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琳娜·雷伊站在大楼前，手指正在解锁进门的密码，两个男人突然出现在她身旁，他们蒙着黑色面罩，只露出双眼和嘴巴，身上穿着黑衣黑防弹背心，戴着黑手套的手上拿着AK47自动步枪。
2004年11月2日，荷兰导演奥·凡·高被极端穆斯林青年当街杀害
法国巴黎，塞纳河依然静静地流淌，大街上的人仍旧行走在这座世界闻名的美丽优雅之城。一切仿佛还是那样安定从容，然而一场血案即将在这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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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第·古里巴利，一位阿尔及利亚出生的穆斯林移民。他坐在一块大大的白布前面，头的右侧还挂着一面小型的旗帜，黑黑的底色上一个不规则的白色圆圈，旗子上还有阿拉伯文字：万物非主，惟有真主。这是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喧嚣一时的“伊斯兰国”的标志。
“你们袭击哈里发（伊斯兰国首领这样自称），袭击伊斯兰国，我们就袭击你们。”在这段后来被放上社交网站Twitter的视频里，古里巴利这样宣称。
他并不是真正去攻击的人，拿枪站在科琳娜·雷伊身后的是库瓦奇兄弟：34岁的赛义德和32岁的谢里夫。
还在2005年的时候，贾迈勒·贝加勒把谢里夫介绍给古里巴利，那时，他们三个人都正呆在法国的监狱里。古里巴利的罪名是武装入室盗窃，谢里夫则是因为企图前往伊拉克。
出国也是罪过？
谢里夫并非想要出国旅行的普通青年，他是一个叫“巴茨-肖蒙团伙”的穆斯林极端组织的成员，巴茨-肖蒙是巴黎北部地区。
2004年前后，一群穆斯林青年经常在巴茨-肖蒙的公园集体慢跑，里面就有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俩。这些年轻人都在同一个伊斯兰传教班里学习，名为传教，实际他们在为成为“圣战战士”做准备。从那时候起，“巴茨-肖蒙团伙”输送了一批人前往伊拉克，加入那里的基地组织，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部队对抗。
谢里夫也想要追随先前那些“战士”的脚步，通过叙利亚转道去伊拉克。可是就在他登上飞机之前，警方逮捕了他。见到古里巴利的时候，他正在等待法律的裁决。
三人中，贾迈勒·贝加勒已经小有名气，他入狱的罪状是，2001年策划炸毁美国驻法国大使馆。
就在他们相会的前一年，11月2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导演迪奥·凡·高被枪杀，他的头都差一点被割下来，胸口也被插上一把刀，那并非用来了结他的性命，而是为了将一份五页纸的信件固定在他的尸体上。
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阿雅安·希尔西·阿里的女子的，她是一名荷兰议员，原来的名字叫希尔西·马干，故乡是索马里。她和迪奥·凡·高是影片《屈服》的合作者，影片展现了伊斯兰世界冷酷的一面：男人借助《古兰经》教义，堂而皇之地压迫妇女。曾经是虔诚穆斯林的她，在“9·11”之后彻底背弃了原来的信仰，甚至公开宣称，按照现代标准，穆罕默德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娈童癖。
迪奥·凡·高的死不仅是对阿雅安·希尔西·阿里的警告，残忍的凶杀也预示着，那些隐伏在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学会不依靠任何强大的组织，独立行事，展开他们的杀戮。
贾迈勒·贝加勒是法国最激进的伊斯兰“圣战者”，在他的影响下，古里巴利和谢里夫对古老教义开始无条件地遵从，对他们心目中伊斯兰的敌人----西方社会越来越憎恨。
2006年谢里夫出狱，不久，警方捣毁了“巴茨-肖蒙团伙”，它的成员在2008年分别被判刑。谢里夫也获刑三年，不过有一年半的缓刑。
古里巴利也出狱了，似乎回到了正常生活当中。他原本有过很“西方”的生活。人们后来发现了他当年在海滩上赤裸黝黑的上身和一个热辣的比基尼女郎相拥的照片，那女孩是他的女友阿雅·博姆迪安。
阿雅的出身和古里巴利一样是阿尔及利亚人。对这样的血统，她原本毫不在意，甚至想尽力抹去自己身上阿拉伯人的痕迹，为了“更加法国”，她竟然曾经改姓。
可是跟古里巴利在一起的阿雅终于还是回归了自己祖先的传统，重新成为穆斯林的一员，目前看到的她最后一张的私人照片上，已经全身被黑袍遮盖，脸也蒙得严严实实，只露一双眼睛，手里举起一支弓弩，直逼镜头。
谢里夫原本也并非虔诚穆斯林，他唱Rap，喜欢抽烟、喝酒，爱勾搭女孩子，过着完全不符合教义的生活。可是最终他选择了皈依古老的规条，他的妻子伊萨娜·哈米德跟阿雅一样黑袍裹身。
2010年，谢里夫和古里巴利，还有也恢复自由身的贾迈勒·贝加勒，又走到了一起，筹划一项重要的行动：帮一个叫斯曼恩·艾特·阿里·贝尔卡塞姆的人越狱。
贝尔卡塞姆属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反叛武装，参与了1995年巴黎地铁爆炸案，那次爆炸造成三十人受伤。2002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一次，谢里夫把他的哥哥赛义德也拉了进来。两个兄弟中，赛义德一直行事低调，安静生活在法国北方的兰斯，已经娶妻生子，这次他却加入了弟弟的冒险。
他们的计划很快败露，等待着法庭的审判。阿雅也被警察问话，她坦然宣称已经“献身”古里巴利，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当我看见美国人发动轰炸，导致巴勒斯坦、伊拉克、车臣、阿富汗或任何地方无辜的人遭屠杀，这一切……，到底谁是恐怖分子？”
美国人至少没有导致车臣人的伤亡，听了这番连基本常识都不清楚的慷慨激昂，警察放过了阿雅，无论话语再怎么张狂，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这也不过是她的言论自由。
古里巴利和贾迈勒·贝加勒再次获刑，赛义德和谢里夫则被释放，法庭认定他们的犯罪证据不足。
2014年6月29日，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叛军成员在拉卡市摇旗骑行。 （图/路透）
2011年，谢里夫拿着赛义德的护照，顺利来到了一个深深笼罩在伊斯兰极端组织阴影里的国家----也门。
资助谢里夫旅费的是安瓦尔·奥拉基领导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这位在美国出生的穆斯林阿訇，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成功煽动了西方的许多像谢里夫这样的青年投身“圣战”。虽然就在谢里夫到达也门的这一年，奥拉基被美国无人机击毙，但他已经变成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偶像，激励他们继续和西方世界对抗。
谢里夫学了几个月的轻武器射击作战训练，然后回到了法国国内。
2013年，也门的基地组织在他们出版的英语杂志《激烈》上公开呼吁杀死《沙尔利周刊》的沙博尼耶。谢里夫和赛义德是否看到这个讯息，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一年多后开始了行动。
“我们分成两路，”古里巴利在那段视频中继续说，“他们兄弟俩去袭击《沙尔利周刊》，我在外面袭击警察。”
于是公元2015年1月7日这天，一身黑衣的赛义德和谢里夫持枪闯进尼古拉-艾培路6号，大喊：“这里是《沙尔利周刊》（即《查理周刊》）吗？”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搞错了，转身离开，然后在10号大楼的前面，看到了正要进门的科琳娜·雷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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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瓦奇兄弟抓住了科琳娜·雷伊，告诉她，他们要进去，要上楼。
此时的大楼内部，二层光线充足的编辑室里，主编斯特凡纳·沙博尼耶把身子倚在一张U字形会议桌上，这是他习惯的姿势。沙博尼耶身边是警官弗兰克·布伦索拉罗，政府派他来执行低限度的保护，负责这家政治讽刺刊物的安全。
平头短发，长方形的面庞，平和却不失力度的眼神，嘴唇四周和下颌及鬓角下面密布着络腮胡须，47岁的沙博尼耶外表有型有款。
这样的形象，原本可以做一个沉静又不失魅力的绅士，可是当他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却经常是一副挥舞拳头的样子，好像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虽然那样的战斗往往是他挑起的。
2011年，燃烧弹袭击了《沙尔利周刊》的办公室，因为在沙博尼耶主持下出版了一期专刊，充满了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戏谑。这期周刊还宣称：“如果你不笑死，就抽你一百鞭”，又是在拿伊斯兰世界极端的鞭刑寻开心。
对伊斯兰教徒来说，穆罕默德是真主派到人间的使者，在他的召唤下，伊斯兰文明诞生、发展、壮大，一度繁盛无比，其后虽几经沉浮，却至今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堂堂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创建者，穆斯林心中除了真主以外最至高无上的真理化身，竟然被一家“低俗”杂志讽刺，虔诚信徒的愤怒可想而知。
燃烧弹余烟终究散去，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沙博尼耶毫不收敛，转到第二年变本加厉地推出一系列漫画，对伊斯兰教的嘲弄更加直接和放肆：先知趴在地上，高高翘起屁股，头上的头巾也给画得像一个屁股。更要命的是，一位摄影师居然就在先知的后面，拿着摄像机拍摄。给先知配的旁白是：“我的屁股？你们爱我的屁股？”
这是2012年9月，即使没有这种挑衅，伊斯兰世界已经淹没在怒火中：美国人山姆搞出了一部丑化穆罕默德的廉价电影，在全世界掀起巨大波澜。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冲上街头，反美游行在各国蔓延，在刚刚推翻卡扎菲独裁统治的利比亚，美国大使和三名外交官被杀害。
就在这时，《沙尔利周刊》的那些讽刺漫画出来了。法国政府曾提出劝诫，沙博尼耶全然不听。
2006年以来，《沙尔利周刊》多次刊发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引起穆斯林愤怒
“火上浇油真的理智吗？明智吗？”那时的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一边忙着暂时关闭在二十几个国家的使领馆、文化机构和学校，一边发出自己的抱怨。
沙博尼耶的回应是：“我不害怕报复，我没有孩子，没有妻子，没有汽车，没有贷款，这也许听起来有点自大，但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
在法国，政府再不高兴，也还是要尽到保护公民的责任。沙博尼耶身边多了一个警察，一直保护他到此刻。
法国政府还想阻止本国穆斯林的抗议，沙博尼耶却不领情：“为什么要禁止这些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有权表达我们的观点，他们也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
固执己见的沙博尼耶，还有他的那些同道，其实是一群坚定的左派人士。一直和《沙尔利周刊》合作的漫画家，已经76岁的卡布，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政府、国家，还有一切高高在上的权威的不信任，早就在卡布的心底萌芽。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漫画的基本训练，所学的就是讽刺漫画。未成年的他就经常去马恩河边的沙隆市的市议会，旁观那里的各种会议，再将所思所想描绘在纸上，每周他会发表三幅漫画。“那时候我是去找市长和市议员的麻烦，现在则是那些众议员。”接受采访时，他不无得意地说。
对自己身在的西方，卡布和《沙尔利周刊》一样不客气。他们绘制伊斯兰先知的不雅形象，也让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张开双腿，欢笑的耶稣从其中爬出。
2011、2012两年的漫画，不是《沙尔利周刊》第一次挑战穆斯林的神经，早在2006年，它就转载了丹麦《日德兰邮报》关于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穆斯林的起诉。
沙博尼耶面前是一叠摊开的报纸，还有十几个杂志的员工，多数是漫画家，其中有这家杂志的两位创办人：让·卡比和乔治·沃林斯基。
11时20分这一刻，他们坐在一起，为了每星期的这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讨论下一期杂志要刊登的内容，全然不知劫难降临。流血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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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琳娜·雷伊也是漫画家，她在那两个武装分子的胁迫下打开了大楼的门。一进到楼内，库瓦奇兄弟就不再管她，她急忙钻进一张桌子底下。那两个拿枪的男人开始搜寻他们的目标。
王方辉听见身后有动静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是从中国来法国的华人，工作的地方就在这幢大楼。
他回头看过去，门口站着那两个蒙面持枪的人，王方辉的第一反应是，碰上特种部队了？
“蹲下，蹲下！”“特种部队”厉声喝斥。一个人把枪指向了王方辉，另一个已经转身离开房间，这里不是他们要找的地方。
“你们是谁？”王方辉吓得哆里哆嗦，竟然忘了遵从武力的命令，本能地问了一句。
“别害怕，不会伤害你们。”那人这样说着，然后抬手朝旁边就是一枪，子弹打穿了门，又击破了窗上的玻璃。
王方辉惊慌后退一步，举起双手，以为遇到了劫匪。
这时“劫匪”听到同伴的呼叫，立刻冲出门去。王方辉和同事急忙报警，这时他们听见楼内枪声大作……
保安弗雷德里克·布瓦索呆在大堂接待桌的后面，成为喋血者枪下最先的遇害者。大堂里，激烈的枪声回荡，楼里的一些人还以为是什么脚手架倒塌了。
赛义德和谢里夫接着冲上了二楼，去找“罪魁祸首”。兄弟二人胸中充满愤恨的一刻，很可能并不知道，《沙尔利周刊》是怎样走到了今天。
遭到袭击之后，《沙尔利周刊》办公室的窗户
1970年11月9日，法国科隆贝，一位即将八十岁的老人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他叫夏尔·戴高乐，一位声望仅次于拿破仑的民族英雄。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当时的总统蓬皮杜在广播讲话中说道，“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正因为这样尊崇的地位，哪怕戴高乐生前早已立下“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的遗嘱，可是12日下葬的那天，法国仍然宣布当天为国丧日。巴黎圣母院内，大主教马尔蒂主持隆重的安灵弥撒。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威尔士亲王在内的多国元首及政要到场哀悼。
然而就在举国吊唁的时候，16日，一本杂志给自己的报道起了这样的标题：《科隆贝悲剧性舞会：死者一名》。刚刚举行戴高乐葬仪的科隆贝被描绘成舞场，“死者一名”当然是指戴高乐不过是舞客而已。
这家杂志的名字叫《切腹》，也就是《沙尔利周刊》的前身。
这些刻薄的作家和艺术家，对一个逝者就是这般不留情面，因为他们根本不喜欢这个被捧上天的英雄。
戴高乐是右派，《切腹》的文化人都属于左翼，甚至是极左派，自然互相看不顺眼。不过引爆他们如此仇视戴高乐的直接导火索，恐怕还是两年多前那场震撼全球的“五月风暴”。
1968年5月，巴黎陷入混乱。凯旋门下，香榭丽舍大道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还有挥舞的红旗。左翼的学生占领大学校园，左派知识分子群起声援，工人也加入抗争的行列，最高潮时全国有一千万人罢工，警察和示威者冲突不断。总统戴高乐获得了军界的支持，态度强硬，最终令“风暴”平息下去。
《切腹》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五月风暴”的坚定支持者，“革命”受挫，他们不得不仍旧生活在戴高乐阴影之下，他们心中必定义愤难平。现在戴高乐死了，他们心里不会有悲伤的感觉，只想再嘲弄这个老头子一次。
连死人都不放过，这样做也并非是《切腹》的人天性刻毒。他们依照的不过是欧洲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传统，以玩笑和讽刺的力量挑战权威。
在18世纪的法国，王室就已经是饱受嘲讽的对象，之后就连武功盖世的拿破仑，当他一步步背离共和制度，假借终身执政的名义朝皇帝之位迈进的时候，也被漫画家描绘成一个在前台表演的魔术师，后面的团队正准备着换上皇权的宝座。敌对的英国漫画家更是不遗余力糟蹋拿破仑，后来干脆将他的皇后约瑟芬曾经恣情纵欲的两性关系也在画笔下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1831年，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脑袋被画得像一只鸭梨，刊登在巴黎的《漫画》杂志上面。创作这幅漫画的动机，仅仅是因为作者夏尔·菲利蓬觉得菲利浦的头就是像鸭梨。法院以“侮辱国王”的名义判他有罪，菲利蓬并不退缩，直接把自己在法庭的辩护词刊登在《漫画》上。
从那以后，《漫画》和菲利蓬创办的另一份杂志《喧哗》曾经在一年内被控告四十五次，杂志收入的一半花在了官司上面，编辑人员经常坐牢。但是这些都挡不住对当权者的抨击。
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博弈之间，欧洲的言论空间在一步步扩大。
不过在1970年11月这个时候，法国还是忍受不了《切腹》拿戴高乐的逝世开涮，内务部长下令禁止这本杂志出版。
于是《切腹》的员工立刻重新开办了一家杂志，用了美国一个漫画卡通人物查理·布朗的名字作刊名，“查理”在法语中的发音是“沙尔利”，这就是现在的《沙尔利周刊》。
“沙尔利”或“查理”又是“查尔斯”的昵称，“查尔斯”在法语里面的发音正好是戴高乐的名字夏尔。《沙尔利周刊》再次成功戏耍了戴高乐。
18世纪的法国左翼讽刺漫画
其实《沙尔利周刊》的销量并不大，到了1981年，它甚至都经营不下去，被迫停刊。时隔十一年后，《沙尔利周刊》得到重生，但它的销路依然有限，最多也不超过六万份。与之相比，法国最成功的讽刺杂志《拴住的鸭子》的销售超越了一百万。
虽然规模有限，可是论惹是生非的能力，《沙尔利周刊》绝对是一流的。2006年转载丹麦《日德兰邮报》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那次，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都不得不发表声明：“任何可能伤害他人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之事都应避免。行使言论自由应该本着负责任的精神。”
面对总统的责备，《沙尔利周刊》立刻用十二名文化人的联名信作出回答：“我们，作家、记者、知识分子，呼吁抵抗宗教极权主义，推动自由平等和世俗价值观。”
“我们的目标是嘲笑。”2012年，就在搞得法国政府急匆匆关闭驻外机构的时候，惹事的《沙尔利周刊》继续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
遭受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袭击之前，沙博尼耶曾经创作一幅漫画：一位伊斯兰极端分子装扮的男人站立在“法国尚未遭到袭击”的文字下方，说自己在1月底之前都可以许下新年的愿望。
他没想到竟然真的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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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会议已经快要结束了，编辑室的众人突然听到外面走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房门就被打开，一个凶徒冲了进来，一看他那全身黑衣的装扮，周刊记者洛朗·莱热一时竟也以为碰上了特种部队。
可是这个人口中却喊出一句：“Allahu Akbar（真主至大）。”
这可不是特种兵的言行。
“沙博在哪儿？沙博在哪儿？”凶徒接下来大喊，“沙博”是沙博尼耶的昵称，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沙博尼耶，然后朝他开枪。接着向屋子里的其他人开火。
莱热一头扎进墙角一张桌子后面，然后看见同事们在枪声中一个个倒在地面，包括沙博尼耶和老斗士卡布。
枪声持续了大约五分钟，房间里充满了火药味儿。
暴露在枪口下的所有人几乎都非死即伤，那名负责保卫的警察也在其中。但是女自由撰稿人西格莱恩·樊松没有事，她吓得要死的时候，凶徒却对她说：“我不会杀你，因为你是女人，我们不杀妇女，但你必须皈依伊斯兰教，阅读《古兰经》，把自己遮盖起来。”
库瓦奇兄弟随即离开，口中继续大叫：“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沙尔利周刊》部分员工在2000年合影，图中被圈出者在恐怖袭击中遇难
在巴茨-肖蒙的公园慢跑的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俩全都是出生在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后代，从小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教育，生活在多元、自由的社会环境里，却没有成为宽容、平和的公民，反而变成了偏狭、暴力的杀手。
又何止是他们。古里巴利那位女友阿雅·博姆迪安的父亲，当听说她与袭击《沙尔利周刊》有关的时候简直惊呆了，无法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卷入恐怖组织。
这位父亲属于那样的一代移民，他们与世无争地生活在欧洲人的城市，勤勤恳恳地做着底层的工作，为社会提供最基础的生活服务。整整几代外来移民就是这样度过了他们的岁月，时间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以上。
七十年前，二战后的欧洲，硝烟刚刚散尽，战争留下的废墟遍地，满目疮痍。好在有马歇尔计划的救助，凋敝的西欧逐渐重现生机，然而难题依然众多，其中之一就是，由于战火对生命的大规模杀戮，英、法、德等国人口减员，劳动力严重不足。
内部缺少人力，最简单的办法是寻求外援。美国在战时就曾经用短期合同的办法引入大量墨西哥人，维持了本国工业的正常运转。此时的西方各国也只能这样做，它们纷纷启动“客工”计划，吸引大批外国劳力。这些人大多来自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非洲、中东的穆斯林，他们离欧洲距离最短，自然近水楼台。各个工厂、建筑工地、矿山，还有酒店餐馆，到处都可以看到穆斯林员工。伴随他们匆匆忙碌的身影，西欧正急速复兴，经济繁荣的脚步不可阻挡。沐浴在现代化世界的光泽当中，分享着比祖国更多的收入，更富裕的生活，许多穆斯林已经不可能只想当一个临时的过客。同时西欧国家也发现，经济越发达，它们就越需要劳动人口，原本只是应急的“客工”计划不得不一年年延长，也一年年显得不切实际。到了1970年代，穆斯林移民已经有几百万，占了西欧劳动力的6%，不可能再把他们当“客人”。西德率先放弃“客工”计划，其它各国随即纷纷效仿。穆斯林终于在西方社会站稳了脚，有了和那些欧洲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享受着同样的权利和福利待遇。到了这一步，阿雅父亲这样的移民心满意足，不再有其他“非分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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