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制度反腐效果可期 完成任务过半

8轮，149个巡视组，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中央巡视组以高频次的“步伐”，在2015年年底，实现了地方、央企、金融单位三个板块的全覆盖，完成任务过半。也在此时，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确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如果说前者以数据证明反腐脚步不停、力度“二十四史中未见”，那么后者则被专家解读为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迈进的重要一步，更被舆论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史上最严党内法规”。 未见的力度、最严的制度，结合中纪委十八大后“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空间”的表述，2015年年末的这一变化，意味深远。 “不敢腐的氛围总体形成，不能腐、不想腐的工作正在深化。”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效给予肯定，也道出未来的方向，即进一步加强反腐制度建设――这也是十八届中央纪委过去五次全体会议中一再强调的重点。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决心下，巡视工作愈加制度化、常态化，且在深度、广度上的带动作用初步显现。从力度到制度，反腐正以全新升级态势，为中央政令畅通，为深改、政改，为经济民生开山铺路。 按照计划，中央一级的巡视全覆盖任务共280多个，截至2015年年底，已经完成的7轮巡视，加上最新进驻的第八轮，已派出的149个巡视组，依次覆盖了地方、央企、金融三大板块，尚有部门、事业两个板块需要巡视。 “由于任务艰巨，而巡视的力量是固定的，任务也是确定的，必须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确保在十九大召开前，对中央管理的所有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部巡视一遍。”中纪委官网刊文称。 任务艰巨，但纵观十八大以来五次中央纪委全体会议，强调力度的措辞却一再加码：从初期“震慑作用”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2014年，以“书写帝王人生”著称的作家二月河在做客中纪委官网视频访谈节目时，直言“目前反腐力度，二十四史未见”。 2015年年初，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 也在这次会上，习近平认为“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解读为“关键判断”“腐败与反腐败成胶着状态”。 在这样的高层关注下，2015年的中央巡视工作进入央企和金融领域――因二者在整个经济中所处地位，故被舆论认为将给经济领域带来重大变化。但有趣的是，即使在十八大后反腐“初期”抱有怀疑态度的外媒，也指出从长远角度看，这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利好。 事实上，这种判断，也源自外界对巡视工作的进一步了解。不过，对于党内而言，巡视体制早在1926年即已建立。据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何益的研究，在1926年7月，中央扩大会议决定：“以后中央对于各区，各区对于各地方，最好能派遣特派员，考察并执行此种任务……”至此，党基本确立了从中央到区、地方、支部的党内巡视体制。 存在时间即将满90年的巡视机制，在2015年全面步入经济领域后，后续效力即将释放，舆论认为这将为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去除阻力，廓清视域。而此后部门、事业单位巡视，则会进一步为改革释放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舆论高度关注的中央巡视组之外，过去一年中，省对地市的巡视、地市对县级的巡视，也在全面展开，且无论是工作形式还是力度，均有向中央看齐之意。这也从侧面证实，此前的巡视工作不仅有示范、带动作用，更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令畅通打开了新局面。 当然，2015年以来反腐中侧重强调“领导责任”也为省、地市两级巡视带来了“制度化的动力”：若发现问题，则追究上级领导责任，这种追责办法被解读为要通过各级巡视做好日常监督。 也是在2015年年初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健全党内监督制度，着手修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突出重点、针对时弊。” 于是在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相比于此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准则》去掉了“领导干部”字样。 但中纪委随即刊发文章指出，这意味着8700万名党员都要一视同仁地遵守《准则》，并明确了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相关解读中更指出，2015年以来在通报内容中将党纪、国法内容分开的做法，将以此为规则推行。 而《条例》和《准则》均较以往有字数上的明显减少，但其措辞却更加明确、精准，舆论因此称之为改革开放以来“史上最严党内法规”。 不难发现，十八大以来，在已公开的历次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中，指向反腐制度建设，始终是重点内容，且一再强调就此制度进行创新。制度反腐、“把制度的笼子扎紧”是2015年各级党组织相关会议中高频词汇。 “不敢腐的氛围总体形成，不能腐、不想腐的工作正在深化。”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效给予肯定，也道出未来的方向，即进一步加强反腐制度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指出，只有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腐败问题，才能从“运动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从“不敢腐”到“不能腐”。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副教授卢芳霞给新华社撰文中曾指出：“反腐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只有制度是源头性的，是根本性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取得根本性胜利，需要从‘以权力反腐’过渡到‘以制度反腐’直至‘以法律反腐’。” 《中国经营报》记者检索比对发现，涉及制度反腐的内容在2015年出现频次激增，这足见自上而下，对制度反腐的共识在这一年达到了“最大值”，也因此，《条例》和《准则》在年末如期而至。之所以留两个月的“期限”，中纪委官网相关文章也给出了答案：充分宣传，确保每个党员熟知，以防“言之不预”。 细读便不难发现，《条例》中的内容，与此前巡视中提及的内容亦有呼应之处，比如在《条例》第六章“政治纪律”的“负面清单”中，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纪条款，这被专家解读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党的集中统一。 早前，外媒曾质疑我国反腐是否有运动反腐之嫌，习近平对此曾及时给予回应，而2015年，两个党内重要法规的修订，则被舆论称为以行动作出了回应。 学者指出，解放后、“文革”前的一些反腐，确系运动反腐，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反腐已经驶入制度反腐轨道：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2004年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更将党内巡视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监督制度列入其中。2007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也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2009年7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标志着党内巡视在新时期正式形成制度形态。十八大后巡视制度又得到加强。 简政放权、简化审批等多个变革举措，则被认为是党内法规之外的配套制度性调整――同样致力于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而这些，均在2015年开始全面铺展。 “新常态，必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2015年11月14日，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李永忠在一次论坛上表示，制度反腐，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来惩治和预防腐败。 他认为，2015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作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战略规划，并指明了由赢得时间到赢得空间的方向。 更早之前，中央、学界均多次以“倒逼”来描述社会发展各个层面与反腐、改革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赢得时间和空间，被认为是推进改革、实现深改、整改的重要推动力，而目前来看，这一动力愈加强劲。 2015年，在“没有休止符”的反腐节奏下，落马省部级以上官员多达30名。中纪委信息显示，2014年至2015年上半年，全国共有9000多名领导干部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 高级别官员之外，“蚊蝇”落马者众，纪委队伍内部查处力度加大，则被舆论认为是2015年反腐全新的亮点。 此外，反腐力量外延，则被认为是未来会继续扩大的方向：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布“天网行动”以封“避罪天堂”，最大限度切断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通道，海外追逃追赃也已经走向系统化、规模化的国际合作之路。 2015年，社科院出版反腐蓝皮书指出，据问卷调查显示，中央将反腐进行到底的政治决心、政治信用和政治定力得到广泛认同，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战果深得民心。党和政府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努力程度得到高度认可。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2015年以来，反腐方向越发清晰，反腐“红利”也越发突出。通过严厉查处减少腐败存量，通过制度建设遏制腐败增量，反腐行动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起到重要作用。 当外媒开始认真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在未来将延伸向哪里时，中纪委官网却开始刊发一系列署名文章――这些指向历史的文章背后，均以腐败、反腐为主题，这一度被坊间猜测另有用意。 但如果比对这些文章，即可发现在借典故寓意反腐同时，更在强调反腐于国于民的深层意义，在谈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其实细察十八大以来反腐举措，比对党史，不难发现许多举措均有出处，有来源，有步骤，有呼应。这也恰是党的特点之一，陈云曾在早年论述《共产党人》一文中指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点。 巡视制度设计中的总结、反馈、整改，恰是一种廉政反腐建设中的“学习制度”，即总结经验基础上，再付诸新的实践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国古代智慧所共有的重要内容。 也因此，学界认为中国的反腐道路，必然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向前推进，制度化必然是大方向。此外，反腐还有望从深化改革中获得“反作用力”：即在反腐推进改革之后，深化改革则从另一层面为反腐带来作用力。 此外，李永忠等反腐专家则指出，若以经验、制度论，由于我国已实行基层民主多年，此前经验颇多，亦有可资借鉴的制度进化，他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为例，称该村在多年的基层民主自治实践中，村民们通过创建当代中国第一个异体监督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制度化预防腐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当即派人调研。十年前，习近平又亲自带队调研，先后对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作出五次批示。”李永忠认为，后陈试验证明：异体监督，远强过同体监督；分权制衡，远好于“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语）。后陈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让监督重新回到权力运行之中的意义、让权利重新回到群众手中的价值、让干部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效果”。 而目前，这样的案例，在我国基层中并不少见，相信这种来自群众的智慧，也可以为国家反腐制度建设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