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保留殖民时代的邮筒，长期以来是集邮爱好者们讨论的话题，但只有在麻烦越来越多的香港，才会引发一场愈演愈烈，牵扯到身份认同、独立和政府执政能力等问题的政治争议。
自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差不多18年过去了，香港政府决定把尚存的59个殖民期邮筒上面的英国皇家徽号遮盖起来，理由是这些邮筒是代表过去的“不合时宜”的象征。
一位中国内地官员提醒香港人，香港的自治是有局限的。还有一位官员将香港的困境归咎于未能“去殖民化”。在内地方面释出这样的言论之后，邮筒事件在香港引发了强烈反弹。
人们在此事上批评香港政府，主要不是出于对这些邮筒的热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又一个事例，证明港府对北京方面唯命是从，1997年北京方面对香港许下的“高度自治”承诺被违背了。
从邮筒风波到选举改革问题，再到围绕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学术自由的争议，香港民众日益分裂成亲北京和反北京两个阵营。
“香港的政治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造成分化的问题是对我们祖国的态度，”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叶刘淑仪(Regina Ip)表示，“对我们的很多年轻人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似乎只让部分人受益。”
许多人不相信“一国两制”安排能够带来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从而使这个有700万人口的城市继续繁荣发展。
针对前特首曾荫权(Donald Tsang)的腐败指控突显了香港存在的弊病。此前有关机构对曾荫权与香港本地商业大亨的关系进行了一项调查。
香港主权移交后的三任特首的政治生涯都有了污点。
曾荫权之前的首任特首董建华(Tung Chee-hwa)因领导能力遭到香港和内地的批评，于2005年辞职。
现任特首梁振英(C.Y. Leung)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越来越低，他领导的这届政府曾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游行抗议活动之一。
不管这些特首的领导能力有什么不足，他们的问题既是香港困境的一个征象，也是香港困境的原因。北京方面担心“一个中国”主权受到威胁，永远不会赋予香港市民选择自己领导人的完全自由，也不会允许不得加入政治党派的特首发展自己的支持力量。很多人因此认为香港特首不具有合法性。
“一国两制始终是空言，”曾在殖民地时期担任香港警方刑事情报科负责人的韦启贤(Steve Vickers)表示，“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国家，而香港是一个开放社会，拥有言论自由和不同的价值观，但两者规模不一样。”
在1997年之后的许多年里，北京方面采取不干涉态度，同时香港也在中国经济奇迹的带动下蓬勃发展，在那段时期，这种妥协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随着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政治和个人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内地经济放缓，加上很多人认为繁荣时期只有房地产大亨发了财，却推高了其他所有人的生活成本，这种妥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香港政治人士没有挺身应对这种挑战。在最近一次立法会答问大会上，一位支持民主的立法会议员高声指责梁振英背叛香港，最后问他“你几时死？”。
梁振英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回答：“牢骚太盛防肠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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