭解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思想。直到幾十年後，他們去世了，我們也成熟了，對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後，才發現失去了非常寶日本藤素 日本藤素屈臣氏
貴的精神財富。父母那輩人的很多故事，我們是後來通過他們的同事、同學，或者自己查閱歷史資料才瞭解到的。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我們終於真正理解了他們的信仰和追求。
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們親身經歷了中國飽受列強欺淩的年代，親眼目睹了老百姓如何遭受剝削、壓迫甚至屠殺。很多革命者的家庭背景並不貧苦，所以有更多機會去學習、思考中國的命運、尋找解放人民的道路。中國應該往何處去？中國應該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在找到這條道路後，他們將其視為最值得奮鬥的崇高事業，投入了全部生命。
許多烈士犧牲時只有20多歲，他們難道不希望過安穩、幸福的生活嗎？他們正是為了全體中國人民有一天能過上人人平等、富裕、美好的生活，才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在閱讀了很多歷史資料、瞭解了很多烈士事蹟後，我們越來越覺得應該繼承父輩的遺志，繼續為中國的正確道路和發展方向貢獻自己的力量。
1984年，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正式成立了。發起者是一群延安保小、抗小等學校的老校友。他們是我的老大哥、老大姐，希望在離休之後繼續為國家發揮餘熱，我後來就是從他們手中接過了接力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