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親骨肉的女革命家，和烈士遺孤，書寫半個多世紀超越血緣的母女情
2021-02-17 04:56:40
失去親骨肉的女革命家，和烈士遺孤，書寫半個多世紀超越血緣的母女情
原創環球人物雜誌2021-01-24 13:10:20
失去親骨肉的女革命家，和烈士遺孤，書寫半個多世紀超越血緣的母女情
一個是女兒慘遭毒害的女革命家，一個是父母犧牲時尚在繈褓的烈士遺孤，帥孟奇和舒煒在延安結緣，母女情誼跨越半個多世紀。
|作者：楊學義
人物簡介：舒煒，1929年出生，原名沈宗滬，湖南長沙人,曾任文化部、廣電部電影局處長。父親為革命烈士沈紹藩，父親犧牲後，成為帥孟奇的養女。帥孟奇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顧問。
1930年深秋，白色恐怖下的長沙一片肅殺之景。一位年輕的母親在家中割喉自盡，壯烈赴死。她的懷中，尚有個一歲多的女嬰，被發現時，滿身是血，仍在吸吮母親的奶……女嬰的親人將她抱在懷中，並通知遠在上海的祖母趕快回長沙。
嬰兒的母親名叫舒亞先，不久前，她剛剛失去了丈夫沈紹藩。沈紹藩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處處長，在武漢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0月中旬的一個深夜，他在和蘇區來的同志秘密接頭時，因叛徒告密被捕。他在獄中寧死不屈，3天後被反動派殺害。強忍著巨大悲痛，舒亞先不得不抱著女兒回到老家長沙，但第一天就被國民黨警察局的人盯上了，威脅她3天內說出沈紹藩和地下黨情況，否則要被打入大牢。
誰也無法想像舒亞先當時內心的掙扎，但不難還原她的險境。被抓進大牢後，等待她的必定是嚴刑拷打，而繈褓中的女兒會不會成為敵人逼她招供的籌碼呢？最終，她選擇用壯烈的方式忠於理想、保護女兒。
這個可憐的女嬰自此成了孤兒。她叫沈宗滬，長輩們都叫她“滬子”，長大後改名舒煒。直到10年後，她才從一位長輩那裏得知父母的悲壯往事。這位長輩便是帥孟奇，是沈紹藩1930年在武漢工作的戰友，那時她就見到過一歲的滬子。
1939年的初春，帥孟奇在長沙尋到了滬子和其祖母。祖母告訴她，這就是時常對她提起的“乾媽”。1940年初春，滬子和祖母分別，被任弼時的堂兄任作民一家帶到延安。在那裏，她再次見到了帥孟奇，並稱呼她為“帥媽媽”，成為帥家的一員。一段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母女情誼就此展開。
失去親骨肉的女革命家，和烈士遺孤，書寫半個多世紀超越血緣的母女情
·2020年12月20日，舒煒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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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兩家人
時間“快進”到2020年底。很少有年過九旬的老人依然激動地談起父母，但見到《環球人物》記者不久，舒煒就深情地說：“我一提起帥媽媽，就特別激動，特別懷念她。”她換上了一身紅色的喜慶衣服，在自家客廳迎接我們。她雖有些耳背，但思路依然清晰敏捷。提到關於帥媽媽的過往，她更是歷歷在目。
舒煒說，她喜歡和年輕人交往，看到年輕人就看到未來中國的希望。她也像一個童心未泯的小孩，將多年來收藏的錢幣拿出來和記者分享，從1955年到2019年，攢全了每一年的紙幣和硬幣。在收藏冊中，有一張陝甘寧邊區的10元邊幣，是帥孟奇在1947年延安大轉移的特殊時期，托人捎給她的。大半個世紀過去了，被舒煒珍藏的邊幣嶄新如初。這張邊幣高度濃縮了帥孟奇一生對舒煒的影響，在這位烈士遺孤人生的每一個重要節點，帥孟奇都給予了她最重要的關愛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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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延安大撤退時，帥孟奇捎給舒煒的10元邊幣。
時間拉回到1940年的那個春天。滬子隨任作民一家來到延安的第二天，便在窯洞前遇見了帥孟奇。從記事起，看到別的孩子有爸爸媽媽，滬子便總是好奇地問祖母，爸爸媽媽在哪里，但祖母一聽就流眼淚。在延安的窯洞裏，帥孟奇第一次向滬子講起了那段塵封的往事。
1930年7月底，帥孟奇來到武漢開展地下工作，沈紹藩接待了她。他們在漢口租了幾間房子，為了掩護地下工作，沈紹藩將自己的母親、妻子以及不滿周歲的滬子都接了過來。帥孟奇“加入”了這個家庭，身份是沈紹藩的寡居嫂子。這個以正常身份掩護的家庭，實為黨的長江局秘書處機關所在地。帥孟奇每天都要在家裏做家務，以此作為掩護，晚上要熬夜做秘密工作。每天深夜，她都要抄寫黨中央和蘇區的往來檔，為了保密，有時要把秘密檔裝進挖好洞的肥皂裏，有時用藥水寫在商品的包裝布上。
在那年中秋節前後的一天，沈紹藩接到和蘇區來的同志接頭的任務，但出門後再沒回家。直到3天後，帥孟奇在街頭看見了沈紹藩被國民黨殺害的佈告，於是強忍著眼淚回家。她立刻作出部署，自己和滬子的祖母去上海找黨組織，而舒亞先帶著年幼的滬子回長沙老家。不久，就發生了舒亞先自殺的悲壯一幕。
聽帥孟奇講完親生父母的往事後，滬子和帥孟奇相擁而泣。帥孟奇鼓勵她，來到延安好好讀書，掌握本領，繼承父母遺志。舒煒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情緒，抱緊帥孟奇，第一次喊出“媽媽”。而“媽媽”這個詞，帥孟奇也已經好幾年沒有聽到了。1932年，帥孟奇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後，唯一的女兒許端一在湖南漢壽縣老家被反動派毒死了，年日本藤素 日本藤素屈臣氏
僅13歲。
失去親骨肉的女革命家，和烈士遺孤，書寫半個多世紀超越血緣的母女情
獲得“新生”的延安歲月
從長沙來延安的路上，任作民便對幾個孩子講，他們即將見到毛主席。舒煒說：“我記得當時問任伯伯，什麼是主席？任伯伯說，學生會有主席，延安也有一個主席，主席就是我們的領導。”幾天後，滬子跟著任作民一家見到了毛主席，“主席對我們很親熱，問我們多大了，想不想上學”。分別的時候，毛主席給了每個孩子3塊錢邊幣，滬子拿著錢買了學習用品和吃飯的黃銅勺子。
獲得新生的滬子和延安的小夥伴過得很開心。“我當時有幾個要好的朋友，比如項英的女兒項蘇雲，著名左聯作家周文的女兒何文康（後改名何楓）。”舒煒說，她的同學有的是參加革命的領導子女，有的是像她一樣的烈士後代。那時候，她經常和小夥伴們在一起跳秧歌舞，其中有一種拿著紅綢子，在空中甩動組成鮮豔文字的“組字舞”。和《環球人物》記者說著說著，舒煒仍然能用腳比劃出舞步。她還和同學們一起自導自演過秧歌劇，至今仍然記得劇名《周子山》《邊境上》。
雖然延安的歲月處處洋溢著快樂和希望，但畢竟是異常艱苦的。舒煒記得，她每天只能和同學們拿著小板凳，坐在大樹下，聽老師講課，每位同學搭一塊木板放在膝蓋上當書桌。鉛筆要精打細算地用，哪怕用到很短了，也要插一根高粱稈用光。
為了回應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滬子很小就開始參加如火如荼的大生產運動。在延安中學讀書期間，有一次她和同學挑著糞水施肥種菜，在上坡時，糞水桶向後滑了下來，灑了滬子一身。“我當時哭了出來，倒不是因為弄了一身糞水，而是我的任務完不成，才急得哭了。”同學們紛紛過來安慰她，說：“你不要哭，我們幫你完成。”這才幫助她渡過了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