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医生拒为ISIS服务 抛妻弃子逃亡欧洲

马尔万（Marwan，化名）是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一名医生，在叙利亚北部塔尔艾卜耶德从医。在拒绝为“伊斯兰国”（ISIS）成员治疗以后，他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他只能艰难地做出决定――离开叙利亚，前往欧洲。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是一名儿科医生，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和我的家人住在拉卡，现在你们知道，这这是ISIS控制的城市。我在拉卡的一个穷人区经营私人诊所的同时，也给从胡姆斯和阿勒颇逃来的人们提供免费医治。 2013年4月至5月之间，叙利亚的武装斗争升级了，枪林弹雨、空袭阵阵。叙利亚自由军（FSA）占领了拉卡，于是整座城市都在遭受政府军的轰炸。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位邻居站在诊所前，我眼睁睁看着他突然被子弹打中。那件事以后，我意识到我的诊所根本不安全，于是我决定关了诊所。一周以后，诊所附近的一所清真寺遭受桶型炸弹袭击，而炸弹威力太大，我的诊所也被夷平。幸运的是，当时屋子里没人。 当时，我还得知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塔尔艾卜耶德展开了医疗咨询活动，而且那儿离拉卡不远，只有100公里。两天之后，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那个时候，拉卡被几组反对派力量轮流控制：起初是叙利亚自由军，然后是努斯拉阵线（Al Nusra），最后是2013年出现的ISIS。 最初，ISIS并不关心医疗的事情，但这种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几个月以后，ISIS开始控制拉卡的医院、诊所和任何提供医疗救治的站点。拉卡民众开始感到恐慌，各种国际组织因此离开，叙利亚的医生们也选择逃亡。 但是我没有，我选择了留下，并在家里重新开起了诊所。因为作为一个医生，我一直坚信：帮助别人，同时也保护自己。 ISIS成员发现我了，他们开始找我求医。我的内心很挣扎，但我依旧按照自己的医疗原则行事：没有偏见地对待每一位患者。 但是，ISIS所做的事使我和我的家人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他们开着吉普车迅速行进，噪声巨大。几个月过后，当由美国领导的联合部队开始轰炸ISIS时，他们大半夜的强迫我帮他们治疗伤员。我的家人听到以后，很害怕我这一走就是永别了。当时我也很害怕，我想，我要么会死在ISIS手里，要么就会被恐袭炸死。 后来有一天，IS又来找我，向我施压，让我必须加入由他们控制的医院中。 在当时大多数医生都逃离叙利亚的情况下，我知道ISIS需要像我这样选择留下的医生。但是我拒绝了他们，并且因此受到了生命威胁。情况很糟，不管是在拉卡周围的小乡镇还是拉卡城区，我都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地方。因此，唯一可以活命的方法就是离开叙利亚。对我来说，我宁愿踏上那一艘艘死亡之船，也不愿意继续冒着生命危险留在拉卡。 那时我回想了在拉卡生活的日子有多恐怖。叙利亚政府军的空袭和外部势力的空袭交替进行着，我仿佛还能听到飞机飞过时震天动地的声音。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已经终止了，但我必须要拯救我的家人。我怕再继续在叙利亚生活下去，我的孩子不仅不能接受正规教育，连正常生活都做不到。因此我必须保护他们，也算是保护我自己。 于是，我开始计划着出发。我的计划是先抵达土耳其，然后再从那里坐船前往欧洲，最后在荷兰落脚。但是当时我的妻子身怀我们的第三个孩子，正在预产期前的最后一个月。这种特殊情况让她不能承受前往荷兰途中颠簸的苦痛。所以我们决定我和一个朋友先走，一旦我获得了移民许可，我的家人就搬过去和我一起住。 出发前的最后一夜，我发现即使我的孩子们不知道我要走，但是他们能感受到一些离别的气息。我多希望第二天当我离开的时候，能带上他们。 逃出拉卡并不容易，一路上都是武装部队在互相交战。在那里有ISIS、库尔德武装、努斯拉阵线和叙利亚自由军持续交战。为了离开拉卡，我必须成功经过三个在拉卡和埃弗伦之间的检查站，那过程复杂到像是经过三个独立的国家。 当我抵达土耳其西部城市伊兹密尔时，那儿的拥挤程度超乎我的想象。露宿街头的人、沿街乞讨的人――人们已经把全部积蓄都给了走私犯，但自己却无法脱身。当我和朋友到达海边的时候，我们听说了很多沉船事故。这令我犹豫，我想，万一我的船也成为沉船之一可怎么办？ 因此，当我们最终决定上船的时候，是个艰难的时刻。船上的景象让我印象深刻：到处都是哭泣和祈祷的人们，这或许是每个人不同的战胜恐惧的方式。 终于，我们抵达了希腊法尔马科尼西岛海岸，稍作停留，一天之后我们就去了厄洛斯。后来我们还经过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颠簸的日子很辛苦，我连续七天都没有睡觉。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能有一个枕头睡觉、有一盆热水洗澡、有一部电话联系家人，那就是梦想了。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我终于成功买到了手机卡――我可以给家人打电话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和我通了话，但是我的儿子拒绝和我说话因为他觉得是我抛弃了他们，儿子的想法让我心碎。 我们继续前往目的地。从贝尔格莱德出发，我们穿越了一片玉米地，找到了一个走私犯，给了他450欧元让他带我们去奥地利。到了奥地利之后，我们在维也纳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买了火车票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 十月份的时候，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那时我刚到阿姆斯特丹。我的妻子给我发来了这个新生儿的照片――是个帅小伙。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跟家人通话，但让我难过的是，我的大儿子始终拒绝跟我讲话。每一次和他们通话，我的心中都如有万马奔腾。我能听到通话背景音中的飞机轰炸声，我深知他们可能随时被轰炸，更深知我的家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我却一人在外，无法保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