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境外势力’‘媒体炒作’莫成万能借口”的社评。针对此前在媒体官僚口中几乎无所不在的“境外势力”和经常被官员们污名化对待的“媒体炒作”，该文称“如果第一时间就把主要原因归于境外势力插手，而不认真反思自身的失误和不足，这会引偏我们开展修正或者补救努力的方向，甚至错上加错。 在现实中，确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出了极端事件且处置不力时，把境外势力插手作为事态恶化的关键原因进行宣扬。人们有理由怀疑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淡化、掩饰自己工作的不利，推卸责任。”
胡锡进和其带领的《环球时报》的变化值得肯定
在媒体监督方面，《环球时报》称“对待‘国内舆论炒作’这个问题，道理几乎是一样的。一定程度的所谓‘炒作’是媒体的天性，认为很多工作可以在毫无舆论‘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这是一种幻想。现在有的地方在出了问题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试图阻止媒体报道，一旦处理不当，就迁怒于媒体，宣称是媒体炒作导致了不良局面。这种逻辑的蔓延对全社会总结经验和教训相当不利。……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发现并处置内因应当是我们着力的首要方向。 ”
可以说，《环球时报》今天对于“敌对势力”和“媒体监督”的看法相较于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此前，恰恰是胡锡进和其带领的《环球时报》，动辄将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麻烦简单归结于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极力鼓吹境外敌对势力，掀起了一场场的“造鬼运动”。比如去年10月份发生的占中事件，当时《环球时报》就将矛头对准了所谓的“敌对势力”，再比如6月中下旬开始的股灾，《环球时报》也称是西方敌对势力在作怪。针对胡锡进和《环球时报》的做法，多维名博牛泪曾痛批这种说法，认为《环球时报》经常扮演了“捉鬼人”的角色，而实际上，这个挥之不去的“鬼”可能就盘踞在《环球时报》心中。
然而，这次《环球时报》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鼓吹和放大敌对势力的作用或影响，就像今天的社评所讲的那样，高估了境外敌对势力，往往是为了回避自己身上的不足和本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也是很多官员用来推卸责任的借口。对于媒体的监督，更是一个正常社会所无法回避的事情，只有以正常的心态看待来自媒体和人民的监督，才能使各级官员们保持敬畏之心，这样才可能减少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以及腐败现象的发生，媒体监督对于社会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因此，《环球时报》这次的变化值得肯定。
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官员在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上似乎还没有转变过来，仍然以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心态看待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各种问题的“干涉”，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惕”。比如今年股灾发生之后，中航董事长林左鸣在《环球时报》撰文称此次股灾是敌对势力冲着“五星红旗”来的，并称敌人在哪，以后会看明白。但是他前脚撰文，后脚中航旗下的金融公司就因为违规减持（抛售）遭到证监会调查，这种行为无异于“鬼喊捉鬼”。再比如很多官员拒绝接受媒体监督，经常曝出媒体记者遭到被报道对象（很多是地方官员）的攻击或者粗暴对待。
在中西方战略博弈客观存在，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存在争夺的情况下，境外势力客观存在，但是，因此而把境外势力夸大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程度，以遮蔽问题的实质或者掩盖官僚的无能，就是非常荒唐滑稽的做法。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这样封闭和僵化的敌对视野，显得尤其落伍。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环球时报》的粉丝，既然一贯被视为极左势力的《环球时报》已经展现了自己开放和包容的一面，那些跟它们过去思维一致的官员们能不能跟上《环球时报》转变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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