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并与英国签署了高达约4000亿人民币的贸易协议，一些台湾观察人士对此也十分关注，并联想到了台湾自身。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副教授潘华生撰文指出，台湾应看到中英之间能够把诸多争议的历史问题放下，也不再纠缠于价值观差异的问题，而从互利的角度来构建彼此的关系。台湾与英国一样，必须遵循相同的适应性规则，必须面对残酷的生存选择。
近日，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共同发表了“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将在未来10年，以扩大投资、相互支持的方式，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习近平访英成果丰硕
在访问英国期间，双方并签署了包括医疗、教育、旅游、核电及高铁项目约2万亿新台币（即约4000亿人民币）的商业合约。英国也决定延长大陆民众多次往返签证效期，以表达对大陆的善意并争取旅游收益。中英决定深化、共建伙伴关系受到其他欧洲国家高度的关注，将产生更大规模的后续效应。随后带动荷兰女王、德国总理梅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等，也即将在短期之内密集访问中国。
英国不是普通的国家。她是现代社会与近代历史的创造者，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宪政，也曾经是一个维系了近300年的世界性超级强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愿意转向中国？这样重大战略选择的背后有什么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首先，国际大环境不是一个主观意识可以左右的场域，而是一个现实的环境，所有的存在都是一种适应性选择的结果。成功做出正确选择，可以更好生存发展；如果不幸做出错误选择，就可能滑入一个难以回头的深渊。
英国与台湾一样，游移在大陆的边缘，光荣而孤立。但英国自启蒙时代之后，一直相对理性与务实，具备足够高度的前瞻性。英国外交长期以来所服膺“没有永远的敌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现实主义传统。因此，英国在过去数百年来的战略决策极少失误，使得她可以在多次战争中，总是能站到胜利的一方；二战战后当其他欧洲殖民强权忙着重返殖民地的同时，她却正确地选择了“去殖民地”。
英国涉入中国的程度既深且远，例如人权、西藏、达赖、香港等。英国与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实是要将过去中英之间诸多争议的历史问题放下，也不再纠缠于价值观差异的问题，而从互利的角度来构建彼此的关系。最大的改变力量就来自于英国精英对中国崛起在21世纪意义的重新思考，承认了中国世界性经济大国的地位，也认可了中国不同政经模式的发展可能。
那么，台湾有没有正确理解所谓“中国崛起”的意义为何？现今台湾经济规模仅为中国大陆的5%，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不但仅次于美国，而且每年新增的经济规模增量就接近一个印度尼西亚。这样庞大、且对台湾开启的大陆市场，我们却在服贸、货贸上自我封闭，“自己国家自己毁”还自我感觉相对良好。明年，得来不易的“九二共识”的政治架构也许难以维系，可能发生“地动山摇”的后果。然而，台湾人民却对此可能的后果完全无感，在“大选”的过程中更是缺乏对此议题的理性讨论。
在中国强调着大国崛起的同时，英国却安静地选择了退出世界性大国的角色。与此同时，台湾的自我认知也正从秋海棠的大国，逐渐过度到一个番薯形的海洋小岛，然而台湾所在乎的，却仅仅是如何要求与中国大陆对等，互称官衔等细微末节，并在互动过程中偷渡一下“两国论”，然后小确幸一下地乐不可支？其实，面对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夸谈形式上的对等有何意义可言？
台湾与英国一样，必须遵循相同的适应性规则，必须面对残酷的生存选择。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化中都有末日的观念，因此，全球暖化等末日观念很容易引起共鸣，进而在科技、法律、生活实践上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而文化传统上的台湾人缺乏末世的感知，因此没有末日的危机意识，也缺乏寻找解决“地动山摇”末日问题的动机与诚意。
台湾朝野应该思考的是：一个从来没有站错队的英国，也是美国最忠实盟友的英国，不惜引起美国不满，也要坚持与中国结盟作为对自我最有利的选择？
也许，英国人特有的理性与感性告诉我们：面对一件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有将自己调整到最恰当的位置上，平静地迎接它的到来，否则，等待的将是更大的悲剧。这是一个繁华落尽、洗尽铅华之后的成熟，虽不容易理解，却是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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