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棒已经到我这儿了，我一定要传下去。”
5月18日早上八点左右，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女性郑毅洁接到了消息，一名先抵达柏林第一州法院的女生告诉她，由于有大量旁听者自发前往法院，人数超出预期，庭审地点从原定的A606厅调整至更大的A500厅。郑毅洁随即通知了其他准备前往庭审的女生，“别走错了”。
九点左右，郑毅洁到达柏林第一州法院，法庭外的旁听队伍已经从二楼楼梯一路延伸到了一楼大厅，约有六七十人，大多为20到50岁的华人女性。一名在场的华人女性回忆，上次在德国华人圈引起大规模关注的案件，是中国留学生李洋洁被害案——2016年5月12日凌晨，李洋洁在出门跑步时被一德国女性骗至家中，随后遭其男友虐待、强奸，最终身亡。
本次庭审的被告人是Zhiting S.，现年33岁，是近期在国内外引发巨大关注的德国华人迷奸案罪犯之一。这起迷奸案的核心成员有8人，其中7名是华人男性，大都拥有高学历及体面的工作。他们在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加密聊天软件群组中讨论下药迷奸的手法，分享强奸女性的视频。他们使用特定暗语进行交流——群组成员自称“司机”，把实施迷奸称为“开车”，把麻醉药物称作“汽油”“机油”或“燃料”，把下药称为“加油”，麻醉后失去意识的受害者被称为“死猪”。
Zhiting S.案发前在柏林从事医疗相关工作。他被指控在该起迷奸案中担任关键“技术顾问”，利用自身医学知识，指导其他成员调配用于迷奸女性的麻醉药物，部分药品被伪装为化妆品或护肤品，以规避海关检查。检方还指控，Zhiting S.曾于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居住期间，对其同居伴侣实施多次性侵。
郑毅洁向我回忆，出庭时Zhiting S.戴着蓝色口罩和黑框眼镜，穿着黑色T恤，手撑在桌子上，斜眼看向旁听席。庭审过程中，他带着黑色耳机听翻译内容，时而点头，摇晃着身体，“好像听歌一样放松”。郑毅洁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悔意。
庭审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结束后，旁听的华人女性傅莹从压抑的大楼走出来，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他们完全不把女性当人，使用的都是非常过量的麻醉，把别人的人身安全完全不当回事。”
郑毅洁告诉我，随着这起大规模迷奸案信息的曝光，恐慌在华人女性群体中蔓延。受害者分布于德国的多个城市，包括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曼海姆、哥廷根、纽伦堡以及荷兰部分地区。多为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女性，既有跟罪犯陌生的留学生、寻找租客的房东，还有罪犯熟悉的女友、邻居和朋友。这样的画像几乎无差别涵盖了各类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女性。和我交谈的几位华人女性都感慨，自己没有遭遇这样的事情，仅仅是因为幸运。
为了摆脱内心的恐惧，以及出于本能的愤怒，郑毅洁开始主动出击。她觉得自己人在德国，离消息源很近，想主动挖掘这起迷奸案的罪犯信息。
她搜索和阅读了国内外多家媒体报道及公开信息，一点点拼凑出了Zhiting S.的学历，他本科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肿瘤学，2021年抵达柏林，在夏里特医学院攻读博士。
在Zhiting S.的学校网站上，郑毅洁查阅并下载了他的论文，得知2023年他在夏里特医院读博期间，曾参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关于尿路上皮癌HER2表达的研究，并合作发表论文。2020年读研期间，他从事泌尿系统肿瘤和黑色素瘤研究，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晚期尿路上皮癌的治疗进展》。
郑毅洁还在小红书和微博上持续关注案件的最新动态，只要看到有人说认识几名罪犯，她就会去私聊对方。
她找到了十几位认识Zhiting S.的熟人。Zhiting S.的研究生同学告诉郑毅洁，他很懒，轮班的时候不干活，做实验不认真，只想着回去玩电脑，一到办公室就炒股。跟Zhiting S.一起吃过饭的人则认为，“他还是蛮正常的，有在群里问过其他实验室是否需要劳动力，他很想留在德国，一直在学德语。”
一位自称认识Zhiting S.家人的国内用户在微博评论区写道，他父母都是挺正常和蔼的人，不过，“好久没见到他父母了，以前天天看见的，现在他家大门紧闭都看不见了。”
郑毅洁去私信了这名用户，对方回复她，“他（Zhiting S.）小名叫良良，小时候和父母、爷爷奶奶一家五口就住在我家旁边。他大约上高中那会，家里父母买了房子。直到上大学前，他是一周会回来一两次的。他父亲曾经说过，等他回国结婚就把这套（老家）房子卖了，在北京买一套房。”
郑毅洁还看到了网友搜索出的Zhiting S.的照片，结合她在庭审中观察到的Zhiting S.的状态，她用AI模拟复原了他在23岁、29岁和33岁的长相，然后把照片发给这些认识Zhiting S.的人，有人回复她，“后面两张我觉得都差不多，挺像的。”
了解的信息越多，郑毅洁的恐惧越少，她发现这些罪犯也不是“神通广大、了不起”的人，她不再觉得震惊或者难以接受，“我更好地完成了从被动潜在受害者的心态，转换到一个主动调查、主动出击的状态。”
此案最初在中国互联网上还未引起大规模讨论，是一些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女性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坚持发帖，把德国媒体的报道和庭审现场情况搬运到国内。5月6日前后，郑毅洁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罪犯们的照片，但帖子显示违规，后来她就只发案件相关信息。
更多女性通过社交媒体得知了案件情况。郑毅洁5月去参加庭审的早上，法庭外六七十人的旁听队伍中有留学生，也有在德国生活和工作多年的人，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到庭审现场。进入庭审后，有人在本子上手绘庭审场景，画下罪犯的速写，有人记下文字笔记，熟练掌握德语的人还会为其他人解释庭审细节。
5月20日，柏林第一州法院Zhiting S.庭审现场速写，图源张漫盈
傅莹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信息，才去旁听了两次庭审。有网友在评论区提醒她，参加庭审最好戴上口罩和墨镜，不要被认出来，“因为他们的犯罪团伙还没有被一网打尽”，但她到现场，发现没有任何女性有遮挡面部的动作，“大家非常大大方方地就去了。”她说，“我想用我的行动去支持一下这场犯罪行为里面（受害的）华人女性”。
中国机构媒体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得知线索后，也陆续对案件做了深度调查，相关话题时不时登上微博热搜，逐渐在中国舆论场上引起了热议。一个关注此案的华人女性告诉郑毅洁，“我爸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她们意识到，“传播的程度还蛮广了。”
6月份，Zhiting S.的庭审还在进行，仍然有华人女性接力去参加庭审，并在社交媒体写下长篇笔记，更新庭审现场的情况，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目前Zhiting S.最后的庭审日期定于6月24日。
交谈中，我问郑毅洁，关注此案的责任感来源是什么。她回答，“这是身为一个女性和作为一个人的责任。”接着她又补充道，“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时间，我也有这个兴趣和好奇心，而且我行动力超强，我也比较有正义感，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难道这个事情就一直被掩盖，或者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我觉得作为一个知道问题和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我应该承担一份责任。”
“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今年4月开始，两位常驻柏林的华人女记者孙谦和张漫盈，先后深入调查了这起迷奸案。孙谦告诉我，一些强奸案的取证难点在于案发后几年精液、指纹等物证很难留存。而本次案件的特殊性在于，罪犯们亲手录下了自己的犯罪视频，并按照受害者的名号分门别类地放到了不同的文件夹中，“就像收集奖杯一样”。
根据庭审信息和判决书，作案过程中，罪犯们还把视频和图片实时分享到了加密聊天软件群组里，群组的聊天记录和犯罪视频又交叉印证了犯罪事实，“他们录下来自己当做战利品的这些视频，最后成了把他们送进监狱的铁证。”孙谦说。
“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的核心管理者是张大鹏，案发时43至44岁。根据张大鹏的领英信息，2002年，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2005年赴德留学，进入图宾根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最终获得信息技术硕士学位，并辅修工商管理。被警方逮捕前，他在世界顶级跑车与赛车制造商英国路特斯(Lotus)公司就职，担任信息技术部门经理。
根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他从2020年起活跃于加密聊天软件上的暴力色情群组，逐步成为包括“德国老司机驾校”在内的多个群组的核心管理者与组织者之一，负责提供迷奸药物使用建议并在群组多次直播犯罪过程。2024年1月开始，张大鹏通过社交平台搜寻发布出租房屋资讯的中国女性，以女性化账号名称及语气与对方接触，随后假冒租客见面看房，趁机实施性侵。
张大鹏的社交媒体页面，图源网络
今年2月6日，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作出裁决，认定张大鹏涉及包括特别严重强奸、谋杀未遂、非法持有及传播暴力色情物品，以及违反毒品相关法规等共22项罪名，判处14年有期徒刑，鉴于法院评估其存在多重性偏好障碍且再犯风险极高，另裁定于刑满后对其实施预防性羁押。
4月下旬，孙谦向法兰克福地方法院申请，获得了张大鹏案的判决书，约有八九十页。因为犯罪视频录制得非常清晰，判决书按照作案视频，详细记录了犯罪时间、地点、作案过程，甚至是每一个犯罪动作。
她形容，阅读判决书的过程，很多时候并不像在看法律文件，而更像是在被迫阅读一部没有任何节制、充满暴力与羞辱细节的色情文本。她还需要把判决书从德文翻译为中文，整个过程让她生理上非常不适。在阅读和处理判决书的那几天，她都没什么胃口吃饭。判决书中有大量详细描写性侵犯的内容，没有办法写在任何公开报道里。
犯罪行为的强度和“变态程度”也超出想象。孙谦说，张大鹏曾对同一个受害者在一个晚上的时间使用同一种药品20次药，所有下药次数叠加起来可能要几十次，他自己录制的犯罪视频中，被害人的呼吸明显受阻，气道堵塞。判决书指出：“气道阻塞与功能性肺衰竭，会导致即刻致命的窒息。”孙谦觉得，张大鹏是一个有反社会人格的人，“在他眼里，女性的命、女性的身体都不是看成活物来对待的。”
除了迷奸女性，张大鹏还持有极端严重的婴儿色情视频。2024年11月14日，张大鹏像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时被警方抓获，警方随后在他家中查获5个外接硬盘和2个内置硬盘，发现17.6万份尚未删除的色情图片与影像文件。孙谦在判决书中看到，这些影像几乎全部涉及女童。
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察局发布提醒年轻女性谨防中国籍连环强奸犯（实为张大鹏）的警情通报
另一名罪犯蒋中懿的犯罪行为也体现出“非人”的一面。案发时他28至29岁，正在慕尼黑工业大学攻读机器人学专业。
他的主要作案对象是自己的女友。法院认定，在2023年至2024年12月之间，侵害至少发生了八次，每一次都发生在他的住所内：他将麻醉类药物以高于一般医疗标准约5至10倍的剂量，混入饮料、牛奶或其他乳制品中，等受害者失去意识后进行长时间性侵并拍摄过程。
庭审资料显示，受害者昏迷后出现舌根后坠、呼吸受阻、面部青紫等危及生命的症状。即便在这种状态下，蒋中懿仍未停止施暴，也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甚至曾两度离开现场，将受害者单独留在室内。法官在庭上指出：“被害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致死后果，纯粹只是出于偶然。”
4月14日，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对于蒋中懿的庭审中，孙谦是唯一一个在场旁听的华人记者。她第一次真正看清楚了蒋中懿的模样，她说这是一个外貌特征并不明显的男性，皮肤很黑，戴着细边圆框眼镜，判决当天他把自己整理得很干净，似乎还抹了发蜡，庭审持续了两个小时，他全程面无表情，很认真地记笔记，偶尔会皱个眉，“特别像一个在上课的好学生的感觉。”
孙谦还对庭审时法官提到的一个细节印象深刻，法庭播放蒋中懿拍摄的犯罪录像时，蒋中懿用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法官于是提醒他，他曾经花很长时间反复观看这些录像，并借此自慰，而当这些画面在法庭上重新出现时，他却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调查四名罪犯的过程中，孙谦认为人物形象最矛盾和复杂的是Tong Z.，她分析说，“在他身上能看到更多他的成长经历对他所作所为的影响，在已有的媒体报道当中，对他的人物画像的还原，也是最为全面的”。
Tong Z.案发时25岁，是柏林机械工程专业留学生，他青少年时期就到德国读寄宿学校，在当地生活了十年左右。
张漫盈采访了认识Tong Z.的人，得知Tong Z.在柏林做了很多兼职，包括代驾接机、餐馆打工和私人健身教练，他的社会交往也很多，这些熟人对Tong Z.的评价都非常正面，出现最多的形容词是，“善良、乐于助人、对他们非常友好。”
他的兼职同事说，他在工作中是非常靠谱的人。另一位健身学员说，案发之前，他都认为Tong Z.是值得信赖的朋友。Tong Z.的健身房老板知道他犯罪后，甚至觉得震惊和惋惜，他告诉张漫盈，“Tong Z.完全不像那种需要通过性侵来获得性资源的男性。”不过张漫盈还得知了一个信息，中国留学生圈子内曾流传他在高中时“偷内裤”的丑闻。
这名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差评”的男子，却在加密聊天软件犯罪群组里高度活跃，他的网名是“白天的上帝，黑夜的恶魔”（德语：Gott bei Tag, Teufel bei Nacht）。群组聊天记录显示，他与主犯张大鹏之间有2000多条涉及作案细节的对话，Tong Z.多次声称自己性侵过18名女性。
在法院认定的事实中，Tong Z.最早一次作案发生在2019年，当时他还在读高中。此后约五年时间里，他先后对至少13名年龄相仿的中国女性实施性犯罪，包括女友、邻居和旅行同伴等。
除下药后实施性侵外，法院还认定他长期存在偷拍和监控行为。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安装隐蔽摄像设备，偷拍多名女性更衣，以及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也曾将设备放置于受害者的浴室内，用以窥视对方如厕和洗澡。他还在个人电脑里为每一名受害者都建立了单独的电子文件夹，其中一个文件夹被命名为“床垫上的女人”。
孙谦和张漫盈两位记者浏览了Tong Z.的两个小红书账号，大号名字叫“白日小说家”，呈现的是岁月静好的健康留学生形象，平时去学校、图书馆、健身房，喜欢健身、骑行、旅行和露营，而在另一个小号上，他的介绍是“华人健身私教”，他在置顶的两篇帖子里抱怨——为什么有女生同时交往不止一个男朋友。经过采访和阅读判决书，张漫盈感受到了Tong Z.身上的“反差”。
国外媒体报道《性侵10名女性的学生被判24年监禁》
如果仅从Tong Z. 的“自我叙事”去理解，似乎他的亲密关系障碍和孤独感是导向他的个体犯罪的重要原因。欧美的学术论文中有大量关于匿名犯罪网络群体的研究，孙谦查阅了资料，发现很多专家都提到一点——“共同犯罪、共同保守秘密，会使得群组成员迅速建立连接，而且会产生更强烈的归属感，形成一个共同体，彼此之间互相模仿、互相支持。”
但当只讨论施害者的心理结构时，也会面对公众和自我的质疑：这会不会是在为他们开脱？孙谦在采访中反复听到在德中国社群中的女性这样反问：“中国女性在德国也会面对孤独的问题呀，那她们怎么没有去迷奸男性呢？”
这种警惕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孙谦认为，面对这样恶劣而广泛的厌女暴力网络，继续追问个别施害者是否“孤独”，多少显得有些失焦。“个体的心理困境或许存在，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痛苦最终会转化为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也不能解释，这些暴力为何从男性流向女性，最终变成规模性地对女性的下药、侵犯和羞辱。”
随着调查的推进，孙谦从一些犯罪心理学家和法学专家那里接触到另一种解释路径：问题不在于施害者是否孤独，而在于当一些人主观感受到失权、无力或被轻视时，可能会试图通过极端和扭曲的方式重新夺回掌控；而在厌女文化和群体鼓励的作用下，这种对掌控的渴望，最终会落到女性身体之上。
这也让孙谦想到德国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的理论，她在报道中引用了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中的内容，“当一个人在感到自己孤独、无力、焦虑、被世界压迫，而又找不到积极的方式去建立联系和创造生活时，他就可能转向破坏性，通过摧毁外部对象，来消除自己面对世界时的无力感，获得一种假性的力量感。”
孙谦说，作为女性，她在接触这些案件时，第一反应总是会本能地代入受害者的视角；也正因为如此，她很难理解这些男性为何会犯下这样的罪行。试图从施害者的心理机制出发去理解案件，对她来说是反直觉的，她需要和自己的直观反应做一些心理斗争。但在和不同的专家讨论之后，她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理解是必要的，其意义所在正是了解这种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群体性的恶和全球性厌女
为了调查迷奸案背后的加密聊天软件群组，孙谦和张漫盈两名记者各自进入了多个“代驾群”和“迷奸药群”，在五花八门的群组里卧底了十多天，这些群规模最大的有几万人，群内聊天和更新频率很高，一小时内就会刷屏一百多条信息：
“得不到，就下药”
“寻求满油代驾”
关于“迷奸口香糖”：“从外表看，你丝毫看不出这会是迷奸药”，“很多跑黑车的司机会常备，有时候拉一些女白领，尤其是出差的女白领，递给她们口香糖，吃了之后，很快起效，5分钟之内晕倒。随便开到一个荒郊野外，在车里就能完事儿，车震完就回来。”
一位在加密聊天软件观看“偷拍资源”的男性告诉她们，很多人最初都是从色情片的广告进到加密聊天软件的偷拍群中，接下来是迷奸群、性虐待群，难度不断升级，最后还有一些私密的小群，要通过内部的群邀请链接才能进去，入群条件是要成为它的消费者。
张漫盈经历了类似“脱敏”的过程。刚进这些群时，她觉得很压抑，很受冲击，很“有工伤”。她在一个资源群内看到被迷晕的受害女性的照片，这名女生的眼神已经涣散，不像是正常人的状态，那幅画面让张漫盈至今心有余悸，“非常非常恐怖。”
但因为每天都要浏览这些内容，张漫盈不得不抽离出来，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去进行。她想象那些犯罪男性的心理过程，“在一个几千人的大群里，当大家都在发买油、代驾、迷奸自己的女性伴侣时，他们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这么干，对于犯罪的容忍程度就会逐渐提高，底线则不断被拉低。”
法院在张大鹏的判决书中，强调了加密聊天软件群组在犯罪中的关键作用——正是群组的交流让张大鹏等犯罪者对用麻醉药物迷奸女性产生了兴趣，而且他们通过群组的讨论产生了一种“群体动力”，“确认并强化了他的幻想”，其他人的赞同和反馈则“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法律意识。”
在蒋中懿的庭审中，孙谦听法官提到，从他们掌握的聊天记录来看，蒋中懿加入的“和平酒店”加密聊天软件群成员有4600多人，遍布欧洲不同国家，“这些群里，充斥着大量关于以麻醉手段对女性以及儿童实施性侵的描述和讨论。”
庭审结束前，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还提到了法国大规模迷奸案——主犯多米尼克·佩利科特曾在妻子吉赛尔·佩利科特的食物中秘密投放强效镇静剂等药物后实施性侵，长达九年，期间他通过网络论坛寻找并邀请至少83名陌生男子前往家中，在妻子昏迷并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实施侵害。2024年，多米尼克和另外50名被告人受审，72岁的吉赛尔女士主动放弃匿名权，并要求公开审判。
法官科彭莱特纳说：“这不是法国现象，也不是中国现象，而是德国和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这一系列迷奸案中，最让孙谦感到棘手的议题之一，是施害者统一的“华人”身份。她并不认为这意味着问题只属于中国男性，或只发生在华人社群内部。但问题在于，案件发生在德国，而施害者与受害者同时集中出现在一个人数相对较少、内部连接更紧、处于移民语境中的华人社群里，因此可能被解读成某种“族群问题”。
在关注华人迷奸案后，德国女留学生崔颖开始用德语在网络上检索类似案件的相关信息，查找到了一部2024年12月发布的调查纪录片《Das Vergewaltiger-Netzwerk auf 加密聊天软件》（《加密聊天软件上的迷奸犯罪网络》），该片由德国北德广播公司（NDR）旗下调查栏目STRG_F制作。
德国记者关于加密聊天软件迷奸网络的调查纪录片
2023年，两名德国女记者Isabell Beer和Isabel Ströh潜入了加密聊天软件数十个封闭的聊天群组，发现里面的男性用户互相交流和教学如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迷昏并强奸女性。他们彼此煽动，预告自己即将实施的强奸行为，并把犯罪录像分享给整个群组。规模最大的群组拥有超过七万名成员，横跨欧洲、美洲、亚洲，群内成员主要用英语交流。
而大多数受害女性大多数都来自这些施害者的直接生活圈，是他们自己的姐妹、母亲、女友、妻子。一些施害者声称伴侣是同意的，但相当多的男性炫耀地写道，“她对此完全不知情。”
群内聊天记录极其露骨。一位用户描述自己的伴侣:“她现在喝得烂醉，又加了几片安眠药。希望我马上就能玩一下。”其他成员兴奋回应:“哇，太棒了！她长什么样?”
紧接着，这位用户就在群里发送照片。部分强奸行为是在群组成员的实时围观下直播进行的，一位德国男性主动提议把自己的妻子供其他成员强奸，并表示自己已经在网上订购了迷奸药物。
德国媒体报道《连环下药强奸犯，或另有60名受害者》，图源网络
而作为一名22岁的女性，崔颖在更早的青春期就感受到了来自男性群体的“厌女心理”。她在国内上初高中时，男生会在课间休息的公共场合讲黄色笑话，比如“有人在寝室里面自慰得床都在摇。”一位她高中时期敬重的学长，平时会在朋友圈转发性别平权相关的文章，但她听说这位学长成年后去嫖娼了，还有一位男生高中时就散播自己前女友的黄谣，后来他顺利去世界排名前三的大学读书，崔颖说，“他们再回到国内相亲市场的时候，你很难去分辨他们真正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柏林女留学生R对亲密关系中的伤害也并不陌生，她在国内时，第一任男朋友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强行拍下她的私密照片，共享到了一个男性微信群里，而第二任男朋友在她明确拒绝的情况下，坚持发生性行为。她说，这两名男性现在是大学老师，生活看起来很体面光鲜。而德国留学圈里一直流传着各种爆料的“PDF”，内容包括“渣男劈腿很多人”，还有男生在国内有女朋友的同时，“在国外又谈一个”。
R还提到了2021年疫情期间曝光的“湾区N号房”加密聊天软件群，当时，一份参与者名单在网上流传，据称群内500名成员全部是美国硅谷大厂科技公司的华人男性程序员，他们会偷拍身边女性的私密照片，或从网络上盗取相关影像，在群内分享传播。R将此事发布到社交媒体后，收到一名女性的留言，对方说，自己有位担任公职人员的朋友，其所在的微信群中大家长期讨论如何性侵自己的伴侣，以及民间迷药的使用方法。R说，从那以后，每当再看到类似事件，她已经不再感到意外，“大家似乎都司空见惯了”。
调查完德国华人迷奸案后，张漫盈感到很无力，“大量男性利用了加密聊天软件这样的去中心化平台、区块链技术等去犯罪，就像一个九头蛇一样，根本没办法完全清除掉。”她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很危险的世界，男性专挑自己的伴侣“下手”，“这种事情太过于常见，就觉得男性很难以信任。”
此案发生后，崔颖看到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有一种“幸存者偏差”的心理，她们积极关注这件事，但认为要跟现实分开来看，有人安慰并说服自己“我男朋友不是这样子的”。
最终，蒋中懿被一审判处11年3个月有期徒刑，并裁定“保留性预防性羁押”，在审判中，法官提及了“性偏好障碍”的概念（德语：Störung der Sexualpräferenz）。法院强制要求他在服刑期间，必须在监狱内接受针对该障碍的专门心理治疗，以矫正极端的暴力性行为倾向。
“我们要不要对受害者做这么多的期待？”
这是张漫盈第一次参与大规模性犯罪的报道，她以为自己不会受太大影响，但调查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她始终被一种不安全感笼罩着。出差晚上回到酒店睡不着，她一直担心酒店的门有没有被打开。案件相关的信息进入了她的梦境，她梦到身边的人变成了迷奸犯，梦到有人威胁她的父母，有一天她从噩梦中惊醒后，迅速点进AI软件，希望获得一些理论支持，“告诉我梦跟现实是相反的。”
张漫盈无法想象受害者承担着怎样的精神压力。
检方曾指出，Tong Z.犯下最为严重的案件发生于柏林，受害者是他通过社交平台结识的年轻女性，具有轻度身心障碍，Tong Z.在她饮品中加入高剂量麻醉药物后，使她失去意识，期间实施性侵并进行录影。受害者直到警方出示相关影像证据后，才知道自己曾遭受侵犯，此后出现严重的社交恐惧及创伤后压力症状。
孙谦提到，相比其他暴力性侵案的受害者，迷奸案受害者的创伤反应或许会有所不同，由于药物作用，很多受害女性对于被施暴的过程没有记忆，因此她们心理上可能会产生一种认知失调和解离感。
孙谦在蒋中懿的庭审中得知了受害者的状态——这位被蒋中懿迷奸、差点窒息而死的女友在他被捕的那一晚，才得知长时间以来自己身体异样的原因，她经常醒来后极度疲惫、头晕恶心，对前一晚发生的一切毫无记忆，并且无端的情绪低落、只想躺着，甚至在绝望之中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会不会在某个时刻结束自己的生命。
被害人后来对法庭说，“她至今都无法真正相信自己经历了什么。她无法理解，因为在她的认知中，自己当时与被告人处于一段感情关系之中，日常生活里也一直有合意的性生活。因而那些发生在无意识状态下的侵犯，对她来说有一种难以承受的“异己感”：仿佛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又确确实实发生了。”
法官在最终的庭审中还提到，这位作为被害人的女友，接受了蒋中懿支付的2万欧元“痛苦抚慰金”。这笔钱最终也对他的量刑产生了影响。而Zhiting S.在北京的犯罪行为，涉及到的推定受害人同样是他的女友，柏林法院新闻发言人说，这位女士已经通过他人告知法院，她与被告订有婚约，并且要行使其拒绝作证的权利。根据德国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婚姻或者订婚关系，通常可以不必出庭指证其配偶或未婚夫（妻）。
蒋中懿在庭审现场，图源网络
对于这些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孙谦坦言，她的情绪有过不同层次。如果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她当然希望她们能够像法国迷奸案受害者吉赛尔女士一样站出来，但是当下她更多的是理解她们的选择。她说，“有时候所谓（反抗和战斗）的勇气也是建立在很多安全感之上的，是不是？”
想要受害者有站出来的勇气，就需要构建一个对她们而言更安全的外部环境。孙谦指出，这一系列德国华人迷奸案中，华人女性不仅要面对作为女性的性别暴力，也可能要面对作为移民、作为少数族裔、作为社群内部成员的多重弱势处境。
而作为女性，大家似乎都清楚，受害者的身份标签会遭到公共舆论更严苛的审视。郑毅洁在挖掘Zhiting S.信息时，联系了一位夏里特医学院的女生，对方说认识Zhiting S.和他的现任女友，但这名女生并不想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她提到一点，让郑毅洁印象深刻，“不想站出来说是因为担心会被大家怀疑是受害者。”
最近结束调查后，张漫盈跟一位非本案的性侵受害者聊天，这名女生曾被自己的父亲猥亵，但现在依然跟父亲维持着不错的关系。张漫盈很困惑，直接询问她，为什么要跟你父亲继续维持这么好的关系？这是不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她告诉女生，“你可以去抵抗，可以去反抗。”
但当张漫盈脱口而出这句话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非常aggressive（有攻击性）”，“我并不是一个受害者。”
这名女生讲述道，她跟别人倾诉自己的遭遇，大家都认为她“懦弱”，非常不理解她的行为，这让她感到很受伤。她最近看了韩国电影《世界的主人》——影片讲述了童年被亲叔叔性侵的女主角李珠仁跨越创伤、拒绝被“受害者身份标签”定义的故事。她对张漫盈说，这部片对自己影响非常大，“我不想当受害者，我拒绝把我自己当成父亲猥亵的受害者。”
跟这名女生聊完之后，张漫盈反思了很久，“也许我不应该去追问为什么，或者是我没有资格去追问这件事情，我期待她去做反抗，就像期待Zhiting S.的女友上庭作证，期待蒋中懿的女友不要拿那2万欧去跟他和解。但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作为一个非受害者，我很难去真正理解受害者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她们在亲密关系中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我认为她们的心理很复杂。而且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们要不要对受害者做这么多的期待？”
5月18日早上八点左右，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女性郑毅洁接到了消息，一名先抵达柏林第一州法院的女生告诉她，由于有大量旁听者自发前往法院，人数超出预期，庭审地点从原定的A606厅调整至更大的A500厅。郑毅洁随即通知了其他准备前往庭审的女生，“别走错了”。
九点左右，郑毅洁到达柏林第一州法院，法庭外的旁听队伍已经从二楼楼梯一路延伸到了一楼大厅，约有六七十人，大多为20到50岁的华人女性。一名在场的华人女性回忆，上次在德国华人圈引起大规模关注的案件，是中国留学生李洋洁被害案——2016年5月12日凌晨，李洋洁在出门跑步时被一德国女性骗至家中，随后遭其男友虐待、强奸，最终身亡。
本次庭审的被告人是Zhiting S.，现年33岁，是近期在国内外引发巨大关注的德国华人迷奸案罪犯之一。这起迷奸案的核心成员有8人，其中7名是华人男性，大都拥有高学历及体面的工作。他们在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加密聊天软件群组中讨论下药迷奸的手法，分享强奸女性的视频。他们使用特定暗语进行交流——群组成员自称“司机”，把实施迷奸称为“开车”，把麻醉药物称作“汽油”“机油”或“燃料”，把下药称为“加油”，麻醉后失去意识的受害者被称为“死猪”。
Zhiting S.案发前在柏林从事医疗相关工作。他被指控在该起迷奸案中担任关键“技术顾问”，利用自身医学知识，指导其他成员调配用于迷奸女性的麻醉药物，部分药品被伪装为化妆品或护肤品，以规避海关检查。检方还指控，Zhiting S.曾于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居住期间，对其同居伴侣实施多次性侵。
郑毅洁向我回忆，出庭时Zhiting S.戴着蓝色口罩和黑框眼镜，穿着黑色T恤，手撑在桌子上，斜眼看向旁听席。庭审过程中，他带着黑色耳机听翻译内容，时而点头，摇晃着身体，“好像听歌一样放松”。郑毅洁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悔意。
庭审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结束后，旁听的华人女性傅莹从压抑的大楼走出来，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他们完全不把女性当人，使用的都是非常过量的麻醉，把别人的人身安全完全不当回事。”
郑毅洁告诉我，随着这起大规模迷奸案信息的曝光，恐慌在华人女性群体中蔓延。受害者分布于德国的多个城市，包括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曼海姆、哥廷根、纽伦堡以及荷兰部分地区。多为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女性，既有跟罪犯陌生的留学生、寻找租客的房东，还有罪犯熟悉的女友、邻居和朋友。这样的画像几乎无差别涵盖了各类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女性。和我交谈的几位华人女性都感慨，自己没有遭遇这样的事情，仅仅是因为幸运。
为了摆脱内心的恐惧，以及出于本能的愤怒，郑毅洁开始主动出击。她觉得自己人在德国，离消息源很近，想主动挖掘这起迷奸案的罪犯信息。
她搜索和阅读了国内外多家媒体报道及公开信息，一点点拼凑出了Zhiting S.的学历，他本科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肿瘤学，2021年抵达柏林，在夏里特医学院攻读博士。
在Zhiting S.的学校网站上，郑毅洁查阅并下载了他的论文，得知2023年他在夏里特医院读博期间，曾参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关于尿路上皮癌HER2表达的研究，并合作发表论文。2020年读研期间，他从事泌尿系统肿瘤和黑色素瘤研究，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晚期尿路上皮癌的治疗进展》。
郑毅洁还在小红书和微博上持续关注案件的最新动态，只要看到有人说认识几名罪犯，她就会去私聊对方。
她找到了十几位认识Zhiting S.的熟人。Zhiting S.的研究生同学告诉郑毅洁，他很懒，轮班的时候不干活，做实验不认真，只想着回去玩电脑，一到办公室就炒股。跟Zhiting S.一起吃过饭的人则认为，“他还是蛮正常的，有在群里问过其他实验室是否需要劳动力，他很想留在德国，一直在学德语。”
一位自称认识Zhiting S.家人的国内用户在微博评论区写道，他父母都是挺正常和蔼的人，不过，“好久没见到他父母了，以前天天看见的，现在他家大门紧闭都看不见了。”
郑毅洁去私信了这名用户，对方回复她，“他（Zhiting S.）小名叫良良，小时候和父母、爷爷奶奶一家五口就住在我家旁边。他大约上高中那会，家里父母买了房子。直到上大学前，他是一周会回来一两次的。他父亲曾经说过，等他回国结婚就把这套（老家）房子卖了，在北京买一套房。”
郑毅洁还看到了网友搜索出的Zhiting S.的照片，结合她在庭审中观察到的Zhiting S.的状态，她用AI模拟复原了他在23岁、29岁和33岁的长相，然后把照片发给这些认识Zhiting S.的人，有人回复她，“后面两张我觉得都差不多，挺像的。”
了解的信息越多，郑毅洁的恐惧越少，她发现这些罪犯也不是“神通广大、了不起”的人，她不再觉得震惊或者难以接受，“我更好地完成了从被动潜在受害者的心态，转换到一个主动调查、主动出击的状态。”
此案最初在中国互联网上还未引起大规模讨论，是一些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女性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坚持发帖，把德国媒体的报道和庭审现场情况搬运到国内。5月6日前后，郑毅洁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罪犯们的照片，但帖子显示违规，后来她就只发案件相关信息。
更多女性通过社交媒体得知了案件情况。郑毅洁5月去参加庭审的早上，法庭外六七十人的旁听队伍中有留学生，也有在德国生活和工作多年的人，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到庭审现场。进入庭审后，有人在本子上手绘庭审场景，画下罪犯的速写，有人记下文字笔记，熟练掌握德语的人还会为其他人解释庭审细节。
5月20日，柏林第一州法院Zhiting S.庭审现场速写，图源张漫盈
傅莹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信息，才去旁听了两次庭审。有网友在评论区提醒她，参加庭审最好戴上口罩和墨镜，不要被认出来，“因为他们的犯罪团伙还没有被一网打尽”，但她到现场，发现没有任何女性有遮挡面部的动作，“大家非常大大方方地就去了。”她说，“我想用我的行动去支持一下这场犯罪行为里面（受害的）华人女性”。
中国机构媒体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得知线索后，也陆续对案件做了深度调查，相关话题时不时登上微博热搜，逐渐在中国舆论场上引起了热议。一个关注此案的华人女性告诉郑毅洁，“我爸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她们意识到，“传播的程度还蛮广了。”
6月份，Zhiting S.的庭审还在进行，仍然有华人女性接力去参加庭审，并在社交媒体写下长篇笔记，更新庭审现场的情况，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目前Zhiting S.最后的庭审日期定于6月24日。
交谈中，我问郑毅洁，关注此案的责任感来源是什么。她回答，“这是身为一个女性和作为一个人的责任。”接着她又补充道，“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时间，我也有这个兴趣和好奇心，而且我行动力超强，我也比较有正义感，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难道这个事情就一直被掩盖，或者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我觉得作为一个知道问题和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我应该承担一份责任。”
“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今年4月开始，两位常驻柏林的华人女记者孙谦和张漫盈，先后深入调查了这起迷奸案。孙谦告诉我，一些强奸案的取证难点在于案发后几年精液、指纹等物证很难留存。而本次案件的特殊性在于，罪犯们亲手录下了自己的犯罪视频，并按照受害者的名号分门别类地放到了不同的文件夹中，“就像收集奖杯一样”。
根据庭审信息和判决书，作案过程中，罪犯们还把视频和图片实时分享到了加密聊天软件群组里，群组的聊天记录和犯罪视频又交叉印证了犯罪事实，“他们录下来自己当做战利品的这些视频，最后成了把他们送进监狱的铁证。”孙谦说。
“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的核心管理者是张大鹏，案发时43至44岁。根据张大鹏的领英信息，2002年，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2005年赴德留学，进入图宾根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最终获得信息技术硕士学位，并辅修工商管理。被警方逮捕前，他在世界顶级跑车与赛车制造商英国路特斯(Lotus)公司就职，担任信息技术部门经理。
根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他从2020年起活跃于加密聊天软件上的暴力色情群组，逐步成为包括“德国老司机驾校”在内的多个群组的核心管理者与组织者之一，负责提供迷奸药物使用建议并在群组多次直播犯罪过程。2024年1月开始，张大鹏通过社交平台搜寻发布出租房屋资讯的中国女性，以女性化账号名称及语气与对方接触，随后假冒租客见面看房，趁机实施性侵。
张大鹏的社交媒体页面，图源网络
今年2月6日，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作出裁决，认定张大鹏涉及包括特别严重强奸、谋杀未遂、非法持有及传播暴力色情物品，以及违反毒品相关法规等共22项罪名，判处14年有期徒刑，鉴于法院评估其存在多重性偏好障碍且再犯风险极高，另裁定于刑满后对其实施预防性羁押。
4月下旬，孙谦向法兰克福地方法院申请，获得了张大鹏案的判决书，约有八九十页。因为犯罪视频录制得非常清晰，判决书按照作案视频，详细记录了犯罪时间、地点、作案过程，甚至是每一个犯罪动作。
她形容，阅读判决书的过程，很多时候并不像在看法律文件，而更像是在被迫阅读一部没有任何节制、充满暴力与羞辱细节的色情文本。她还需要把判决书从德文翻译为中文，整个过程让她生理上非常不适。在阅读和处理判决书的那几天，她都没什么胃口吃饭。判决书中有大量详细描写性侵犯的内容，没有办法写在任何公开报道里。
犯罪行为的强度和“变态程度”也超出想象。孙谦说，张大鹏曾对同一个受害者在一个晚上的时间使用同一种药品20次药，所有下药次数叠加起来可能要几十次，他自己录制的犯罪视频中，被害人的呼吸明显受阻，气道堵塞。判决书指出：“气道阻塞与功能性肺衰竭，会导致即刻致命的窒息。”孙谦觉得，张大鹏是一个有反社会人格的人，“在他眼里，女性的命、女性的身体都不是看成活物来对待的。”
除了迷奸女性，张大鹏还持有极端严重的婴儿色情视频。2024年11月14日，张大鹏像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时被警方抓获，警方随后在他家中查获5个外接硬盘和2个内置硬盘，发现17.6万份尚未删除的色情图片与影像文件。孙谦在判决书中看到，这些影像几乎全部涉及女童。
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察局发布提醒年轻女性谨防中国籍连环强奸犯（实为张大鹏）的警情通报
另一名罪犯蒋中懿的犯罪行为也体现出“非人”的一面。案发时他28至29岁，正在慕尼黑工业大学攻读机器人学专业。
他的主要作案对象是自己的女友。法院认定，在2023年至2024年12月之间，侵害至少发生了八次，每一次都发生在他的住所内：他将麻醉类药物以高于一般医疗标准约5至10倍的剂量，混入饮料、牛奶或其他乳制品中，等受害者失去意识后进行长时间性侵并拍摄过程。
庭审资料显示，受害者昏迷后出现舌根后坠、呼吸受阻、面部青紫等危及生命的症状。即便在这种状态下，蒋中懿仍未停止施暴，也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甚至曾两度离开现场，将受害者单独留在室内。法官在庭上指出：“被害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致死后果，纯粹只是出于偶然。”
4月14日，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对于蒋中懿的庭审中，孙谦是唯一一个在场旁听的华人记者。她第一次真正看清楚了蒋中懿的模样，她说这是一个外貌特征并不明显的男性，皮肤很黑，戴着细边圆框眼镜，判决当天他把自己整理得很干净，似乎还抹了发蜡，庭审持续了两个小时，他全程面无表情，很认真地记笔记，偶尔会皱个眉，“特别像一个在上课的好学生的感觉。”
孙谦还对庭审时法官提到的一个细节印象深刻，法庭播放蒋中懿拍摄的犯罪录像时，蒋中懿用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法官于是提醒他，他曾经花很长时间反复观看这些录像，并借此自慰，而当这些画面在法庭上重新出现时，他却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调查四名罪犯的过程中，孙谦认为人物形象最矛盾和复杂的是Tong Z.，她分析说，“在他身上能看到更多他的成长经历对他所作所为的影响，在已有的媒体报道当中，对他的人物画像的还原，也是最为全面的”。
Tong Z.案发时25岁，是柏林机械工程专业留学生，他青少年时期就到德国读寄宿学校，在当地生活了十年左右。
张漫盈采访了认识Tong Z.的人，得知Tong Z.在柏林做了很多兼职，包括代驾接机、餐馆打工和私人健身教练，他的社会交往也很多，这些熟人对Tong Z.的评价都非常正面，出现最多的形容词是，“善良、乐于助人、对他们非常友好。”
他的兼职同事说，他在工作中是非常靠谱的人。另一位健身学员说，案发之前，他都认为Tong Z.是值得信赖的朋友。Tong Z.的健身房老板知道他犯罪后，甚至觉得震惊和惋惜，他告诉张漫盈，“Tong Z.完全不像那种需要通过性侵来获得性资源的男性。”不过张漫盈还得知了一个信息，中国留学生圈子内曾流传他在高中时“偷内裤”的丑闻。
这名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差评”的男子，却在加密聊天软件犯罪群组里高度活跃，他的网名是“白天的上帝，黑夜的恶魔”（德语：Gott bei Tag, Teufel bei Nacht）。群组聊天记录显示，他与主犯张大鹏之间有2000多条涉及作案细节的对话，Tong Z.多次声称自己性侵过18名女性。
在法院认定的事实中，Tong Z.最早一次作案发生在2019年，当时他还在读高中。此后约五年时间里，他先后对至少13名年龄相仿的中国女性实施性犯罪，包括女友、邻居和旅行同伴等。
除下药后实施性侵外，法院还认定他长期存在偷拍和监控行为。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安装隐蔽摄像设备，偷拍多名女性更衣，以及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也曾将设备放置于受害者的浴室内，用以窥视对方如厕和洗澡。他还在个人电脑里为每一名受害者都建立了单独的电子文件夹，其中一个文件夹被命名为“床垫上的女人”。
孙谦和张漫盈两位记者浏览了Tong Z.的两个小红书账号，大号名字叫“白日小说家”，呈现的是岁月静好的健康留学生形象，平时去学校、图书馆、健身房，喜欢健身、骑行、旅行和露营，而在另一个小号上，他的介绍是“华人健身私教”，他在置顶的两篇帖子里抱怨——为什么有女生同时交往不止一个男朋友。经过采访和阅读判决书，张漫盈感受到了Tong Z.身上的“反差”。
国外媒体报道《性侵10名女性的学生被判24年监禁》
如果仅从Tong Z. 的“自我叙事”去理解，似乎他的亲密关系障碍和孤独感是导向他的个体犯罪的重要原因。欧美的学术论文中有大量关于匿名犯罪网络群体的研究，孙谦查阅了资料，发现很多专家都提到一点——“共同犯罪、共同保守秘密，会使得群组成员迅速建立连接，而且会产生更强烈的归属感，形成一个共同体，彼此之间互相模仿、互相支持。”
但当只讨论施害者的心理结构时，也会面对公众和自我的质疑：这会不会是在为他们开脱？孙谦在采访中反复听到在德中国社群中的女性这样反问：“中国女性在德国也会面对孤独的问题呀，那她们怎么没有去迷奸男性呢？”
这种警惕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孙谦认为，面对这样恶劣而广泛的厌女暴力网络，继续追问个别施害者是否“孤独”，多少显得有些失焦。“个体的心理困境或许存在，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痛苦最终会转化为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也不能解释，这些暴力为何从男性流向女性，最终变成规模性地对女性的下药、侵犯和羞辱。”
随着调查的推进，孙谦从一些犯罪心理学家和法学专家那里接触到另一种解释路径：问题不在于施害者是否孤独，而在于当一些人主观感受到失权、无力或被轻视时，可能会试图通过极端和扭曲的方式重新夺回掌控；而在厌女文化和群体鼓励的作用下，这种对掌控的渴望，最终会落到女性身体之上。
这也让孙谦想到德国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的理论，她在报道中引用了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中的内容，“当一个人在感到自己孤独、无力、焦虑、被世界压迫，而又找不到积极的方式去建立联系和创造生活时，他就可能转向破坏性，通过摧毁外部对象，来消除自己面对世界时的无力感，获得一种假性的力量感。”
孙谦说，作为女性，她在接触这些案件时，第一反应总是会本能地代入受害者的视角；也正因为如此，她很难理解这些男性为何会犯下这样的罪行。试图从施害者的心理机制出发去理解案件，对她来说是反直觉的，她需要和自己的直观反应做一些心理斗争。但在和不同的专家讨论之后，她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理解是必要的，其意义所在正是了解这种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群体性的恶和全球性厌女
为了调查迷奸案背后的加密聊天软件群组，孙谦和张漫盈两名记者各自进入了多个“代驾群”和“迷奸药群”，在五花八门的群组里卧底了十多天，这些群规模最大的有几万人，群内聊天和更新频率很高，一小时内就会刷屏一百多条信息：
“得不到，就下药”
“寻求满油代驾”
关于“迷奸口香糖”：“从外表看，你丝毫看不出这会是迷奸药”，“很多跑黑车的司机会常备，有时候拉一些女白领，尤其是出差的女白领，递给她们口香糖，吃了之后，很快起效，5分钟之内晕倒。随便开到一个荒郊野外，在车里就能完事儿，车震完就回来。”
一位在加密聊天软件观看“偷拍资源”的男性告诉她们，很多人最初都是从色情片的广告进到加密聊天软件的偷拍群中，接下来是迷奸群、性虐待群，难度不断升级，最后还有一些私密的小群，要通过内部的群邀请链接才能进去，入群条件是要成为它的消费者。
张漫盈经历了类似“脱敏”的过程。刚进这些群时，她觉得很压抑，很受冲击，很“有工伤”。她在一个资源群内看到被迷晕的受害女性的照片，这名女生的眼神已经涣散，不像是正常人的状态，那幅画面让张漫盈至今心有余悸，“非常非常恐怖。”
但因为每天都要浏览这些内容，张漫盈不得不抽离出来，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去进行。她想象那些犯罪男性的心理过程，“在一个几千人的大群里，当大家都在发买油、代驾、迷奸自己的女性伴侣时，他们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这么干，对于犯罪的容忍程度就会逐渐提高，底线则不断被拉低。”
法院在张大鹏的判决书中，强调了加密聊天软件群组在犯罪中的关键作用——正是群组的交流让张大鹏等犯罪者对用麻醉药物迷奸女性产生了兴趣，而且他们通过群组的讨论产生了一种“群体动力”，“确认并强化了他的幻想”，其他人的赞同和反馈则“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法律意识。”
在蒋中懿的庭审中，孙谦听法官提到，从他们掌握的聊天记录来看，蒋中懿加入的“和平酒店”加密聊天软件群成员有4600多人，遍布欧洲不同国家，“这些群里，充斥着大量关于以麻醉手段对女性以及儿童实施性侵的描述和讨论。”
庭审结束前，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还提到了法国大规模迷奸案——主犯多米尼克·佩利科特曾在妻子吉赛尔·佩利科特的食物中秘密投放强效镇静剂等药物后实施性侵，长达九年，期间他通过网络论坛寻找并邀请至少83名陌生男子前往家中，在妻子昏迷并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实施侵害。2024年，多米尼克和另外50名被告人受审，72岁的吉赛尔女士主动放弃匿名权，并要求公开审判。
法官科彭莱特纳说：“这不是法国现象，也不是中国现象，而是德国和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这一系列迷奸案中，最让孙谦感到棘手的议题之一，是施害者统一的“华人”身份。她并不认为这意味着问题只属于中国男性，或只发生在华人社群内部。但问题在于，案件发生在德国，而施害者与受害者同时集中出现在一个人数相对较少、内部连接更紧、处于移民语境中的华人社群里，因此可能被解读成某种“族群问题”。
在关注华人迷奸案后，德国女留学生崔颖开始用德语在网络上检索类似案件的相关信息，查找到了一部2024年12月发布的调查纪录片《Das Vergewaltiger-Netzwerk auf 加密聊天软件》（《加密聊天软件上的迷奸犯罪网络》），该片由德国北德广播公司（NDR）旗下调查栏目STRG_F制作。
德国记者关于加密聊天软件迷奸网络的调查纪录片
2023年，两名德国女记者Isabell Beer和Isabel Ströh潜入了加密聊天软件数十个封闭的聊天群组，发现里面的男性用户互相交流和教学如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迷昏并强奸女性。他们彼此煽动，预告自己即将实施的强奸行为，并把犯罪录像分享给整个群组。规模最大的群组拥有超过七万名成员，横跨欧洲、美洲、亚洲，群内成员主要用英语交流。
而大多数受害女性大多数都来自这些施害者的直接生活圈，是他们自己的姐妹、母亲、女友、妻子。一些施害者声称伴侣是同意的，但相当多的男性炫耀地写道，“她对此完全不知情。”
群内聊天记录极其露骨。一位用户描述自己的伴侣:“她现在喝得烂醉，又加了几片安眠药。希望我马上就能玩一下。”其他成员兴奋回应:“哇，太棒了！她长什么样?”
紧接着，这位用户就在群里发送照片。部分强奸行为是在群组成员的实时围观下直播进行的，一位德国男性主动提议把自己的妻子供其他成员强奸，并表示自己已经在网上订购了迷奸药物。
德国媒体报道《连环下药强奸犯，或另有60名受害者》，图源网络
而作为一名22岁的女性，崔颖在更早的青春期就感受到了来自男性群体的“厌女心理”。她在国内上初高中时，男生会在课间休息的公共场合讲黄色笑话，比如“有人在寝室里面自慰得床都在摇。”一位她高中时期敬重的学长，平时会在朋友圈转发性别平权相关的文章，但她听说这位学长成年后去嫖娼了，还有一位男生高中时就散播自己前女友的黄谣，后来他顺利去世界排名前三的大学读书，崔颖说，“他们再回到国内相亲市场的时候，你很难去分辨他们真正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柏林女留学生R对亲密关系中的伤害也并不陌生，她在国内时，第一任男朋友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强行拍下她的私密照片，共享到了一个男性微信群里，而第二任男朋友在她明确拒绝的情况下，坚持发生性行为。她说，这两名男性现在是大学老师，生活看起来很体面光鲜。而德国留学圈里一直流传着各种爆料的“PDF”，内容包括“渣男劈腿很多人”，还有男生在国内有女朋友的同时，“在国外又谈一个”。
R还提到了2021年疫情期间曝光的“湾区N号房”加密聊天软件群，当时，一份参与者名单在网上流传，据称群内500名成员全部是美国硅谷大厂科技公司的华人男性程序员，他们会偷拍身边女性的私密照片，或从网络上盗取相关影像，在群内分享传播。R将此事发布到社交媒体后，收到一名女性的留言，对方说，自己有位担任公职人员的朋友，其所在的微信群中大家长期讨论如何性侵自己的伴侣，以及民间迷药的使用方法。R说，从那以后，每当再看到类似事件，她已经不再感到意外，“大家似乎都司空见惯了”。
调查完德国华人迷奸案后，张漫盈感到很无力，“大量男性利用了加密聊天软件这样的去中心化平台、区块链技术等去犯罪，就像一个九头蛇一样，根本没办法完全清除掉。”她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很危险的世界，男性专挑自己的伴侣“下手”，“这种事情太过于常见，就觉得男性很难以信任。”
此案发生后，崔颖看到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有一种“幸存者偏差”的心理，她们积极关注这件事，但认为要跟现实分开来看，有人安慰并说服自己“我男朋友不是这样子的”。
最终，蒋中懿被一审判处11年3个月有期徒刑，并裁定“保留性预防性羁押”，在审判中，法官提及了“性偏好障碍”的概念（德语：Störung der Sexualpräferenz）。法院强制要求他在服刑期间，必须在监狱内接受针对该障碍的专门心理治疗，以矫正极端的暴力性行为倾向。
“我们要不要对受害者做这么多的期待？”
这是张漫盈第一次参与大规模性犯罪的报道，她以为自己不会受太大影响，但调查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她始终被一种不安全感笼罩着。出差晚上回到酒店睡不着，她一直担心酒店的门有没有被打开。案件相关的信息进入了她的梦境，她梦到身边的人变成了迷奸犯，梦到有人威胁她的父母，有一天她从噩梦中惊醒后，迅速点进AI软件，希望获得一些理论支持，“告诉我梦跟现实是相反的。”
张漫盈无法想象受害者承担着怎样的精神压力。
检方曾指出，Tong Z.犯下最为严重的案件发生于柏林，受害者是他通过社交平台结识的年轻女性，具有轻度身心障碍，Tong Z.在她饮品中加入高剂量麻醉药物后，使她失去意识，期间实施性侵并进行录影。受害者直到警方出示相关影像证据后，才知道自己曾遭受侵犯，此后出现严重的社交恐惧及创伤后压力症状。
孙谦提到，相比其他暴力性侵案的受害者，迷奸案受害者的创伤反应或许会有所不同，由于药物作用，很多受害女性对于被施暴的过程没有记忆，因此她们心理上可能会产生一种认知失调和解离感。
孙谦在蒋中懿的庭审中得知了受害者的状态——这位被蒋中懿迷奸、差点窒息而死的女友在他被捕的那一晚，才得知长时间以来自己身体异样的原因，她经常醒来后极度疲惫、头晕恶心，对前一晚发生的一切毫无记忆，并且无端的情绪低落、只想躺着，甚至在绝望之中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会不会在某个时刻结束自己的生命。
被害人后来对法庭说，“她至今都无法真正相信自己经历了什么。她无法理解，因为在她的认知中，自己当时与被告人处于一段感情关系之中，日常生活里也一直有合意的性生活。因而那些发生在无意识状态下的侵犯，对她来说有一种难以承受的“异己感”：仿佛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又确确实实发生了。”
法官在最终的庭审中还提到，这位作为被害人的女友，接受了蒋中懿支付的2万欧元“痛苦抚慰金”。这笔钱最终也对他的量刑产生了影响。而Zhiting S.在北京的犯罪行为，涉及到的推定受害人同样是他的女友，柏林法院新闻发言人说，这位女士已经通过他人告知法院，她与被告订有婚约，并且要行使其拒绝作证的权利。根据德国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婚姻或者订婚关系，通常可以不必出庭指证其配偶或未婚夫（妻）。
蒋中懿在庭审现场，图源网络
对于这些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孙谦坦言，她的情绪有过不同层次。如果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她当然希望她们能够像法国迷奸案受害者吉赛尔女士一样站出来，但是当下她更多的是理解她们的选择。她说，“有时候所谓（反抗和战斗）的勇气也是建立在很多安全感之上的，是不是？”
想要受害者有站出来的勇气，就需要构建一个对她们而言更安全的外部环境。孙谦指出，这一系列德国华人迷奸案中，华人女性不仅要面对作为女性的性别暴力，也可能要面对作为移民、作为少数族裔、作为社群内部成员的多重弱势处境。
而作为女性，大家似乎都清楚，受害者的身份标签会遭到公共舆论更严苛的审视。郑毅洁在挖掘Zhiting S.信息时，联系了一位夏里特医学院的女生，对方说认识Zhiting S.和他的现任女友，但这名女生并不想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她提到一点，让郑毅洁印象深刻，“不想站出来说是因为担心会被大家怀疑是受害者。”
最近结束调查后，张漫盈跟一位非本案的性侵受害者聊天，这名女生曾被自己的父亲猥亵，但现在依然跟父亲维持着不错的关系。张漫盈很困惑，直接询问她，为什么要跟你父亲继续维持这么好的关系？这是不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她告诉女生，“你可以去抵抗，可以去反抗。”
但当张漫盈脱口而出这句话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非常aggressive（有攻击性）”，“我并不是一个受害者。”
这名女生讲述道，她跟别人倾诉自己的遭遇，大家都认为她“懦弱”，非常不理解她的行为，这让她感到很受伤。她最近看了韩国电影《世界的主人》——影片讲述了童年被亲叔叔性侵的女主角李珠仁跨越创伤、拒绝被“受害者身份标签”定义的故事。她对张漫盈说，这部片对自己影响非常大，“我不想当受害者，我拒绝把我自己当成父亲猥亵的受害者。”
跟这名女生聊完之后，张漫盈反思了很久，“也许我不应该去追问为什么，或者是我没有资格去追问这件事情，我期待她去做反抗，就像期待Zhiting S.的女友上庭作证，期待蒋中懿的女友不要拿那2万欧去跟他和解。但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作为一个非受害者，我很难去真正理解受害者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她们在亲密关系中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我认为她们的心理很复杂。而且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们要不要对受害者做这么多的期待？”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