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气候大会参与者转向引领者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开幕，约14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共赴这场盛会。在气候大会年谱上，如此“华丽”的与会阵容，还要追溯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此次巴黎大会为何备受瞩目？将讨论哪些焦点问题？会取得怎样的成果？

　　近18年谈判条件最成熟

　　按照气候谈判的计划，巴黎气候大会是继2009年后又一重要时间节点，将完成2020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制定出一份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以确保强有力的全球减排行动。因此，巴黎大会也是近几年来最为重要的一次。

　　“从目前的情况看，此次大会是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谈判条件最为成熟的一次。”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教授对大会前景持乐观态度。

　　与6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气候谈判模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自上而下“摊牌式”的强制减排已被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所取代。目前，全球已经有160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文件，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达到全球排放量的90%。此举让各国在减排承诺方面握有自主权和灵活性，谈判压力骤然减小。其次，大国合作意愿更为强烈。中国与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等已就气候变化签署了多项双边声明，提前化解了此前纠缠谈判进展的诸多分歧。中美之间还总结了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公开争论影响谈判气氛的教训，通过双边对话增加理解，避免在谈判场合相互指责。再者，气候科学认知更深入。联合国在2013—2014年发布了第五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可能性由上次报告的“非常高”(概率在90%以上)调高至“极高”(概率在95%以上)。最后，主办国和国际社会都在思考哥本哈根的教训，对谈判的期望值更趋理性务实。

　　分歧和博弈依然存在

　　尽管各国都在展现积极姿态，但不可否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老生常谈”的分歧和博弈依然存在。

　　绿色和平项目副总监李雁认为，两大阵营间的博弈，从根本上说围绕着“公平”。

　　张海滨将双方分歧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具体领域将如何体现？20多年来，伴随着世界经贸格局的不断演变，这一原则正呈现被弱化和淡化的趋势。第二，融资问题如何落实？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建立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气候基金”，在2013年至2020年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然而，直到去年，“绿色气候基金”总额才勉强超过100亿美元。这个巨大的窟窿如何填补？钱款来自国家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今后如何统计？解决这些问题或许很难“一蹴而就”。第三，新协议的性质如何，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美方表示，巴黎气候谈判不会达成一项从法律上要求各国减排的“条约”。但主办国法国却说，峰会结果必须具有法律约束力。

　　不过，李雁指出，在旧有阵营里，由于关切点差异、国际政治历史沿革，也已形成更多的谈判集团细分。在发展中国家里，同样存在不希望看到减排进展太快的一些石油国家。

　　中国从参与者转向引领者

　　顶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发展中国家、当前碳排放最大国、节能减排力度最大国的“光环”，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版图上的地位日益凸显，其主张和行动备受瞩目。届时，习近平主席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国家主席参加气候大会，这对中国来说史无前例、意义深远。“这充分表明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其不仅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也符合中国当前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需要和积极愿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说。“有国家首脑的支持，我们期待看到中国不仅向世界充分表达自己对抗气候变化、践行低碳发展的决心，更在谈判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促成各国弥合分歧、提升雄心。”李雁说。据张海滨介绍，中方代表将在会上充分发挥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桥梁的作用，采取前所未有的有力行动。

　　今年以来，中国正以更积极的建设者姿态活跃在国际气候政治舞台上，给全球气候谈判带来新气象。中国既向联合国按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还提出了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目标，更主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伸出资金援手；中美首脑之间的《气候联合声明》被评论为“从根本上改变了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全球政治”。张海滨认为，“今后，中国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巴黎气候大会很可能将成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中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身份转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