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下井，能為煤礦智能化建設帶來什麼？
2021-09-06 08:39:50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在內的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採取了從未有過的嚴控措施，包括國家間、城市間、社區間的隔離，封鎖彼此的交通和人員往來。這是二戰結束後從未出現過的新現象。毫無疑問，世界經濟正面臨著巨大的風險挑戰。一旦疫情在全球範圍內控制不住，有可能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危機。世界經濟衰退的風險加劇，中國也不能獨善其身，我們應及早準備，採取多項措施穩外貿、穩外資、穩就業。
對當今世界經濟形勢的分析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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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全球範圍的擴散和蔓延造成了巨大恐慌。從3月9日開始，美股在10天內4次熔斷；維也納國際能源會議談判失敗，國際油價狂跌。3月中旬之後，美國的疫情日益嚴重，市場對於經濟衰退的恐慌更加難以遏制，出現了股市、債市、黃金等全跌的現象。美聯儲於3月17日啟動了各種短期的流動性供給機制，3月23日更是火力全開，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所有開放式的資產購買，建立一個新的計劃用以支持信貸向雇主、消費者、企業的流動等。美聯儲的這套組合拳對穩定市場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利於提振實體經濟，應對疫情對實體經濟的外部衝擊。
疫情本身只是一種外在的衝擊和變化，它不過是加劇了全球化的分裂和全球經濟的衰退，而非問題的根本所在。當前全球都處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不能再用以往依據某個國家比如美國宏觀經濟周期或者資本市場的情況對世界經濟形勢進行研判，也不能簡單地按照金融市場如2007年至2008年危機的經驗來觀察，而是需要從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視角來分析，或許會從中發現一些“確定性”，並尋找出此次疫情為何可能成為世界經濟衰退的加速器。
現階段世界經濟積累著四五十年來的多重矛盾與問題負重前行，當前至少存在兩大風險：
第一，國際分工的運行機制出了大問題。從世界經濟的宏觀視角觀察，該問題主要表現為：宏觀層面的全球經濟規則不再統一；微觀層面的價值鍊或產業鏈出現“脫鉤”的跡象。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疫情全球大流行後主要國家採取了邊境控制、中斷交往等措施，使得二戰以來微觀層面不斷趨於深化發展的國際分工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此外，疫情發生後主要國家之間的合作不但沒有得到加強，相互指責、攻擊的聲音反而不時出現，這些行為不利於彌合全球化的裂痕，很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正是基於上述幾方面原因，業已出現的全球化分裂的裂痕將更加擴大。期望世界經濟短期內復蘇甚至實現快速增長是非常困難的。
第二，在應對危機的政策手段上全球進入了一個“非理性時代”。一些主要國家已經走上了一條僵化的道路：用貨幣政策取代財政政策，用超級寬鬆的貨幣投放緩和危機。自1980年以來，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已經不再是生產過剩而是貨幣金融危機。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加入WTO，以及東歐劇變後原計劃經濟國家走上轉軌道路，全球範圍內可以被納入到傳統國際分工體系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上都被吸納完畢，世界經濟競爭系統在平面地理空間上的佈局已經完成。在此過程中，只有美國通過經濟金融化開闢出立體的空間意義上的新競爭系統——高度發達的具有廣度與深度的金融市場。這對美國而言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對內是經濟高度金融化，擁有全球競爭優勢的金融服務業，對外則是“美元體系”的全球拓展與運行。在上述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開始，所有全球經濟危機不再源於生產過剩，而是由貨幣金融危機引發。
如此，我們才可以看清楚近四十年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為什麼主要國家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來對經濟問題進行金融化處理，借新債還舊債，全球經濟的恢復基本上都是依靠寬鬆的貨幣政策修整長期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問題並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比如歐債問題、次貸問題等，都不同程度地遺留著許多問題。從現階段主要發達國家應對經濟增長問題的對策來看，凱恩斯式的財政政策日益陷入困境，貨幣政策越來越成為經濟政策的主導力量，印鈔、貨幣放水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從目前全球主要國家央行的表現來看，幾乎都是通過貨幣放水漫灌的方式來壓問題——以新債務覆蓋舊債務，然而歐洲、日本的利率已經為負，美聯儲也已將利率降到0，傳統貨幣政策已幾乎沒有空間。
2008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增長，大體上都是通過貨幣政策放水“救市”的辦法實現的，沒有科技領域的重大突破，沒有新興產業的拉動，有的只是業已成熟的實體經濟部門在全球範圍內通過產業鏈的不斷延長、深化來帶動，也就是靠著微觀層面的全球化勉強拉動世界經濟實現3%以下的增長（2010年至2011年和2017年除外）。
正是在此基礎上，疫情成為壓倒已經脆弱不堪的全球產業鏈分工的那根“稻草”。這也就是為什麼疫情會重創世界經濟。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關鍵是世界各國能否繼續攜手合作，共同應對風險挑戰。令人擔憂的是，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更為短視、自利的非理性時代。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對於世界經濟走勢的總體判斷如下：
第一，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疫情的擴散與防控情況具有決定性作用，需要根據具體情況變化對世界經濟走勢做出判斷。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一是，全球疫情在第二季度得到基本控制，今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可能維持在1%至2%之間；二是，全球疫情持續至第三季度，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有可能在1%以下甚至為負增長；三是，全球疫情繼續拖延下去，甚至長時期存在，世界經濟將陷入長期衰退。越來越多的國內外科學家指出，現在的新冠肺炎疫情不過是冰山一角，這種病毒大概要與人類同行許久。如果情況屬實，由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的時間不會短，兩三年的可能性比較大。
第二，從世界經濟的宏觀視角來看，無論疫情持續多久、世界經濟增速如何，疫情過後的全球經濟貿易規則重塑將繼續進行。同時，全球宏觀經濟協調將會有所加強，但一定會矛盾重重，難度加大。在貨幣領域，主要國家間分歧增大，協調難度增加；在貿易領域，全球規則的重塑將加劇，全球化繼續分裂。
第三，從世界經濟的微觀角度看，疫情將加劇全球產業鏈的重構。出於對企業資產負債表平衡的考慮，企業之間的退單潮在全球範圍內將大規模出現。一旦疫情緩解或消失，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產業鏈重構必將開啟，這對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國家有利，但需要關注的是，此次疫情暴露出全球產業鏈的高度脆弱性，因此跨國公司重構產業鏈的過程中會比以前更加關注安全因素，東道國的製度環境因素，以及大國關係在內的政治因素等。
第四，全球央行超級量化寬鬆的後果將極大地影響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即“美元體系”的穩定，全球資產將重新定價，黃金等貴重金屬與大宗商品價格將再度走高且價格劇烈波動。同時，全球範圍內的貨幣體系重建在短期內無法進行，也難以出現可以替代美元的關鍵貨幣。因此貨幣金融合作的區域化進程將會加快。
應對世界經濟形勢變化的對策與建議
當前中國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顯著效果。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從“殲滅戰”轉向“持久戰”，不可低估無症狀感染的潛在危險，輸入性防控有可能持續相當長時間；二是從戰“疫”轉向復工復產，促進經濟增長。未來宏觀政策的核心應放在穩定就業和全面支持中小企業；三是經濟、社會體制應該更加柔性化、彈性化，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後應關注各種社會問題、心理問題和公共管理問題等；四是增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進一步增進相互信任，開展公共衛生和醫療信息資源共享等合作，同時積極推進新形勢下的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面對世界經濟衰退風險加劇的局面，首先需要明確，倘若全球經濟果真陷入衰退，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目前，中國經濟需要高度關注兩個問題：一是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如何穩外貿、穩外資？二是如何下大力氣穩定就業？
中國的產業結構是以電子、汽車、機械等產業為主。這些產業也是產業鏈中最易斷裂的領域，疫情持續時間越久，對我國產業發展越不利。一旦疫情持續時間過長，產業鏈出現中斷，未來必將開啟全球產業鏈的重構。在跨國公司重構產業鏈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資源配置效率問題，還要考量東道國的營商環境、大國關係、地緣政治風險等。在當前嚴峻複雜的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下，雖然中國具有完整的產業結構，但是一旦出現部分產業鏈“脫鉤”，也勢必會加大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直接影響就業、外貿和進出口。鑑於上述可能出現的複雜情況，建議近期應採取六個方面的措施穩定經濟社會發展：
第一，加大電子、汽車等外向型產業恢復生產的力度。探索如何在抗“疫”過程中確保物流、人流等不中斷、促進外向型企業持續生產，是下一步我們面臨的緊迫課題。有必要通過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比如中日韓自貿區協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以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與加工製造能力，確保中國在區域產業鏈中的地位。
第二，大力幫助扶持對穩定就業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民營企業，努力做到防疫與生產兩不誤。在人類共同的災害面前，世界各國應在發揮自身製度優勢的過程中相互借鑒經驗，中國應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給受到疫情影響嚴重的群體、小微企業等精準發放財政“補貼”等。
第三，拉動消費應成為今後中國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資的重心不再是提高經濟增長速度，而是促進消費。“新基建”的核心應該是超大城市群的建設，其不僅涉及到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應包括農民工安置、進城落戶等相關製度的調整、改革，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擴大內需。
第四，通過與世界各國增進在疫情通報、信息交流、全球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等方面的合作，開展全球宏觀經濟協調，盡力降低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傷害。大疫之下，全球經濟協調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已遠遠超出相互間的分歧，全球主要國家必須通力合作，共渡難關。
第五，不貿然採取措施“對沖”美國貨幣政策或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當前美國的“救市”行動既是在救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挽救世界經濟，有利於世界各國的經濟穩定。對於某些學者提出主動拋售美國國債打擊美國經濟的作法，不僅有違常識，更是反全球化的行為。大疫之後面對全球貨幣體系的混亂，區域化貨幣金融合作將重新開啟。這對中國是個重大機遇，因而加強與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合作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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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堅決落實去年7月中央政府進一步擴大金融業開放的政策，通過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吸納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時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步伐。金融業的開放發展與製造業有重大區別，金融對製度環境的依賴性更高，對產權保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水平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所以金融業進一步開放不單是為了吸引外資，穩定外資，而且對中國今後的現代化發展同樣有利。無論是金融開放還是產業鏈重構，都需要中國在製度現代化建設方面加倍努力。未來的中國需要一個更加開放、和諧的世界。
（作者係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珠海市橫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學橫琴金融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