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特聘教授彭國翔：社交媒體時代，警惕有“公共”無“知識”

一邊俯瞰車水馬龍，一邊是咖啡飄香，一堂題為“鬧市中的哲學課”的講座，把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學衡（原馬一浮）國際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彭國翔請到了上海。“鬧市”，既是城市中心的繁華，亦是當代人無法逃脫甚至賴以生存的生活現狀。在彭國翔看來，真正的哲學是“日用”的，是一種在鬧市中保持心靈自省自覺的“活法”。印度犀利士  印度犀利士5mg哪里买  印度犀利士ptt  印度犀利士哪里买  印度犀利士心得  印度犀利士香港  印度犀利士真伪  印度犀利士20mg  印度犀利士副作用

彭國翔的新著《中國哲學方法論：如何治“中國哲學”》（以下簡稱《中國哲學方法論》）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這本在疫情期間整理誕生的著作記錄了一位學人在全球性事件面前的獨特思考。

哲學是一種“生活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時刻思考，“學而時習之”，保持心靈的自省自覺，本身就是一種“活法”

上書房：一般人對哲學的印像有點“高冷”，似乎離社會、離人們的生活有些距離，“鬧市中的哲學課”是否代表哲學走出書齋的一種姿態？

彭國翔：如你所說，大眾常有一種誤會，總覺得哲學不僅是像牙塔里的，而且是塔尖上的，好像是遠離社會和人們生活的一種“高冷”的東西。其實，哲學本來是一種人生智慧和生活方式，如果變成純粹和實際生活無關的“觀念的遊戲”，那隻能意味著哲學的異化。在這個意義上，

哲學當然離不開反省和思考的活動，但這種反省和思考不僅不是與日常生活無關的抽象思辨，反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對於作為西方哲學源頭的古希臘和羅馬哲學，我們以往大都視之為一種脫離日常生活的單純意識活動。但是，根據晚近西方一些一流哲學家對於古希臘和羅馬哲學的檢討，那個時候的哲學不僅不是一種與日常生活無關的靜觀，反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慾望的治療”。這當然和我們中國哲學的傳統，包括儒、釋、道三家，就比較接近了。

簡單地說，與那種“日用而不知”甚至“渾渾噩噩”的生活方式不同，而且，通過不斷地反省和思考，非但可以讓我們享受其中的樂趣，更可以從中提煉一種看待自我、他人、社會和宇宙的智慧。有了這種智慧，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試想一下，心智成熟、精神富足、氣定神閒的生活，比起忙忙碌碌、身心疲憊、六神無主、患得患失的生活，豈不是美好得多？所以說，一個人真正信奉的哲學，不是掛在嘴上，而是由其日常生活的實際行為來顯示的。

上書房：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問題？

彭國翔：要弄清楚什麼是我們所討論的“中國哲學”，首先要區分一組概念，即“中國哲學”與“在中國的哲學”。“在中國的哲學”不僅包含中國哲學，也包含今天在中國發展的各種流派的西方哲學。而我們所說的“中國哲學”，是指從先秦諸子、孔孟老莊一路下來，包括後來傳入中國的佛教，這樣一個思想的傳統。換句話說，可以說是在歷史上儒、釋、道的基礎上和脈絡中發展出來的哲學傳統。

其次，我們雖然可以說中國從先秦開始就有哲學的傳統，但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哲學”是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學術體系、特別是現代大學的引入發展起來的。這與傳統的儒、釋、道的思想形態又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中國哲學”，主要就是這種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哲學。把我們談的是什麼意義上的“中國哲學”界定清楚，是我們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上書房：

彭國翔：這個講法強調的是：作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處在與西方哲學的互動關係中，或者說借鑒了西方哲學的一些觀念資源和架構，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思想蘊含予以重新詮釋和建構。當然，西方哲學五光十色，借鑒哪一種或哪些流派來幫助我們重新詮釋和建構中國哲學，把中國哲學用現代的語言更清楚地講出來，就是我們現在的工作之一。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中國哲學有自己的特點，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的模式。21世紀初，學界曾有過一場討論，有人甚至懷疑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哲學”是一個外來詞，漢語裡本來有“哲”，也有“學”，但組合成“哲學”，是翻譯而來的。2000年，德里達來訪中國時曾說：“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個話並不是要貶低中國文化，他的意思是說中國沒有傳統希臘意義上的哲學。但是，希臘意義上的哲學是什麼？是我們以往理解的那種脫離日常生活的靜觀思辨嗎？剛才已經提到，這一點已經被西方哲學界一流的學者自己否認了。再進一步，“哲學”的定義是西方一家一派所能夠獨占的嗎？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哲學”呢？正是以此為契機，我對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以及如何從事“中國哲學”的研究和建構進行了較為長期的思考和探索。這本《中國哲學方法論》收錄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2003年，與最近發表的一篇跨度16年，中心就是圍繞這個問題。

上書房：

彭國翔：這是兩條不同的線索、路徑，但彼此相關。

我們常常聽到類似這樣的說法——“原汁原味的中國哲學”。到底什麼是“原汁原味”呢？以《老子》為例，如果把原文從頭到尾背一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但今天的讀者能理解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言，如何用現代的語言解釋中國哲學——也就是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就變得很重要了。

我們在討論中西交流時，不僅要藉鑑、吸收西方的理論，還要主動介入世界哲學的發展，面對人類共同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今天，世界上不同的哲學傳統處在一個共生共成的時代，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越來越意識到參考、借鑒東方文明和智慧的必要性，我們同樣應該主動參與世界哲學的發展潮流，共建互補。

在中西視野中重建“斯文”

“斯文”是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其中的核心價值觀，我們的“斯文”就是中華文明的價值系統

上書房：與您的求學、治學經歷相連，是如何形成這樣的視野的？

彭國翔：當時，我並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但如今看來，這反而是好事，因為我可以自由自在地閱讀中西各種哲學論著；而且，我的閱讀範圍不只哲學，還有歷史和宗教。這樣，不限於一家一派，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自身程度的提高，逐漸形成了鑑別和判斷的能力。我經常拿練武打比方。如果你能夠廣泛學習各家各派的武藝，博採眾長，那麼，你不僅可以逐步提高自身的武功，也能夠提升鑑別和判斷各家各派武林人士武功高下的能力。具備了這種能力，在進一步習武的過程中，你自然會選擇武功高強的武藝練習，不會將時間、精力浪費在那些乏善可陳的武功之上了。讀書也是一樣，閱讀真正一流學者的著作，效果事半功倍，否則就不免事倍功半了。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念大學時，不僅閱讀中國大陸學者的著作，也閱讀了很多港台地區和西方學者的著作。這不僅讓我自始就具備了比較廣闊的視野，也讓我接觸到了海內外一線學者的著作。這里略舉數例。中國大陸的學者中，有李澤厚先生的《批判哲學的批判》、陳來先生的《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等。海外學者的著作，中文世界裡，哲學方面給我較大影響的是牟宗三、唐君毅兩位先生，史學方面是錢穆和余英時兩位先生。英語世界裡則有狄培理先生等。這些先生的著作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你注意到的那種中西比較的視野。

中西哲學比較方面影響我的師長和經歷很多，尤其是我的海外經驗。例如，經由安樂哲先生提名和夏威夷大學一個專門委員會的投票，我獲選2003年到夏威夷大學擔任安德魯斯講座客座教授。對我在中西哲學比較方面的自覺和努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經驗，也是我更直接地參與英語世界中國哲學乃至中國研究的開始。從那以後，隨著我在海外尤其歐美各地高校和學術機構客座與訪問經驗的積累，對於如何在“比較哲學”這一理解的基礎之上從事中國哲學的思考也就日益成熟和系統了。

上書房：給外國學生講中國哲學，有難度嗎？

彭國翔：教美國學生中國哲學，難度當然很大，當時對我是一個挑戰。

用外語講授中國哲學，不僅是語言問題，更是文化問題。舉個例子，宋明理學裡所講的“神”，並不等於西方的上帝，怎麼翻譯？必須在不同的文化脈絡裡找到相對接近的語彙。我會用美國學生熟悉的文化歷史典故幫助他們理解中國文化中的概念。再比如，談到武俠小說裡的“命門”一詞，我就用希臘神話中的“Achilles' Heel”，中文譯為“阿喀琉斯之踵”，來加以解釋，這樣美國學生就能明白了。也就是說，雖然講的是中國哲學，但也得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傳統，如此在面對西方學生時，才能有助於他們理解中國文化的思想觀念。

當然，給外國學生講中國哲學還有另一個前提要求，身為中國人文學科領域的專業學者，必須熟悉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如果只是種族意義上的中國人，即便有海外留學經驗，英文過關，缺乏中國古典和文化傳統的專業訓練，甚至連辨認繁體字都成問題的話，也是無法講對、講好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現在，我們常常說要“講好中國故事”，這當然首先需要了解中國數千年以來都有哪些故事，然後才有可能“講好中國故事”。是否能講好中國故事，並不是單憑掌握外語就能勝任的。

上書房：如何理解“斯文”呢？

彭國翔：大體來說，後者更多地用“文明”來稱呼。世界上不同地區和民族，可以說都有各自的“斯文”。對中國來說，“斯文”就是從周代以來形成的包括儒、釋、道在內，特別是以儒學為主體的文化傳統。或者說，

當然，這個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學傳統，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是不斷吸收其他傳統的養分而“日新日成”的。歷史發展到今天，很多在先秦時期沒有或者不是重點的內容，隨著儒學對於其他傳統的吸收，也早已構成了儒學乃至中國“斯文”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另外一點我想指出的是，正是這些共性，構成了人類文化或文明的普遍性。

總之，對於我們自己的“斯文”或者說“文明”，我想強調兩點：其一，要意識到 其二，要意識到世界上不同“斯文”之間的共性，無論這種共性是原本固有，還是彼此交流互動的過程中形成的。事實上，世界上幾乎所有仍然存活的文明，都或多或少具備這樣兩個方面。當我們從所謂“文明論”的角度觀察和分析世界上不同的族群、社會和國家時，切忌無形中把不同的文明視為各自靜止、彼此不同、不能也不需要交融的僵化“類型”。因此，《重建斯文》這本書的核心觀點之一就是：這才是當今之際我們的“斯文”。

自覺讀書思考形成“見識”

在人人都能發言的社交媒體時代，格外需要充分的專業意識和自覺，不輕信和盲從專業資質之外的權威

上書房：在您眼中，哲學之用、文科之用表現在何處？

彭國翔：如果我們追問“文科無用論”的持論者理解的“用”是什麼意思，恐怕大部分是缺乏自覺反省而說不出個一二的。其實，他們感覺中的“用”，基本是指日常生活的“實用”之“用”。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是不是可以承認哲學和整個文科的確“無用”呢？有些人文學者，正是從接受這一看法出發，用所謂“無用之用”之類的說辭來為文科辯護。但是，我想說的是，

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有一句頗為流行的話：“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相信這種看法至今依然很有市場。可是，經過數十年的思考，我的看法是，包括理、工、農、醫在內的知識和技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其實佔據的比例並不大。試想，在我們每天待人接物的日常生活中，決定我們行為的觀念，特別是那些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價值觀念，究竟有多少是由理、工、農、醫的那些知識所塑造的呢？決定我們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各種行為背後的那些觀念，如果主要並不是由理、工、農、醫的知識和技能來塑造的，那麼，

為什麼對於同樣的人和事，不同的人會採取不同的對待和處理方式呢？是因為不同的人各自具有的價值系統不同。而對於負責辨別是非、善惡和美醜的價值系統來說，如果不只是來源於父母家庭和社會風俗影響所致的那種“不知不覺”的“積習”，而是可以 我大學是政治學專業，而政治學屬於社會科學，並不是人文學科。為什麼我“不務正業”地轉入了人文學科呢？正是因為切身的經驗告訴我，人文學科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大有用途。而且，對此我越來越堅信不疑。

上書房：

彭國翔：我經常打的一個比方就是，如果我去社會上向大眾宣講量子力學，大家肯定會覺得，一個研究中國哲學和思想史的教授來講量子力學肯定是不行的，因為我沒有接受過那方面的專業訓練。一定要去講的話，只能是忽悠人。可是，講國學、儒學、文學、歷史文化等人文學科，大家似乎就不太注重講者自身的專業背景了。好像在人文方面，隨便什麼人就都可以“指點江山”了。這當然是不注重專業的表現，而不注重專業的結果，就是社會上充斥著大大小小的“忽悠”，流淌著各種各樣的“雞湯”。雞湯如果只是沒有營養倒也罷了，如果有毒的話，飲者就會身受其害了。

如今，早已不再是一個“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專業分工的細化，已經可以讓人們彼此之間動輒產生強烈的“隔行如隔山”之感。而

一方面，在聆聽任何人講話時，我們首先要問，此人對其所講的話題和領域，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資質。比如談的是醫學問題，那就要先看此人是否具有醫學方面的專業學位以及足夠的從醫經驗。再比如，一些不具備專業知識的“名人”談論財政金融方面的問題，聽者將其所說當成專家意見，甚至指導自己的財務行為，多半就會蒙受有“公共”而無“知識”的非專業之害。辨別一個人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資質並不難，看看其人所受的教育和訓練即可。另一方面，我們自己在發表意見時，也要嚴格自律，不要輕易對自己不熟悉的問題和領域指手畫腳。

總之，在我看來，只有在這兩個方面具備足夠的專業意識和自覺，

《中國哲學方法論：如何治“中國哲學”》

彭國翔著                

上海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