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退休：我没有替谁去背黑锅

王勇平 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王勇平因“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两句话成名，成为舆论炮轰的对象。此后，他告别新闻发言人生涯，远走波兰，成为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去年，他回国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文联主席兼秘书长。 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我没有替谁去背黑锅。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让新闻发言人出面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没感到特别的委屈。 这是一次彻底的告别。相对于四年前的那次“远离”来说。 27日，60岁的王勇平退休了。从外表上看，他和四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除了从发根爬出的几缕白色。 这位曾经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谈话间仍保持平静的语气，不紧不慢，循着自己的逻辑。 11月25日，退休前夕，王勇平决定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这是7・23事故新闻发布会后，他第一次直面媒体，披露当时那场发布会前后内情。 不过，曾经深陷舆论漩涡的他最后提到一句话，“我尊重别人对我的各种看法。” 新京报：你应该马上就退休了吧？ 王勇平：我已经跟组织上表明了我的观点，到点就下。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笑） 新京报：去年11月底从波兰回国后，你一直担任铁路总公司文联主席的职务，这个职务符合你的意愿吗？ 王勇平：到文联工作既有组织上的考虑，也有我本人的愿望。回国后领导对我说，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一些要求。我只剩下一年的工作时间，而且从内心里来说，我比较喜欢文学艺术方面的工作。 新京报：这一年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勇平：特别充实、快乐。在通过我作为文联主席提名的会上，我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我只有1年的工作时间了，算起来就是三百六十多天，我要把每天都过得有意义，不虚度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 王勇平：不像以前在宣传部那么忙碌了，那时候神经一直都是绷紧的。现在每天正常上下班，早晨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过去在宣传部时，很少按时下班，基本上都是晚上八九点回家，有时凌晨两三点还要被叫去开会。 新京报：之前是宣传部部长，在前楼办公。现在是文联主席，在后楼办公。前后有差别吗？ 王勇平：没感到有什么差别。只是岗位不同，大家对我一直都是很友好的。 王勇平：退休就是退下来休息，我向往着过一种云淡风轻的生活。当然，退休后，我还会对书画、摄影、旅游这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情保持兴趣，也会应邀从事一些讲学培训的工作。 王勇平：平静的生活应当是大多数人的向往和追求。风口浪尖是暂时的，淡泊宁静才是我所满意的生活状态。 新京报：现在回忆2011年7月24日那场新闻发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自己怎样评价？ 王勇平：关于那场发布会，社会上的评价已经很多了。我怎样评价并不重要，我只能说，我尽到了我的职责，做了我该做的事。 新京报：当时你在发布会上的处境是怎样的？你对媒体的态度抱怨吗？ 王勇平：当时场面比较混乱，参加发布会的媒体朋友情绪也比较激动；加上2011年新媒体刚刚兴起，我们对如何在那种舆论环境下应对突发事件还没有经验；又由于社会上很多人对高铁事业有很多不同看法，铁路自身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这次事故死伤了那么多人，媒体反应强烈，甚至有的媒体朋友把新闻发言人当作问责的对象，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所以不存在抱怨的问题。 王勇平：开发布会时距离事故发生只有26小时，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定论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事故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连事故现场都没来得及去，只能公布一些当时能够掌握到的事故发生概况，更细致、更深入的情况都还不清楚。 新京报：面对围在台前追问的记者，你发言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王勇平：对这次事故，我也非常痛心，因此我能够理解他们。追问事故的真相是记者的责任所在，作为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满足他们的知情权。 新京报：发布会后，记者不愿意离开，将你围住，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 王勇平：宣布发布会结束后，当时很多记者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提问，于是冲到台上把我围住，有两名记者把我两只手抓得紧紧的，说不能走。我就在那种状态下继续回答他们的提问。我努力保持着自己至少是外表上的平静。 新京报：对于你的标志性语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这两句话，你后悔吗？ 王勇平：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或许换一种表达可能更好些。“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它是有语境的。当时网络上盛传埋车头是掩盖证据，掩盖事实。我回答说我下飞机时，问接机的同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给了我一个解释，说掩埋车头是为了便于继续抢险，因为当时抢险现场狭窄，有一个泥潭，必须先填埋后才有助于继续的救援。事实上，这是举世皆知的事故，任何方式也掩盖不了。其实话说到这里也就可以了，可是为了得到媒体朋友的信任，我又补充了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至于“这是一个奇迹”，这个话是回答关于小伊伊的提问。提问说在铁道部停止救援后，在吊车时发现一个活着的小生命。当时列车已经经过了多次地毯式的搜救，并且生命探测仪也显示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们不可能在还有生命的情况下停止救援，事实上铁道部一直也没有停止搜救，即便是起吊列车时，也是分层起吊的，这才有可能发现幸存的小伊伊。小伊伊顽强的生命力让我感到是一种奇迹。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答复。 新京报：说这两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生气了？ 王勇平：我没有理由生气。我是在诚心诚意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只能说回答的好与不好，但是我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有人说我当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是误解我了。我在发布会上多次鞠躬表示道歉，这既是对死者和伤者，也是对全社会表达铁路方面的深深愧歉。 新京报：你在会上有短暂的保持微笑状态，这是你的习惯吗？ 王勇平：我认为当时表情始终是凝重的。至于网络将我某个瞬间说话的表情截屏定格，认为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这是不客观的。发言人面对媒体保持微笑是一种尊重，也是我的习惯。但这是一次有着重大伤亡的事故发布会，我的心情始终很沉痛，至于我出现了习惯性的微笑表情，我确实没有意识到。媒体以此认为我漠视逝去的生命，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场新闻发布会重来一次，你会用什么样的表现来应对？ 王勇平：你说的是假设，历史不会重演。即使历史重演，我仍要承担我的责任，但是我会考虑得更全面、更稳妥。 新京报：你对那场发布会的表现打多少分？ 王勇平：这个分不应该由我来打，我只能接受评判。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尽管事故发生时你是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但那次发布会应该由铁道部的更高层来主持。 王勇平：有这个说法。当时事故的救援、善后等相关工作繁多而复杂，铁道部领导需要集中精力去做好这些工作，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在举行发布会的同时，还召开了全国铁路吸取事故教训、打好安全翻身仗的电视电话会议，都凑到一起了，所以让我先去发布。 新京报：你们是怎么决定谁去参加发布会的？ 王勇平：我下飞机后就接到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的指令，要求立即召开发布会。我向部领导汇报，当时很多情况还没有搞清楚，我们提出来能不能稍微晚一天再开发布会？但是有关部门要求当天晚上必须开，因为当时的舆论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谣言盛行，完全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而且当天要开发布会的消息也传出去了，很多媒体在等候。 部领导问我有没有把握？我说我刚刚到，情况不掌握，我没有把握。过了一会儿，领导又问，你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我没有把握，但是领导让我上，我尽力而为。 新京报：你两次说了没把握，最后还是决定要你去。 王勇平：我自己也需要一个态度。因为是新闻发言人总得有一种担当的精神在，这个时候我不去，既没有尽到发言人的责任，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新京报：有人说你替别人背了黑锅，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王勇平：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我没有替谁去背黑锅。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让新闻发言人出面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没感到特别的委屈。 新京报：那天走进会场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王勇平：在乘车去发布会现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揣摩记者会问一些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当我下车要走进发布厅时，门口有一位熟悉的记者朋友拦住我说，“王部长，里面太乱了，今天可能会出事，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去，取消这次发布会吧。”这时站在我身后的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说他先进去看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很凝重地说，我们还是进去吧。 新京报：你自己会有不好的预感吗？ 王勇平：当然会有预感。因为这个事故太重大了，舆论对铁路非常不利，我掌握的信息又非常有限，准备工作也非常仓促，再加上现场直播，我自己确实很担心，没有底气。在去发布会现场前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因为我母亲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我跟我爱人说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个关于事故发布会的直播节目，家里人就不要看了，特别不要让80岁的老母亲来看。我担心老人看到心里会承受不了。 新京报：你是怎么走出会场的？ 王勇平：当宣布发布会结束的时候，记者一下子围上来了。他们继续问，我继续答，同时慢慢地移动。下楼梯时还有一些记者追上来，后面的照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我回身挥了下手，以示礼貌。后来这张照片被很多媒体发出来，说我告别了新闻发布会舞台，成了一张传播很广的照片，赋予了很多的寓意。 新京报：你挥手告别时，有没有想到这是人生中最后一场发布会？ 王勇平：没想那么多，我当时筋疲力尽。第二天早晨在大厅里遇到部领导，他说上级领导看了发布会的现场转播，提出铁道部要表扬王勇平。我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后来我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王勇平：舆论越炒越厉害，部领导觉得我再做新闻发言人可能不太合适了，就考虑对我工作进行变动。 新京报：那些日子你是怎么过的？ 王勇平：当时我们全家人都不涉及这个话题。不上网，不看报，把自己与外面的舆论隔绝开来。在那年10月15号去波兰之前，我有两个月办理出国手续的时间，我每天就在部里小型新闻发布会的会议室里等待。 新京报：你在办公室上网看新闻吗？ 王勇平：基本不上网，但我知道网上都是骂声。一直到我要出国了，还有人在那铆足了劲骂，说绝不能放过我，不能让我跑到国外去躲起来。我哪是到外国躲起来？我是去工作的。 新京报：后来有一些为你抱不平的声音出现。 王勇平：越到后面，理性的声音越多，客观看待这场发布会的人越来越多。 新京报：听说你把王旭明写给你的公开信贴到了办公楼内。 王勇平：这个事是不存在的。我觉得这封公开信从观点到事实都是立不起来的，我怎么可能把这封信挂到办公室里呢？当然，我也觉得他写这个信可能是善意的，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对我的误解。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免职的？ 王勇平：铁道部党组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大概8点的样子，我从办公室回去，在走廊遇到部领导。他说，勇平我们来谈谈你的工作问题吧。 王勇平：没有。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再主持铁道部的新闻发布工作不合适，所以我们想给你调整一下工作。现在华沙铁路合作组织正好需要一个委员去，你看怎么样？我说我服从组织安排。 王勇平：对。他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吗？我说没有条件。第二天党组上会的时候，就这么通过了。 新京报：当时没有公开说过你被免职的原因？ 王勇平：对，人事变动很正常，不需要什么理由。如果是因为过错变动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部领导找我谈的时候，他也说舆论现在炒得这么厉害，但这不是你的过错。 王勇平：非常简短。说完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回去收拾东西。第二天上班大家还有一些工作来向我报告，我就告诉了他们我工作调整的事情。 新京报：离开时，对自己的工作会有不舍吗？ 王勇平：人都是有感情的，何况我在这个岗位工作了整整8年。当时的那种心情，更多的是对新岗位的期待。 新京报：在波兰期间，会有特别难熬的时候吗？ 王勇平：没什么特别难熬的。如果说有的话，就是在传统节日的时候，特别想念自己的母亲，她80多岁了，非常希望我早点回国。开始是打电话，后来她竟然学会了QQ视频。所以下了班之后，我回到住处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母亲先视频一下。 王勇平：这是铁路改革的重大举措。铁道部换牌那天，我正好在白俄罗斯参加一次国际会议。那天我的心情特别复杂。你说对于铁道部没有留恋吗？不可能。我们都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宣传者。 新京报：你恨过当时报道你的记者吗？ 王勇平：我能够理解他们。我们之间没有私怨，只不过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而已。 新京报：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在突发事件时被推出来，你会觉得委屈吗？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个悲剧性人物吗？ 王勇平：我认为我的人生是很充实、有意义的，我从来就没有感觉自己是悲剧人物。 新京报：但你确实经历了挫折。有没有反思过，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王勇平：我也经常反思自己，对自己也有很多不满。就这次事件来说，我对发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况预料不足，主观上太过自信。尤其是一些个性化的语言，在那种特殊的场合下表现是不合适的。 新京报：你曾经在书里写道，“放下，放下，通身放下”。现在想来，你放下了吗？ 王勇平：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当然我也尊重别人对我的各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