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选举是门赚钱的买卖-选举补助制度史话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民进党取得空前大胜利。但本次选举中除了传统的蓝绿两大政党之外，众多泛绿小党竞逐选票也相当激烈，学运政党“时代力量”在立法机构获得5席，取代亲民党（3席）成为台湾第三大党，蔡英文曾担心一手扶持的“时代力量”威胁到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席位，一度在选前高喊：“不要配票，集中选票，一定要投给民进党！”众多“第三力量”参战必然导致“立法院”政党林立，这令执政的大党相当头疼，这一点上蓝绿两党可谓殊途同归。8年前“立委”选举改行单一选区两票制，正是为了压制小党、利好大党，孰料此番“大选”参选政党数目反而暴增，分析人士指出这同选举补助的得票门槛调低有关。台湾的《政党法》虽然久拖不决，但不影响各政党享有一张选票补助50元新台币的待遇，甚至有观察者辣评，宋楚瑜之所以屡败屡战就是为了这笔为数不少的补助金。补助的门槛过去是5%，不久前刚刚被下调至3.5%，这意味着众多小党就算没有获得5%的选票、得不到“立法院”席位，也有望获得连续四年的补助，这可是难得的财源，无怪乎广大小党蜂拥而上，瓜分这块大大的蛋糕。关于这块蛋糕的故事，容笔者从头说起。从毁家纾难到四处化缘在西方民主政治早期，从政对于个人几乎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好处。国会议员连薪俸都没有，选举更是一件纯花钱的差事。这时的选举都是在自己的小选区进行，选民人数也不多，即使这样贵族大老爷们也往往得“毁家纾难”才能应付。那时的政治是百分百的富人游戏，就像韦伯所说，职业政治家还必须有经济上的“闲暇” 。贵族大老爷们一直把政党当成“绅士俱乐部”，直到被工人阶级的政党迎头痛击。靠着工人的党费、工会的捐献和发行报纸所获得的利润，凭借严密有力的党组织，左翼政党成功地把工人送进了议会，资产阶级的政党跟在后面学习，才掌握了组织与筹资的艺术。很快，右翼的政党也学会了收取党费，不过它们更多地是依靠大公司、大富商的政治献金过活。为支付越来越高涨的选举费用，多数时候政党都不得不四处“化缘”争取捐助，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伴随着二战后的技术进步和西方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政党融资手段越来越难以为继。党员数量下降、愿意对党承担的义务越来越少，法律对企业和特殊利益群体捐款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源”既面临枯竭，“流”却与日俱增：在广播和电视上登广告可比在党自己的报纸上贵多了，原来志愿服务的兼职党员也越来越应付不了专业的选战，而专业的选举专家、全职的选举团队都需要花大钱雇。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党，都陷入了财政困境。怎么办？它们自然齐刷刷地把目光瞄向了国家财政的钱袋子。虽说纳税人的钱没有法律许可不能动用，但政党作为立法权的实际操纵者，打开国库大门只是迟早的事。这一次，是德国人开了第一枪。德国人找到了金库的钥匙1949年5月，《基本法》颁布生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吃够了纳粹党苦头的德国人在立宪过程中决心阻止极权主义政党卷土重来，西方占领军也要求改造德国的政党制度。于是德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将政党写入了宪法条文，这就是《基本法》第21条：（1）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志决策的形成。政党的建立是自由的。政党内部秩序须符合民主原则，政党必须公开说明其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以及财产状况。（2）政党宗旨或党员行为有意破坏或推翻自由和民主的基本秩序，或有意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生存的，该政党属违反宪法。政党违宪由联邦宪法法院予以裁判。（3）有关政党的具体规定由联邦法律予以认定。凡事都希望在法律条款下行事的德国人这次开了一个先河，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需知政党这种组织真正是西方政治史上的灰姑娘，不仅没有理论像“父母”一样为其存在撑腰，而且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遭到各界的围攻，党争、腐败、毒化民主的指责至今不绝，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念兹在兹地告诫人民要“警惕党派”，杰弗逊更是咬牙切齿：“如果非得加入党派才能进天堂，那我宁愿不进天堂。”二战后的政党虽然早已在各国成为了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者，但依然没有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在道德上，它需要论证自己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良性要素；在实际运作中，它得证明自己和其它社会团体、公民结社存在不同。要知道，时至今日政党在英美等国的法律地位也同一般社团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德国《基本法》一下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由于宪法的肯定，德国政党再也不必为自己的合法性苦苦辩护，反而一下子垄断了塑造人民政治意志的权力，获得了较之其他社会团体更加独特的法律地位，再也不用同绿色和平组织、天主教爱心夏令营、律师协会或是阿森纳球迷协会打成一团了。政党既然担负着“塑造公意”这一重大的政治性任务，它的所作所为自然也就不再是“为私”而是“为公”了，甚至政党自身也罩上了一件“宪法机构”的外衣。这样一来，政党当然有权利要求得到来自国家财政的补助！这一推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政党从国库攫取资金也就理直气壮、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