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午集团高阳农产品公司300亩梨园遭到斗洼村民哄抢。事件曝光后，很多人都同情我们，谴责了哄抢行为。其实在哄抢梨果之前，斗洼村村民曾多次阻挠大午农产品公司的正常经营。比如堵路、堵大门、用铲车推平了在建的养鸡场。今年开春的时候，村民们在梨园内哄占了280多亩种玉米并栽了2800多棵杨树，而且种完栽完之后就置之不理，现在那280多亩地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杂草丛生，几乎白白荒芜了。我们信守着合同，交纳着承包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介绍一下事情起始的缘由。
斗洼村有2100多人口，10个生产队，共有耕地2600多亩。在这些耕地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只有1400亩左右，剩余的为村机动地，数量约1200亩。1200亩机动地的占用情况为：原保定天润公司张常根于2003年承包了630亩土地，合同期限为20年，承包费为每年260元/亩。其余的都被村干部或村干部的亲属承包。村干部或亲属承包的土地，承包费大约是每年100-160元/亩，而且享受国家的农业补贴。
2013年，天润公司张常根和斗洼村委会的人多次到大午集团来寻求支持。我们经过考察和评估，认为这块地紧邻高速公路，有潜在发展价值，于是同意注资控股，组建河北大午天润农牧有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金1400万元。大午集团出资1200万元，占全部股份的80%，天润张常根200万元，占20%。张常根在新公司负责协调企业与村里的关系。
新公司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延长合同年限（在原有基础上延长了20年）；二是适当提高承包费的数额，起始承包费为每年400元/亩（原来260元/亩），10年后提高到每年800元/亩，最后10年为每年1200元/亩。大家对这个方案没有异议。两委班子积极签字盖章，促成了我们的投资。
大午天润公司成立后，准备在梨园外建一个餐馆，在园内建两栋鸡舍。因为无论是原合同还是转包合同中，都有“乙方有权在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内自主从事种养及农产品加工业等”的条款，也符合河北省关于“林地内可以养鸡”的文件精神。并取得了县政府和土地部门的批文，获得了合法手续。
但村委会认为在林地里搞养殖，必须经过村委会批准，矛盾由此引发。后来我们决定不再投资，维持梨园原状。第一次冲突基本平息。
在这次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公开了合同的内容。村民认为承包费过低，长期积累的怨气爆发，开始针对政府，数百人到县政府和省里上访。高阳县政府为平息事态，与我们协商，认为我们的转包合同上只有村两委的签字，没有村民代表的签字，将这份转包合同作废，但大午天润公司可以履行原张常根与村里签订的合同，合同截止日期仍然为2023年，每年的承包费也不变，仍然是260元/亩。我们同意了政府的意见。
随后斗洼村的两委班子来到大午集团，我接待了他们。我对村委的人表示，如果执行原合同，承包费实在太低，村民肯定不满，我提议在缴纳承包费的基础上，企业每年年底给每位村民发放100元现金，合计每年约21万元。斗洼村长和支书否定了我的提议，说我不能给村民发钱，如果真想为斗洼做点贡献，可以给集体做点事。我的提议不了了之。
2015年春，我们向村集体缴纳了承包费后，村民又开始阻挠公司的正常经营，哄占我们承包的土地300余亩，报警，没人管；张常根出面交涉，被村民打了；我们无法控制事态，被村民抢种的土地成了荒地。
以上所述，是斗洼村民与我们之间的基本事实。
斗洼村民与我们发生的冲突，深层次问题，其实是农村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利益，也存在着巨大的黑暗。
土地是农民的最重要的资产，应该是人人有份。斗洼村留了1200亩机动地，但在机动地的使用上，村民并没有发言权，所有权力都在村委会。张常根与斗洼村委会是如何签订承包合同的，我并不清楚，但根据合同显示，这份合同是经过了村民代表大会的。但即便是有村民代表大会认同，时过境迁，物价飞涨，继续保持每亩260元的承包费显然是不合理的。斗洼村民对此肯定有怨言，但对另外600亩机动地，承包费更低，甚至几乎被无偿使用，为什么村民不闹。张常根在自主经营的10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哄抢事件，为什么？因为有村里干部的保护。大午集团接手后，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实际是失去了村干部的保护，村民的积怨爆发。原张常根看似经营环境不错，却是被迫妥协换来的，同时他也被捆住了手脚。他有几个项目想上马，比如想发展畜牧业、果蔬批发市场、搞乡村旅游等，都没有成功，导致每年亏损100万元。企业不受法律保护，却受村官保护，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张常根甘苦自知。
我想，我们的遭遇在农村是有普遍性的。从长远看，或许招商引资对村民是有利，但从短期看，招商引资带来的好处，大多被少数人获取。像大午集团这样坚持原则，不与当地村官苟且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就目前情况看，在农村投资办企业，几乎没有出路：官商一家，利益被官方分成；商匪一家，利益被村匪敲诈。如果企业不与官匪勾结，面对的就是“开门迎客，关门打狗”，只要投资到位，企业就成了唐僧肉.贪官可以随时随地让企业家进监狱，村霸也可以以村民闹事为由，让企业关门。不要说到外地投资，大午集团在本地建厂之初的前十年，村长支书也是带着党员们哄抢、偷盗、毁路，九死一生才过来的。一个村庄内部不论有多少矛盾、帮派，他们对外来企业的贪求、袭击都是一致的。百姓们恨官商勾结，企业家又何尝不恨？
为什么很多企业都愿意到开发区投资办厂？因为开发区本身就是一个保护区，享有独立的政策，匪不敢随意侵犯，官不敢任意违规，对于企业来说，这是最好的发展环境。
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这些土地一旦遇到征地、拆迁或招商时，农民没有任何话语权，与企业对接谈判的只能是村官，无论是征地还是招商，农村土地都隐藏着巨大的利益，蕴含着巨大的黑暗。因征地、拆迁或招商落马的村官很多，2013年被判死刑的曲阳县村官刘会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担任曲阳七里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时，刘会民与大同市某公司洽谈征地及补偿事宜，共索要好处费5270万元和10公斤黄金，全部据为己有。这是多么惊人的利益？这是多么巨大的黑暗？
在目前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下，村支书就可以代表党，村长就是政府，和村官作对就是和整个体系作对。如果不是现在的习总书记坚定地反腐，我想即使举全国之力也打不倒一只老虎；同样，如果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举全体村民之力也拍不死一只苍蝇！在当今的农村，一个村霸只要手下有两三个混混，就可以在一个上千人的村子里横行霸道。其实村霸的力量不在于有多少个混混，而在于其背后的后台。说老实话，公检法都在为他们背书！
仍以高阳斗洼梨园被抢事件为例，我们多次报警，哄抢三天，为什么没人管？现在有7个抢梨的妇女被行政拘留，首犯和后台丝毫无损。抢了十几万斤梨，价值30余万元，已经符合刑法中“聚众哄抢”罪的犯罪要件，首犯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8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或“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包括以前的堵路、堵大门、用铲车推平了养鸡场的鸡舍等违法行为，都应予以相应的处罚，为什么当地政府不作为呢？
我相信，如果这种土地的黑暗问题不解决，类似的哄抢事件、村民群体上访事件仍然会层出不穷，甚至越演越烈。
继续深究下去，我认为这些土地的黑暗都源于土地的不公。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村的土地要受《土地管理法》制约。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矛盾的局面：村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却没有土地的完整支配权。比如村集体没有土地交易权，不要说农民的宅基地不能合法买卖，就是村集体的耕地或建设用地，都只能服从国家的征用。在政府征用农村土地时，农民没有任何话语权，这对农民是不公平的。
农民的土地不能买卖，导致的问题很多。
以大午集团为例，大午集团从1984年开始创业，至今已经31年了，到现在也没有一寸国有土地，始终处于一种“既不违法也不合法”的非法状态，一直在夹缝中生存。20多年前，大午集团租用农民的土地时，一亩地的年产量不过600斤粮食。我们和农民签订合同的时候，特别注意了两点，一是每亩地租金为每年1000斤小麦，农民可以以实物折价支取现金，这让农民避开了物价上涨的风险；二是合同不设期限，服从国家政策和村委会的土地调整。这两点让大午集团收益很大，企业的经营环境比较平稳。
随着大午集团的发展，土地问题还是凸显出来。我们在建学校和养鸡场的时候，农民们也来哄闹，土地是集体建设用地，要承担使用税，每平米的占地税为3.5元至7元不等，也就是说，我们租用的土地，除了给农民的租金外，还要向政府交纳每亩2000到4000多元的占地税。农民对此是有怨言的：土地是我的，我租给了企业，为什么政府拿的税比我的租金还要高？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地按照征地的价格卖给大午集团？
当然农民的要求是不符合情理的，更不符合国家的政策。在农村，农民的土地，只能享受农地的收益权。即使卖也是农地价，因为建设用地的收益权应该归投资人和政府。但现在国家征地补偿越来越高，企业从国家拿地的价格更是一路高起，农民参照国家征地价格是合理的。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的集体所有制和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存在着许多对农民不公的地方，农民的土地承包多年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民从心理上已经淡化了集体所有制的概念，除非国家征地，承包地就是自家的，甚至是圣神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有些农民已经开始私下交易，比如郎五庄的一位孤独的老汉，妻子离婚，女儿出嫁，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于是他把家里的7亩承包地卖了，共卖了27万元。结果出嫁的女儿回来，认为家里的承包地有自己的一份，向买方索要自己的那份承包地。买方不但买地违法，还面临着诉讼----老汉、女儿和买方，三个家庭都因此而鸡犬不宁，法院又应该支持谁呢？
农民的土地农民不能做主，不能量化不能市场交易，就是社会的不公。不公的社会不会有契约精神，合法合同可能随时被人们抛弃。我们和斗洼村的合同是合法的，但村民不在乎合同不合同，因为他们觉得合同本身不公平，所以拒绝承认合同的法律效力。斗洼的村官也借此向企业施压，为企业添麻烦或者谋取私利。在大午集团的总部考虑到农民的心理因素，在合同不变的情况下，已经将集团20年前租占农民土地的租金由原来的每亩700-1000斤粮食提高到1300斤小麦，但仍有一些农民不满足。土地产权未变，使农民心理失衡，是农村发展经济受阻的根源。
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为以权谋私、以霸谋私提供了土壤。同样，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就不能市场化、公开化，动态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也很难做到利益分配公平公正。不论强者、弱者，无论怎么博弈，不会有一个赢家！即使强者暴富也不会有好下场!
如何才能消除这种黑暗和不公呢？
仍以斗洼村为例。村民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三点：1、合同在签订时合理合法（当时种地收益微薄，还纳税费），时过境迁物价飞涨，当初合理的承包费现在变得微不足道，村民无法接受这种落差；2、村集体出租土地，除了在企业工作的人和村官之外，普通村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土地收益；3、本来荒芜的土地经过企业经营，产生效益，村民心里不平衡。应该说，以上三点的不满带有普遍性。
要从根子上解决土地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土地确权问题。我有五条建议：
一、废除集体所有制，将农村土地收归国有，实行“土地国有，农民永佃”。“国家所有”的所有权是虚化的，在操作上实行分级所有，即国家、省、市、县、乡所有，打破村组界限，乡级政府可行使土地所有权，如发生土地交易，其所有权随使用权的交易而转移。土地的实际使用者直接面向政府，享受国家的各种政策，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二、土地确权以后，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已经没有意义。原村集体对外承包的土地（或转包）应该延长承包期、增加承包费，完成虚化的产权转移。
三、土地承包费可以按照农民要求，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企业在分期支付承包费时，应该以实物（比如小麦）计量；如果是一次性支付，应考虑所承包土地的农地年收益，以15倍至30倍为宜（参考银行存款本利持平的年限）。不论分期还是一次性支付的承包费，都应100%直接支付给村民，以保障农民的权益。
四、取消农田直补，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农村的修路、水利设施等，由乡镇政府直接承担起原村集体的经济责任。
五、城郊或城镇的土地，由于涉及到国家投资，如城镇化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等，所以城郊和城镇的土地改变增值，国家、企业、农民应因地、因时确定收益比例，去除集体的经济收益。
当然，中国的土地问题很复杂，不能一刀切。但我想，如果农村的土地能够实行“国家所有，农民永佃”，农村的建设用地透明化，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允许农民的土地进行市场化的转移和交易，交易主体是农户或个人，一定能消除绝大部分的黑暗和不公，促进社会的和谐，使农村的经济迅速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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