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期，安徽社科院的辛秋水等老同志就敏锐地意识到性别比失衡和光棍危机;但是曾毅等人口学家和蒋正华等国家计生委官员却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因为“女婴漏报”，对性别比失衡未引起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纠正，最终酿成了4000万光棍的历史性错误
一、掩盖人口真相后患无穷
秦国采纳商鞅的变法，统一中国。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即使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国家也会越来越弱，直到被别国分割。苏联就是一个例子，苏联解体表面上是因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政策;但是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启动改革是因为社会经济出了问题;苏联的经济出问题又是因为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导致年轻劳动力负增长。而苏联的人口危机很大程度又是因为学者用错误的人口数据误导决策。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和生态中心主任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说：“1966年之后，俄罗斯的生育率就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无法扭转”。
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1990年之后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至少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1995年之后低于1.5，200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了，但是被主流人口学家用种种复杂的“游戏”一次次将生育率篡改为1.8，建议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2010年查明生育率只有1.18，但是又被国家卫计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篡改为1.5-1.65，恐吓说全面二胎每年会出生4700万、4995万，单独二孩会累计多生1000万人。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总人口为136782万，是建立在1991-2010年出生36474万、2011-2014年出生6565万的基础上的;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0-19岁(1991-2010年出生)人口只有32121万，根据生育率推算2011-2014年只出生5282万。也就是说，2014年的136782万人口有近6000万水分。
人口数据是国家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基础。人口数据的不准确意味着中国的各项政策(比如宏观经济布局、产业布局、区域发展、城市规划、财税政策、社保制度)都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后患无穷。
1994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并承诺遵守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的《行动纲领》：放弃“人口控制”，尊重“自愿”原则，反对在生育上有“配额”、“指标”、“奖惩”。但是《行动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2002年国际社会指责中国没有遵守《行动纲领》(是强制而非自愿的，一胎化是最严格的配额)。2002年11月，彭佩云在赵白鸽(国家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和顾宝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国际合作部部长)陪同下，到联合国进行辩护。随后顾宝昌在《人口研究》、《人口与发展评论》发表论文，认为中国并非一胎化，而是一个多元化的生育政策 。2004年7月15日赵白鸽更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实行的并非 “一孩”政策，不是强迫性的，是自愿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也一唱一和，2004年7月16日发表申明，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虚假的”、“不可信的”。
国家计生委(卫计委)官员其实内心里也不认同他们自己所宣传的观点，我2007年版《大国空巢》刚出版1个月，国家计生委高层就已是人手一册;2013年版《大国空巢》出版后，很多官员私下里表示很认同《大国空巢》里的观点。原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现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2007年会见政协委员的时候，私下里说完全赞成政协委员们的废止独生子女政策的观点;但是他2011年4月26日在国家计生委的推荐下，与翟振武一起到政治局上课，灌输的却是另一套理论。也就是说，他们用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去忽悠国家领导人!
二、反思人口政策的观点长期被打压
国家计生委(卫计委)长期打压质疑的声音。比如1980年代初期，安徽社科院的辛秋水等老同志就敏锐地意识到性别比失衡和光棍危机;但是曾毅等人口学家和蒋正华等国家计生委官员却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因为“女婴漏报”，对性别比失衡未引起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纠正，最终酿成了4000万光棍的历史性错误。
一些政协委员早就关注到失独家庭危机，《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2004年出版了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获2004年度“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第三届(2004―2008)徐迟报告文学奖;但是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硬是将该书从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给撤下来。失独家庭危机长期被掩盖，今后将有上千万高危的失独家庭。
我长期质疑国家计生委对人口数据的修改，我的观点一次次不幸言中，但是我的观点却被一直被封杀。2007年我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后，长期被列为禁书。
国家发改委旗下的公开刊物《中国改革》因为发表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观点，国家计生委致函国家发改委抗议。我投稿学术期刊的一些论文，也因为有悖基本国策而在最后时刻被临时撤稿。
2010年中国人口学年会在南京举行，张敏才应国家计生委主任的邀请，在会上反驳我的《大国空巢》。得知我旁听此次会议后，将我驱逐出南京。
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申请人数远低于预期，财新传媒的《新世纪》周刊2014年24期发表对我的的采访文章《生育潮去哪儿了》，质疑单独二孩理论。但是《新世纪》却“被中宣部专门喊过去批评”，以至于我另一篇原本定稿要发表在财新传媒《中国改革》的质疑单独二孩理论的论文，在临出版前被撤下。
我最近的一些观点更是遭到卫计委的重点打压、围堵。某媒体发了不少关于计划生育的报道。最近他们的记者也对我说：“国家卫计委权力大得很，最近也是他们去告我们的状的。所以我也闲下来了”。
质疑的声音被打压，国家卫计委继续指鹿为马。比如单独二孩政策预计收获一个“大西瓜”(多生一千万人)，实际只能收获几粒“芝麻”(累计只会多生几十万人);但是国家卫计委在2015年7月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却认为“到目前为止，单独两孩政策符合预期，这是国家卫计委负责任的判断” 。正常怀孕266天，只有4月9日前怀孕才能在年底出生，到2014年4月9日只有几万例单独二孩申请，并且大多是政策前怀孕的，因此单独二孩政策对2014年的出生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国家卫计委却说“单独两孩政策效果正在显现，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比2013年增加47万人”。单独二孩申请数在逐月减少(比如浙江省头195天日均302例申请，其后153天日均只有175例申请;广东头157天日均434例申请，其后122天日均只有230例申请)，但是国家卫计委却说“单独夫妇申请量平稳增长”。
三、国家卫计委不应再插手人口政策
2013年国家计生委被撤销，其拟定计划生育政策、负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的职责划入国家卫计委，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改委。就是说，国家卫计委仍然可以拟定计划生育政策(比如包括单独二孩在内的各类二孩过渡政策);但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全面爆发，人口政策急需从“计划生育”向“人口发展”(鼓励生育)转向。国家没有让原国家计生委负责人口规划的副主任陈立如愿当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而是将其调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应该也是为了避免“计划生育”干扰“人口发展”。
应该允许公众讨论人口政策，共同促进人口政策从“计划生育”向“人口发展”的历史性调整，让国家发改委顺利接手人口政策的主导权。但是国家卫计委仍然习惯性地、本能地压制舆论，阻止人口政策转向，让其永远停留在“计划生育”范围;那么国家发改委就无从“拟订人口发展战略”，其制定人口政策的职能就形同虚设。卫计委这种本能性冲动是逆历史潮流的。
中国人口危机之所以如此严峻，就是因为智库缺陷，在对基本国策不允许争论的政治环境下，学者只能揣磨领导意图、进行“科学诠释”;久之，形成了趴蚤心态，既丧失了承认、说出真相的勇气，又丧失了“科学论证”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但是国家卫计委依然打压“超前”的观点，又如何能够建立前瞻、远谋的人口决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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