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24日，高瑜案在北京闭门二审。据悉，二审已于24日上午十点结束，法官宣布将于本周四开庭宣判。今年4月17日，高瑜被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际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起诉书指高瑜向境外网站泄露中共九号文件，其内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师不讲西方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等，被称为“七不讲”文件。
有分析人士指出，高瑜案受国内外社会各界关注度较高，加上高瑜已年逾七十高龄，故此二审存在轻判可能。此外，一审后高瑜向北京市高院提出上诉，因该案在证据及法理等方面存在部分争议，理论上二审只会有维持原判和轻判两种可能。不少观察人士表示，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共对高瑜的处理是否适当，将极大影响外界对于中国法制进程的信心。
此前曾有消息披露，中共高层对于如何处理类似高瑜这类所谓的体制外批评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倍感头疼，“软的时候，没有底线，硬的时候，又上纲上线。结果即造成平常失之于软，使得一些人缺乏底线思维和敬畏意识，在具体处理中又往往失之于硬，好像除了专政手段之外，就没有其他处理方法了。”
香港民众呼吁释放高瑜
于是，长期僵化的处理思路便造成一个尴尬的现实，一些成就和进步被个别的典型案例所覆盖，很多本不严重的问题因手段落后反而激化矛盾，加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与裂痕。这本是可以避免的，但遗憾的是许多相关人士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处理高瑜的问题时，相关部门应意识到一个最根本的事实，这个事实超越法理和情理的简单层面，是高瑜已经符号化以后之于中国可能的综合效应。自从1989年首次被捕，高瑜至今已数次入狱，其身上的普世价值特征随着“六四事件”而在内外舆论场中不断发酵，和为数不多的，仍为“六四”发声的人一道，成为外界眼中中国的人权及自由斗士。
也因此，如何处理高瑜并不是解决一个人的案件，而是针对一个群体和一种心理。高瑜案是外界观察评价中国的一个窗口，能否把这扇窗擦得更透明些，还要取决于中共的政治智慧。
事实上，轻判高瑜或者更进一步，对高瑜无罪释放，都将会给中共带来数重利好。
首先，诸如高瑜等体制外批评者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尽管绝大多数时间其政治观点与中共相左、尽管在某些时候显得极端偏激、尽管其方法可能有逾越法律之处，但是，其本意均是希望中国能够发展进步，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想要往前去不能永远搞“一言堂”，忠言逆耳，中共应有容人之量。
其次，如果高瑜确实触犯了法律，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自然当以法律的方式进行处理，但如果没有触犯法律，就应当立刻纠正错误还其清白。高瑜已是风烛残年，其家人表示高身患多种疾病，将审判屡屡延期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显然是不尽人道的，外界已有声音将此解读为中共在变相关押高瑜，对其的处罚从轻，于情于理都是说得通的。
再次，中共一直宣称要加强依法治国，近年来对于许多冤案的重审和翻案也确实说明，中共正在做着相关的努力。高瑜身上一直带有言论自由的标签，其多数“罪名”也多从此中来，不能使高瑜案让人信服，不仅会在现实意义中消解掉依法治国的努力和成就，同时也会令外界对于中国钳制言论的评价再度沉沦，国际形象亦会因此打折。
最后，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是香是臭，让群众讨论嘛”。目前中国民间舆论的格局渐趋开放，随着信息的多方汇总和各类价值观的均等传播，老百姓已不是某些人眼中蒙昧的无知群体，许多公知的倒掉也表明民众正在逐渐摆脱人云亦云和盲目跟从，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认识远比某些精英们要来的更客观、更实际。把事情摊开来，说透彻，并不会让社会陷入动荡，只会增加民众整体意识的稳固，取得这样的进步并不十分难，或许正可从高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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