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卸任总后政委 曾誓言不要乌纱帽也要拿下贪官

据法制晚报报道，法晚记者获悉，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大校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任正大军区职期满，目前已免职，从领导岗位退下。在“军中打虎”行动中，刘源是得力干将，拿下军中巨贪谷俊山，还连带挖出了其背后的徐才厚、郭伯雄两只大“老虎”。 　　“公事不谋私，私事不涉公。”5年前，刘源在接任总后政委时曾许下如是承诺；5年后，刘源在卸任之际坦言道，“我坚守、兑现了诺言，扪心自问当坦荡无愧。”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在今年12月19日的一篇博文中转载了刘源此前的“离职告别词”――《心中永存――向总后勤部告别》。 　　在告别词《心中永存》中，刘源提到，“（谷俊山）刚刚起事（我）就讲：‘碰上这伙儿人，撞上这摊儿事，当政委的不担当，谁来担当？我不出头，谁能出头！’继而（我）又说明：我确实有强烈的愿望――苟利全军，舍我一人！但我又实在没本事和力量撂倒谁、摆平谁，是主席、全军、总后战胜了邪恶势力！” 　　十八大后，总后勤部成为军队反腐的“风暴眼”。在军队权威部门分14批对外公布的47名军级老虎中，已有3名总后勤部军级以上军官被查，除了周国泰，包括原副部长刘铮、司令部原副参谋长符林国及军需物资油料部原副部长周国泰。 　　此外，在2012年年初从总后勤部领导名单中消失的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亦在2014年3月被提起公诉。 　　罗援在去年10月14日的博文《反腐旨在重拾民心，重振士气，捍卫红色政权》中指出，刘源在查谷俊山的贪腐问题时，几经磨难。“后来刘源横下一条心说，‘我虽然没上过战场，但我也死过几回，活过几回，我宁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把贪官拿下来。" 　　按照军队“首长分工负责”原则，政工首长负责组织实施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工作。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纪检工作是政工首长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 　　换言之，总后勤部的纪检工作是总后勤部政委刘源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 　　不过刘源本人反倒多次强调，在反谷（俊山）斗争中，自己只是做了应当做的份内之事。 不过刘源本人反倒多次强调，在反谷（俊山）斗争中，自己只是做了应当做的份内之事。 “腐败问题，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军队都有，我们军队的反腐可以说是很坚决的，人民群众很关心。出了这些贪官，我们军队自己也是很痛恨的，非常痛心的，可以说是‘爱之深、痛之切’。正是因为我们对军队有感情，所以我们军队是主动反腐，自己率先抓出了‘大老虎’，像徐才厚、谷俊山，是我们军队自己抓出来的，而且顶着巨大的压力。这可能在全世界各国军队中都是少见的。”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刘源如此回答凤凰网提问。 　　刘源说，一段时间确实存在一些部队官兵吃喝成风、铺张浪费的现象，损害了军人的形象，败坏了部队的作风，不少同志陷于其中，伤身误事，自己也苦不堪言，早就希望改变。“恢复我军优良作风，反对浪费，反对特权，反对腐败，把精力和省下来的钱用于强军建设，利已利军，全军拍手叫好。” 　　作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幼子，刘源这一路走得并不平坦。 　　他从小生活在中南海，16岁时被逐出，两次主动到农村接受磨炼，37岁时便被推选为副省长，而后又转战军界，成为一名将军。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上跌到下，又从下翻到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曾在一篇自述中谈到，“那时候（1982年）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 　　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刘源并不回避：“尽管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但是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一些‘特殊’的严格锻炼的机会。” 1951年初春，刘源在北京出生，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中南海度过的。 他从小就对军营生活很向往，于是“今天一个叔叔刻把枪，明天一个叔叔做柄刀”送给他，他就整天“冲呀杀呀”满院子疯。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后的一天，有人给4岁的刘源画了副肩章，用针别在他肩上。这正好被路过的杨尚昆看到，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了正在说话的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元帅和邓小平中间。 杨尚昆说：“看看咱们未来的将军。”刘源站在几位久经战火的长辈中间，得意洋洋。结果陈毅发现了肩章上的玄机：“嗯？还有字呐――‘芝麻酱’！”在场的人顿时笑成一片。 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芝麻酱”成了刘源的别称“雅号”。 刘源虽然是这个大家庭里最小的男孩，却从来没有受到父母的特别优待。家里孩子多，生活开支紧张，刘少奇要求孩子们从小就要养成艰苦朴素的品德，他们的衣服总是从大到小轮着穿，破了由母亲王光美打上补丁再穿。 刘源曾回忆，大概14岁以前，他都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印象中自己小时候几乎没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妹妹也跟他一样。刘源用的旧铁皮铅笔盒是姐姐传给他的，已经很旧了，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橡皮筋绑着用。 刘源7岁入学读书，按照家里定下的规矩，他和哥哥姐姐一样，都离开家住校学习，生活各人自理。上世纪50年代末起，“大跃进”造成了经济困难，全国进入饥荒期。学校按定量给学生供伙食，刘源兄妹也经常饿肚子。 刘源曾回忆，“每逢星期天回到家里，开饭的时候都热闹非凡。餐桌上一般是家常菜，茄子、豆角、粉条……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等他一夹完菜，我们这些孩子就上前抢呀，很热闹。” 是年，他经过父亲的同意，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兵”。以后连续3年的暑假，他都在部队中度过。刘源在部队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列兵晋升为上等兵，还获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的称号。 1966年，刘源那一年15岁。“文革”的风暴，首先对刘源的家庭袭来。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七八月间，中南海里分别召开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大会。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野蛮批斗中，刘源看着父亲和母亲受尽凌辱和摧残，被打得鼻青脸肿，父亲的鞋也被踩掉了一只，脚上只穿着袜子。 当天，刘源和姐姐刘平平、妹妹刘亭亭3人，连同他们简单的行李，被抛上一辆卡车，强行逐出了中南海，回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斗。同天，刘源6岁的妹妹刘潇潇和从小照顾她的阿姨也一起被赶出了中南海。 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毫不犹豫地向学校报名。1969年新年前，刘源离开了他熟悉的北京，来到风沙弥漫的雁北阴山深处――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插队落户。 “当时，我脑中既无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无走向充满艰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可以说，当时我处于一种半麻痹状态，周围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说不定偏远的乡村倒能让我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与无法忍受的压力。”刘源回忆。 在那里，刘源依然没能避开审查和批斗。别的同学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他则是在贫下中农监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 终于，他那半麻木的神经也忍受不了了。 一天夜里的批斗会上，刘源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钳，“腾”地跳到门口，发疯般喊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要不想让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我捅一个！” 不过，刘源并不怕苦。晚上只要不开批判会，他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他还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 他在老乡的帮助下，深夜悄悄离开村子，白天在野外躲避追赶，夜晚在崎岖的山间赶路，饿了就嚼一把兜里揣的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终于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刘源和姐姐刘涛，妹妹刘亭亭、刘潇潇在北京永安里的一间小屋会合后，向毛泽东和中央办公厅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 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8月18日，几个孩子第一次去秦城监狱看母亲。王光美神情麻木，腰都直不起来，见到长大了的孩子们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全身黄疸的刘源“病退”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老人、大嫂和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 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当学徒工，不久后适逢“四五”天安门事件，他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对象。 工友们心照不宣地把他保护起来，他的师傅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 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 于是，刘源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刘源那一年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 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30年以后，刘源分析当年拦他的原因时，已经释然：“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但人家不说。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要冒风险。”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刘源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其余9个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分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吴德批转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1978年年初，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刘源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却不敢收，北师院则专门开会研究，才收下了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 随着父亲的平反，刘源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黑帮子女”变成了“高干子弟”。 刘源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他说，“比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没平反，同学们对我都很好。在宿舍里，有的男生晚上打扑克，很吵，我就在床上喊，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有时候走路别人向我点头，没看见，也没关系。但是父亲平反后，情况就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不一样了。同样你喊一声，别吵了，人家会说‘你狂什么狂’。你见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说‘你小子不认人’。这个时候，只好自己调整了：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但是算了吧，怪讨厌的；走路时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先向他点个头。” 刘源在给中学老师的信中这样表白心迹：“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刘源说。 王光美知道儿子的打算后，表示理解和支持，还为他下基层做了些安排准备，帮助儿子选择了他父亲曾经战斗过、最后长眠的河南。 那时，基层刚为老干部落实政策，许多同志才复职。在公社党委、管委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刘源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公社的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 夏收时，他在骄阳下赤裸着上身，和农民一样干得灰头土脸。领导修路时，他用在土坊插队时取得的“经验”，一趟又一趟地跑、磨，搞齐了材料，接着又和农民一起挖路基、铺沥青。 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一年以后，由于成绩显著，他又被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 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刚走马上任，刘源就接下了这个棘手的差事。他一趟趟进京跑项目，用刘源自己的话说，像个“上访户”。奔波了一年多，天然气管道铺进了郑州城，市民从此不再用蜂窝煤烧饭了。 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届人代会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37岁的刘源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副省长。 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在河南人民大会堂里，从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级台阶，他两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谢。 上任后，刘源分管的是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第一项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门峡，处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车事故。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个较快的发展，刘源经常玩命地工作。为了跑项目跑资金，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就连他年轻的秘书和司机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 刘源后来自己也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这个省长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在担任副省长的4年半中，刘源领导建设了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国投资最大的制药厂中原药厂等几家药企的兴建，使全省医药产值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利用外资引进电话设备，使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套设备之一的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还有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等。 刘源在纪念杨尚昆的回忆文章中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走之前，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名；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山阴白坊村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离开河南那天，刘源怕张扬，只去了七里营公社刘庄村告别，没在郑州市告别。“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许多人还是跑到火车站去了。” 尽管武警水电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但对于从小就有“军队情结”的刘源来说，成为军人等于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刘源带领这支号称“中国最苦的部队”，建三峡、战边疆、上高原、下海岛，参与了几十项重点建设和抢险工程，被国家授予金奖，人称“金奖铁军”。 1996年，这支铁军又荣获“世界屋脊水电铁军”的称号。“到了部队之后，工、农、商、学、兵这几个身份他全都体验过了。如此全面的人才，在部队里真不多见。”刘源在武警水电部队的一位部下老郭曾这样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单位改制，武警水电部队需要自己到市场上找项目、完成招投标，任务很艰巨。刘源利用自己在河南省主管经济时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亲自为部队找工程、跑项目。 为了承包三峡的一个建设工程，刘源曾往返于宜昌和北京50余次。一次，他和老郭为了见到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对方家门口站着等了4个小时。 一次聊天时，刘源得知战士们想看文艺表演，尤其喜欢看喜剧小品，便亲自联系总政话剧团来武警水电部队慰问演出，还特意嘱咐“安排喜剧节目”。 刘源去西藏考察时，无论工作地点多偏远，哪怕只有一个战士，刘源也要赶过去与他交流。很多人争相与他合影，他总是耐心地满足每一位战士的要求。 在边疆高原、大漠深山，哪里有牺牲官兵的墓地，刘源必定去凭吊。 “有一次，坐在车上的刘源看到前方有战士的墓碑，就赶紧把车停下，走到路边招呼大家采野花。一片肃穆中，只见他在墓碑前单膝跪地，手捧大把的野花，热泪双流。”老郭回忆。 1998年，刘源晋升为武警部队副政委，负责水电、交通、森林、黄金等几个警种部队以及武警在西南、西北片区的工作。2000年，他被授予中将警衔。 2003年，刘源调到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副政委。适逢中国军队第十次大裁军，他参与了总后勤部系统4所院校人员向地方移交的工作。 刘源很看重这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将其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阵”。他说，院校移交达到了精兵简政的目的，军费的使用将更有效率，“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对于院校来说，也可以实现从军到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 在移交过程中，刘源亲身感受到了工作的压力，尤其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很难。因为军队的福利保障无所不包，但是地方已经鲜有铁饭碗，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很多人不想离开部队。 刘源挑起了这副担子，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将心比心，尽量方方面面都照顾到。 2003年8月24日，在第一军医大学移交广东省管理的交接仪式上，刘源郑重地对时任广东省长黄华华说：“我这个女儿多好！从现在起，就嫁给你家了。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啊！” 2005年12月，刘源调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期待。 就职见面会在军科院的大礼堂里举行，瘦瘦高高、皮肤黝黑的刘源一走上主席台，台下就掌声四起。 “他说话语速很快，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见面会结束，不少人在走出礼堂后还啧啧称叹，说他说话很大胆，很不吝，颇有将门之后的风范。”军科院一位李姓军官对环球人物记者如此介绍。 刘源刚到任时，军科院的资金条件并不好，存在经费欠缺、研究资料少、干部住宿难解决等诸多困难，一些造诣很高的军事专家也受到社会的冷落。 刘源一上任就想方设法，逐一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拉来了经费，为干部、研究人员安排和改善住房，还新建了图书馆。 军科院有很多资深的研究人员，业务水平很高，但他们之前和外界接触较少，知名度也不高。刘源到任之后，一直在思考如何发挥这些专家的作用。 他把军科院里的专家做了一个分类，把适合对外宣传的人选出来，专门举办了一个由电视台、广播、报刊等媒体参加的见面会。在会上，刘源向媒体逐一介绍军科院专家，帮助双方建立起联系。久而久之，军科院的专家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多了起来，全军许多大单位也开始争相邀请他们去讲课、座谈。 刘源眼界宽广，对国际大事和战略形势了然于胸，经常与人讨论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因为站得高，看得远，爱读书，观念新，刘源成了“学习标杆”，备受同事们的尊重。 刘源到军科院不久，官兵们发现，院内的局域网上多了一个“坚定信仰信念，强化战斗精神”的新栏目，刊登的都是“刘源政委推荐”的佳作。 栏目的文章不断更新，连续贴出数百篇来源广泛、风格不一的文章：从《百年潮》的《邓小平谈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共历史》，到美国《洛杉矶时报》文章《美保守派鼓吹打“八十年战争”》；从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文章《诺贝尔奖金得主称――请保持冷静，地球会治好自己》，到著名历史学家宁可的文章《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令人耳目一新。 刘源在推荐按语中说，他选这些文章是想作为正式学习文件的辅助，“有些言辞过于尖锐、刺激，但立意正确、倡导正气；有些虽是漫谈、杂议，却予人启迪、值得深思；有些观点与经典理论相悖，但不失探讨之新；有些更是极为反动，却正好给我们以警示。” 刘源在军科院做政委的5年里，每星期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官兵们交流了思想，谈了心，收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源政委推荐”的文章越积越多。军科院政治部索性将文章汇编成册，在院内印发，很快被闻讯前来的官兵索要一空。 2009年7月，当了8年少将、9年中将的刘源，晋升为上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为他颁发了命令状。 2011年1月起，刘源开始以总后勤部政委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从军方智囊机构调任解放军后方勤务和保障的最高机关，刘源肩负起了更重要的职责。 值得注意的是，刘源在查处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贪腐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刘源自己曾表示，“抓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这样的大贪巨奸，是习近平主席决定、督办的……我个人即使起了点小作用，也是在履行职责，尽点本份，应该做的。”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称，谷案是“中国解放以来军队出现的问题最大、性质最恶劣的案件”。而按照罗援的说法，刘源在查谷俊山的贪腐问题时，几经磨难，“宁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把贪官拿下来。” 刘源发言称，受“四风”习气影响、贪腐问题冲击，特别是徐才厚、谷俊山对军队政治生态的破坏，高中级干部公信力缺失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不容乐观，肃贪惩腐工作决不能松懈。必须深刻检讨反思徐才厚、谷俊山问题的教训，坚持新老腐败一起反、‘老虎’‘苍蝇’一起打、存量增量一起除，从严纠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切实扎紧管人管权管钱的制度笼子，把滋生在军队肌体上的毒瘤祛除掉，让高中级干部成长进步的政治生态干净起来。”刘源在这次“新古田会议”上说。 （本文参考了《刘源忆杨尚昆：做好人，才能做好官》《刘源：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将星之路：从人生谷底到上将》《换了人间今又是――刘源与毛泽东的后人们》《上将刘源》《上将刘源：中南海里长大的将军》《刘源：磨难之后炼成上将》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