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即躺平: 高学历“蹲族”背后, 是谁在毁掉名校生的尊严？
董越
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导读】近年来，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各大互联网平台上普遍出现了一类新风向。海内外高校毕业的青年以视频、文字等形式半自嘲地发布自己的失业蹲家日常。同时，众多网友也在评论区附和、抱团。学界将这类名校毕业，却又拒绝进入常规就业路径的青年群体称为“蹲族”。该群体的诞生深刻反应了当今社会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内在冲突，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认为，“蹲族”现象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矛盾在青年生命历程上的集中投射。作者指出，该现象源于高等教育扩张导致文化资本转化失灵。这使青年陷入既脱离学生身份、又无法完成社会整合的“永久阈限”状态。在此过程中，他们依托家庭经济支持维持悬置生活，却也因此长期陷入经济依附、身份焦虑、代际冲突与现实社会关系收缩的困境；同时，他们通过网络社群建立认同，以备考、技能学习等方式为自身抵抗赋予合法性，并将拒绝就业视为维护教育投入价值和阶层尊严的防御性选择。文章进一步指出，部分青年最终借助数字经济、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实现重新整合，突破传统科层制就业路径，探索出新的社会融入方式。
作者提出了“阈限性的再生产”这一分析框架，将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阈限性理论与斯科特的消极抵抗理论加以整合，揭示了结构压力与主体行动之间相互强化、不断再生产青年边缘处境的循环机制。该研究驳斥了将“蹲族”简单归因于懒惰、躺平或慢就业的简单解释，揭示其本质是学历贬值时代文化资本失灵下的结构性困境与主体性回应，并进一步提出数字经济时代微观再整合的可能路径，为理解当代青年就业困境、身份认同重塑及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原载《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阈限性的再生产
学历贬值下“蹲族”青年的消极抵抗
▍研究缘起
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特殊青年群体——“蹲族”。该群体多数成员毕业于知名高校，家庭条件较好，按一般轨迹本可以拥有开阔的发展空间。但离开校园后，他们并未进入常规就业路径，而是长期处于无业状态，或选择灵活就业，居留家中或出租屋，维持低欲望的日常状态，同时在网络空间保持高度活跃（廉思，2024）。“蹲族”现象形成的宏观背景，关联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劳动力市场吸纳空间有限之间的结构性矛盾。1999年，我国启动高校扩招（巫锡炜等，2022），此后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上升（程锐等，2023）：从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51万人，到2003年高校毕业人数达187.7万人（马光荣等，2017），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1148.5万人（蒋晨阳、杨素红，2024），2025年预计增至1222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4）。
与此对应的是青年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指出，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在 2023年6月达到21.3% 的历史峰值，调整统计方式后仍高达约1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4），远超总体失业水平。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发现，他们投入多年时间与资源换来的文凭并未带来预期的回报，在社会约定中通过“上岸”获取理想工作的路径在现实中逐渐失效，学历含金量不断下降，国家推行教育扩张时提供的向上流动路径与劳动力市场现状产生碰撞。部分青年选择用“蹲”这种静默退出的方式，抒发自身的失望与困惑，他们暂停甚至放弃个人职业发展，并非出于惰性，而是对失效的社会价值模式发出无声的质问。此类群体现象既未得到足够重视，也缺乏相应的干预措施，可能导致相关个体长期陷入精神空虚和迷茫，不仅使自身社会价值逐步消退，还会给家庭和睦、社会文明进步及国家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蹲族”虽然与“躺平”“慢就业”“全职儿女”等概念表层特征存在重合，但实际上，“蹲族”核心特征具有独特性。与传统意义上的失业不同（范世明，2025），“蹲族”的状态可理解为主动选择的“悬浮”，他们主动脱离学生身份，一直未进入社会职场的常规运行轨道。经济方面依靠家庭支持，心理方面尚未脱离对家庭的依附，个体日常活动范围局限于固定空间，在网络世界的参与度却极高。“蹲族”的选择不代表完全放弃自我追求，他们退出主流竞争，以此向当下社会环境传递自身态度，属于带有抵抗性质的选择。讨论该议题时，慢就业泛指毕业生毕业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既不升学也未就业的现象（姜波等，2025）。个体选择慢就业的动机各不相同，可能包括主动出游积累认知、考研或考公失利后筹备二次考试，或是还未寻得符合预期的工作而选择延后入职。
“蹲族”可看作慢就业群体里更为极端、属性更明确的分支，这类人群大多拥有中产家庭背景，取得重点大学学历，却选择长期不就业，拒绝不符合自身预期的工作机会，将慢就业发展成为一种长期悬置的状态。“蹲族”也不同于近期网络热议的“全职儿女”。“全职儿女”指部分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中陪伴父母、承担家务，从父母处获取固定“薪水”，本质是一种将家庭角色重塑为职业的交换行为（赵怀娟，2025）。这类年轻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多出自务实方面的考量：或是父母需要照顾，或是暂时避开职场压力，核心属于家庭内部的灵活就业形态。“蹲族”并不以承担家庭劳动换取报酬，他们和父母的关系大多呈现为被动啃老和代际冲突，不就业主要源于对外部就业环境不满的抗拒心理。
同时，“蹲族”与当下流行的“躺平”文化也有区别。躺平属于一种拒绝卷入激烈竞争、降低物质欲望的消极生活态度（刘怡然、秦立强，2025），可出现在职场或校内各类群体之中，属于心态方面的退缩（肖翔尹、徐佳琪，2025）。“蹲族”则特指毕业后未就业的身份状态，并非简单的心理躺平；他们的“蹲”更多带有策略性，通过不参与就业来抵制他们认为不公的竞争和异化的成功标准。总而言之，“蹲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啃老或懒惰（李春玲，2015），也不是暂时观望式的慢就业或家庭内部的全职角色，而是在学历贬值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矛盾综合体：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却主动回避进入常规的社会轨道，以长期的“悬浮”状态对外部的竞争压力进行消极抵抗。
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为何那些拥有较高制度化文化资本、最有可能顺利延续其中产阶层地位的青年，会选择中断再生产链条、采取看似“自我废黜”的生存策略？这种长期的“悬置”状态，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了何种影响？在这一看似消极的抵抗中，青年的心路历程与最终的出路方向何在？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为深入剖析“蹲族”现象，本文梳理出一条贯穿全文的理论线索：以布迪厄（Bourdieu，1971）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解释结构性断裂的起点，以特纳（Turner，2017）和萨科奇（Szakolczai，2009）等人的“阈限性”概念界定其长期的本体论生存状态，最终以斯科特（Scott，1985）的“消极抵抗”理论解析个体在结构夹缝中的能动性反应。这三个概念虽然分别隶属于教育社会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等不同的理论传统，但在此统一于“阈限性的再生产”这一核心分析框架下：再生产的失败制造了阈限性，而在阈限性中进行的消极抵抗，又在客观上不断再生产着这一边缘状态。
（一）结构断裂：文化资本的“失灵”与再生产危机
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是理解当代中国青年就业困境的宏观背景，大规模高等教育扩张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青年就业结构性困局。李春玲认为，高校扩招与毕业生就业压力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李春玲，2015），“高校文凭供给剧增而优质岗位需求增长有限”的错配局面，导致高学历人力供过于求，学历贬值成为这种结构性矛盾的直接体现。当大学学历的供给远超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时，文凭作为获取社会地位和理想工作“敲门砖”的交换价值便大幅缩水，简言之，文凭不再稀缺，含金量随之下降。也就是说当大学文凭的供给增速远超优质岗位的需求增速时，便产生了结构性的“人岗错配”（李文华、李桂荣，2022），正如吴晓刚的研究所指出的：大量毕业生即便实现就业，也面临普遍的所从事工作岗位与自身高学历不匹配、难以实现其对“好工作”预期的局面（吴晓刚，1993）。高学历不再是获得体面、稳定且有发展前景的“好工作”的保证，不少毕业生发现，可获取的工作岗位和自身多年的教育投入与职业期待存在明显差距（田丰、梁丹妮，2019）。学历无法为更高的就业质量提供保障，教育与职业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况（李文华、李桂荣，2022）。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慢就业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常见状态。据麦可思研究院（2022）发布的统计数据，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接近两成处于慢就业状态，具体包括继续求职处于待业阶段、备考次年研究生考试或公务员考试等。
基于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展开分析，学历贬值可被解读为制度化文化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出现功能偏移，或完成价值转换的路径不通畅。在多数场景下，家庭与学校依托文化资本的传递与认证，完成社会阶层地位的再生产（Bourdieu，2018）。个体获得高学历，本身代表其拥有更高水平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依照原有逻辑可对接体面工作，进入中产阶层，延续家庭已有的阶层优势。然而，“蹲族”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一预期路径，如鞠法胜等（2022）通过实证调研指出：“蹲族”往往拥有较高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良好的家庭背景，但由于教育体制与就业市场脱节，其父母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未能帮助他们顺利进入精英岗位，形成了文化资本转化的断裂。
刘祥平、谢丽（2023）从个体化维度解读“蹲族”，认为这类群体选择“蹲”的状态，多是出于个人生活选择，让自身游离于主流竞争模式之外，整体呈现“空心人”的状态。该研究还提出，“蹲族”群体在网络空间的表达带有颓丧风格，承载情绪宣泄与自嘲功能，依靠独特的语言模式建立群体认同。其他研究从不同维度解读这个群体：部分研究聚焦宏观结构的再生产机制，涵盖阶层固化、教育回报断裂等内容；部分研究聚焦中观领域的体制偏差，涵盖教育与就业错位等内容；还有部分研究聚焦微观方面的主体心态，涵盖自我选择、认同建构等内容。现有研究形成的再生产逻辑，同“蹲族”现象的实际表现存在偏差。“蹲族”群体持有的文化资本，未能按照预期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反而使他们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处境。文化资本在转化过程中出现的断裂，是“蹲族”群体产生的结构性根源，也是本文核心问题的研究起点。结合既有研究成果，本文从结构与主体两个维度探索“蹲族”现象的宏观结构性成因，以及如何通过微观阈限体验得以呈现，同时分析青年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的能动性抗争实践。
（二）状态确立：作为长期化的阈限性与当代青年过渡困境
“阈限”一词最初由法国民俗学家与人类学家范热内普在1909年的著作《过渡仪式》中提出，认为个体在生命周期仪式（如成年礼、结婚、丧葬）中，必然经历三个阶段：分离、边缘或阈限、聚合。在这一传统语境下，“阈限”仅仅是指两个社会结构或角色之间的“过渡状态”，个体处于旧身份已脱离、新身份未确立的“非此非彼”的中间地带。这种状态虽然充满模糊性，但往往是暂时的，并且受到仪式的严格控制，其最终目的是达成新的社会整合，因此往往不具备长期的结构性意义。然而，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等著作中，极大地拓展了这一概念，将其升华为“阈限性”（liminality）。特纳认为，阈限性不仅是暂时的过渡阶段，它还代表着一种“反结构”的力量，在其中，日常的社会等级与规范被悬置，孕育着平等的“交融”潜能，这使得阈限性从单纯的仪式描述，跨越为分析更广泛社会冲突与变迁的理论工具（Turner，2017）。
在现代社会学与当代人类学中，“阈限性”经历了本体论的转向，学者阿帕德·萨科奇与比约恩·托马森进一步赋予了“阈限性”以本体论意义的结构性特征。在现代社会中，当范热内普模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尤其是“聚合”阶段）被冻结或阻断时，个体或社会便会陷入一种“永久的阈限性”，原本作为暂时过渡的阶段，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生存条件（Blatterer，2007）。将这一分析视角运用到青年研究领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许多大学毕业生发现自己从学生角色“分离”后，却迟迟无法“再整合”进一个稳定的职业身份，他们被卡在一个“既不在劳动力市场内部，也不在其外”的阈限中间阶段，这种延宕的阈限状态以不确定性为核心特征：未来前景难料、目前状态未定，人生仿佛停在一个“永恒的当下”（Furlong，2012）。
深陷其中的青年会产生对“空闲时间”的恐惧，过去的既定轨迹已失效而未来又无法规划，造成时间感的碎片化（France，2016），这与“蹲族”青年叙述的普遍感受到生活节奏失序、对前途迷茫且焦虑不谋而合（程猛等，2018），表现出典型的阈限期心理。显然，在当代社会，阈限状态正在从一种过渡仪式中的短暂阶段演变为某些青年所处的长期生存状态，并伴随着显著的心理代价。在中国情境下“蹲族”现象正是这类长期阈限状态的极端案例：高学历青年陷入漫长的悬而未决状态，无法顺利完成向成人社会的融入，呈现阈限性的典型征候。
（三）主体应对：作为底层政治的“消极抵抗”
在面临再生产断裂与陷入永久阈限性的双重困境下，“蹲族”的行为逻辑需要被重新审视。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消极抵抗”理论，为理解青年的能动性提供了微观政治学的解释工具。面对压倒性的结构支配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处于弱势的群体往往不会采取公开的、暴风骤雨般的直接对抗，而是通过拖延、敷衍、伪装、逃避、冷嘲热讽等隐蔽的日常形式进行反抗。这种反抗虽然看起来是消极的、个体化的，但当它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日常实践时，便能有效地削弱统治逻辑的效力，构成弱者生存与捍卫尊严的策略。将此理论引入青年研究，“蹲族”主动放弃就业、躲避竞争的行径，绝非简单的懒惰，而正是斯科特意义上的“消极抵抗”。面对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人才的“贱卖”，他们通过“不参与”来表达对异化劳动的不满，这是一种在结构性夹缝中维护自我价值的防御机制。然而，目前的学界探讨多停留在抵抗的表象上。
本研究将进一步追问：这种隐蔽抵抗背后的群体心态是什么？他们的身份认同在长期的阈限中发生了何种演变？青年抵抗的最终演进方向何在？有没有成功的突围案例？
（四）理论框架：阈限性的再生产
结合上述三大理论，本文提出“阈限性的再生产”分析框架，以解释“蹲族”现象中结构压力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动态循环。
结构制造阈限：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导致文化资本（文凭）转化失灵，系统性地阻断了青年完成社会整合的路径，使其陷入长期的“阈限性”生存状态。
惯习驱动抵抗：身处阈限状态的青年，深受其中产阶层“惯习”的塑造，无法接受底层或异化的工作。在这一动机下，他们采取了以“长年蹲守、拒绝就业”为核心的消极抵抗策略。
抵抗固化位置：这种微观的能动性实践，虽然维护了青年们的尊严，但在客观效果上却进一步阻断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联结，导致其生活技能生疏、社会网络萎缩，反而非意图性地延长并再生产了其自身的阈限处境。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蹲族”青年的生活世界进行深度理解与阐释，主要运用深度访谈和网络民族志方法收集资料。针对“蹲族”群体的定义，本研究将“蹲族”界定为出身中产或小康家庭、毕业于重点院校（“211”“985”大学或有海外留学经历）、在毕业后主动放弃就业长达6个月及以上，或在求职过程中持续逃避进入职场的青年。依据这一标准，通过滚雪球取样，达到理论饱和时停止抽样，最终获取了30名符合条件的受访者。受访者平均年龄约25.8岁（24～29岁），其中男性13人、女性17人；学历背景包括重点大学本科20人、硕士9人，海外高校教育背景者2人。所有受访者都曾经历至少6个月的赋闲期，其中约一半在访谈时仍然待业。深度访谈于2024年底至2025年中进行，所有受访者均以代号匿名（如受访者WG、HL等），并按照“FT+访谈日期”的编码规则标注（受访者基本信息详见表1）。
考虑到“蹲族”青年具有普遍长期宅居但网络活跃度高的特征，本研究结合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以隐蔽和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式，深入豆瓣“家里蹲小联盟”等在线社群，收集了大量“蹲族”青年在虚拟空间的自述和互动资料，实现线上线下资料的相互印证。
▍结构性悬置与认同的锚定：进入“阈限性”的日常体验
（一）作为抵抗起点的身份剥离
“蹲”的历程始于一个痛苦的“分离”阶段，这构成了毕业生消极抵抗的起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门槛将青年从学生身份中“分离”，严酷的就业现实将高校毕业生从长期内化的“天之骄子”身份和对未来的“理想自我”期许中剥离出来。然而对于在校园中习惯按部就班的毕业生而言，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环境未能给他们提供明确的路径，使其“再整合”进稳定的成人角色，职业期待与就业环境之间的落差导致了毕业生的社会身份功能失调，从而使他们陷入非预期的、长期的阈限状态。
29岁的ZPO（FT250124）的经历是这一过程的典型写照。作为一名985院校的直博生，他曾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家庭的骄傲。然而，因为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未达到心仪的高校引进博士的门槛，又不愿屈就于其他高校，最后以赋闲在家收场。
“读到博士，你以为自己是金字塔尖上的人，是人类知识的拓展者。实际上，当你30岁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存款时，社会不会同情你，只会把你当成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废物。”
ZPO在访谈中反复强调，这种既失去“博士”身份所带来的荣誉，又因得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而只能在家等待，且无法得到家人和社会理解的状态，所带来的剥离感“不是挫败，而是毁灭。你过去30年建立的整个身份认同，瞬间清零”。对于广大博士生来说，就业失败带来的“沉没成本”不仅是文凭的“贬值”，更是整个教育承诺的彻底破产。
对于更多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而言，这场剥离仪式发生在求职场上，他们带着名校光环，却发现劳动力市场对自己的学历反应冷淡。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ZH对此深有体会，他引用了当下豆瓣和小红书对于专业技能在职场无用的“屠龙术”行话：
“我们专业学了‘批判性思维’，但HR说他们需要的是能立刻上手做增长、拉数据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四年所学在职场毫无用武之地，过去所有的骄傲都被打碎了。”（FT250410）
理工科文凭价值缩水，更多体现在学历层次与岗位需求的不匹配。985硕士BH（FT250115）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身边多数同事仅为本科学历，部分同事为专科学历，他由此生出“硕士学历并没有发挥特殊作用”的感受，多年学业投入的价值无法在岗位中得到体现。在本次访谈收集的资料中，多数人提及求职过程中的挫败感受：他们自带名校毕业的标签，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学历却未获得市场认可；投递上百份简历后没有回应，获得面试的机会不多；最终拿到的录用通知，多为薪资水平较低、要求超长工时的销售岗位或基础行政岗位。
受访者对“好工作”的界定，包括工作稳定、身份体面、福利模式完整、未来有成长空间，以及工作与私人时间可划分开，但现有录用条件完全偏离这一界定（田野资料01）。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LA提及，4个月时间里她投递超过100份求职申请，在为数不多的回复中，岗位或是她不愿从事的销售方向，或是要求具备相关工作经验的行政方向，这类要求对应届毕业生来说，基本无法满足（FT250120）。多数受访者都有类似经历，不断求职碰壁的过程，类似一场筛选性质的社会仪式，强行剥离了他们原有的“精英学生”身份标签。
家庭与学校教育模式曾向他们传递的认知是名校文凭可以铺就通往顺遂人生的道路（刘云杉，2009），但理想给出的承诺，在现实中并未兑现。伴随承诺的失效，受访者原本建立的身份认同也逐渐走向消解，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落差导致个体内心生出幻灭感，因此主动停止求职、退回家庭生活成为这类群体面对结构性现实的主要选择。这并非简单的放弃，而是以撤退方式展开的对抗。个体做出这一选择，意在避免自身身份遭遇更多贬损，本质上属于一种防御性姿态。
（二）时空的解构与隐匿的物理区隔
进入“蹲”的状态后，原有的社会结构被瓦解、生活节奏被打乱，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青年群体由此进入一段典型的过渡空间，即阈限之境。从表面上看，其时空运行陷入失序状态；但从深层来看，底层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心态始终保持稳定，这份稳定也成为青年群体长久蛰伏的心理锚点。
脱离了学校和职场的外部时间规训后，“蹲族”青年的日常生活失去了明确的节奏，时间感变得模糊，昼夜颠倒成为常态——常常深夜依然精神亢奋，白天却萎靡不振。一些受访者坦承自己经常通宵打游戏或浏览网络，直到凌晨四五点才勉强入睡，第二天中午以后才起床，作息极不规律。有受访者戏称自己的生活作息已经和国际时差接轨。
“没有‘早八’的日子，白天黑夜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FT250218）。
这反映出时间感的模糊和停滞：对“蹲族”而言，时间失去了原本由学习或工作节奏所赋予的意义，只剩下无差别地流逝。“蹲”了24个月的受访者OLL认为：
“蹲了2年，我已经不记得正常上下班是什么感觉了，时间对我来说只有两种：醒着和睡着。有时候为了逼自己找回节奏，我会定早上8点的闹钟，但醒来之后看着天花板，完全不知道起床要干什么，于是又睡过去。这种失重感，一开始是自由，后来就变成了恐慌。”（FT250522）
长期维持阈限状态，会打乱个体原有的生活节奏，使其遗忘社会化形成的时间规训，自我调节能力随之减弱；同时，物理活动空间也会大幅收缩，多数时候只限于卧室。据受访者BH 描述自己的日常，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床上玩手机，就是趴在桌前看书。偶尔出门，也只前往附近的超市和便利店，活动半径极小，
“有时候一连几天不出门，房间就是整个世界”（FT250316）。
极端内缩的生活空间导致这一群体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原本维持联系的同学朋友，也逐渐中断了相互往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如同“隐形人”，日常生活失去原有秩序，直接体现出阈限状态下的“反结构”特征，即个体在脱离学业或工作定义的外部社会时间规训后，进入社会属性与时间属性的双重模糊地带。
这种状态，是脱离主流结构的“自由”，也带来意义悬浮与存在性恐慌。XMM就属于这类“隐形人”：在网络空间中，他同时在好几个社群保持活跃，每天和不同地域的网友交流，自认拥有遍布各地的朋友；关闭电脑后，房间陷入彻底 安 静，那 一 刻 他 明 白，虚 拟 环 境 中 的 热 闹，无 法 填 补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孤 独（FT250216）。多数“蹲”居青年处于现实世界的隐形状态，他们不再参与线下社交，不再参与社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失去自身存在感。和物理世界的隐形形成对比（周钰珊，2021），“蹲族”青年在虚拟空间活跃度高，他们将互联网当作与外界联结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把虚拟空间当作逃避现实压力、寻求情感慰藉的依赖场域。受访“蹲族”每日花在网上的时间都远超普通人，刷社交媒体、逛论坛、看直播、打网游成为生活重心，他们自嘲是“高强度冲浪选手”（田野资料02）。
在现实社交圈断裂后，网络成为“蹲族”青年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替代渠道，网络匿名性可以为他们开辟情感宣泄与相互支撑的安全空间。在这一群体的生活中，个体因在物理空间遭遇排斥而转向虚拟世界以寻找身份归属，直观体现了其社会地位被边缘化的状态。活跃在网络空间无法替代现实世界的社交活动，只可以算作一种应对当下处境的方式，在部分情境下，这种方式会放大甚至加剧现实生活中的孤立感。
（三）结构性优势与个体性拮据的悖论
“蹲”意味着经济来源的中断，多数“蹲族”出身中产家庭，拥有一定的经济缓冲期，但长期无收入依然让群体内部普遍出现经济拮据的状况，这是推动其进入阈限状态的核心动力。家庭为他们铺设经济安全网，形成了该群体特有的结构性优势：多数“蹲族”拥有独立居住空间、可以保障基本饮食需求，部分人还可以从家庭获得零用花费，这些物质条件是他们能够选择“蹲”居的前提。
WOL（FT250207）和WZO（FT250419）一致认为，家庭是他们最大的底气，在访谈中开玩笑的语气提及“大不了回家继承家业”“回去帮老爸收租算了”。脱离这层安全支撑，他们只能接受任何可获得的“坏工作”。来自家庭的资本，让他们能够暂缓自身劳动力转化为市场收益的过程，拒绝被市场“贱卖”，这是该群体能获得该保障的核心依托，本质上属于继承而来的特权。他们会感受到清晰的个体经济困境，没有独立个人收入，在经济方面完全依附家庭，个人经济自主空间被压缩。他们无法和同龄人一样，参与符合成人身份的消费活动、维系需要经济投入的社交关系，也无法为未来规划方向。
受访者YZ（FT250209）和XL（FT250403）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们主动压缩购物消费，削减非生活必需品开支，依靠规划日常收支维持基本生活，家庭提供的结构性支持优势可以维持这类阈限状态。当个体依赖经济支持且自身经济状况拮据时，会放大这类阈限状态带来的负面感受，如焦虑、羞耻感、无力感等。正如ZZH所说：
“最难受的不是没钱花，而是那种伸手要钱的耻辱感。我爸妈从没说过什么，但我26岁了，买件衣服、跟朋友吃饭还得看他们的脸色，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人格上是不完整的。经济上的依赖，最终会吞噬掉你的尊严。”（FT250105）
尽管他们已是生理和法定意义上的成年人，但因为无法获得经济独立这一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标志，这种依赖状态将他们锁定在一种“未成年人”的社会角色中。BJL更是体会到了至关重要的性别角色带来的危机，即同一种经济困境如何因个体的社会身份（尤其是性别）而产生截然不同的体验与压力。她的经历表明，对于女性而言，“蹲”的状态不仅会受到职业生涯的审视，更被置于婚恋市场之中，承受着一种独特的、双重的贬值压力：
“我妈最近总有意无意地安排相亲，说女孩子27岁了还没工作、没对象，以后就难了。我知道她是为我好，但在我听来，这就是在说我的价值在飞速贬值。”（FT250402）
这种年龄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是其身份危机的根本来源，也是他们感到“卡住了”、动弹不得的核心原因。这种继承而来的结构性优势与亲身体验的个体性拮据之间的矛盾，并非仅仅是“蹲族”生活方式的一个特征，而是驱动并长期再生产其阈限状态的“核心动力”。家庭的支持使得这种悬浮状态成为可能，而悬浮的体验又加剧了其长期无法摆脱现状的无力感，从而导致“状态再生产”。阈限性由短暂的过渡阶段转变为主动地、持续地再生产的过程，最终固化为一个稳定甚至难以逃脱的社会位置。
（四）矛盾的庇护所：家庭场域内的期望张力
这种固化的主体认同与现实的脱节，最终在家庭场域内引发了强烈的代际冲突。家庭既是提供托举的避风港，又是施加压力的风暴眼。经济上的退行性依赖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如受访者WG（FT250104）、HXP（FT250601）、PLY（FT250311）和 WSL（FT250201）所述，父母期望他们考公、考研，实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很多父母无法理解子女为何“毕业了还不去上班”，将其归咎于懒惰、眼高手低，进而不断施加压力和指责（丛金洲、吴瑞君，2024）。
这与青年自身的实际感受形成强烈反差，青年在外遭遇挫折，原本期待回到家中获得支持与宽慰，最终却承受了更大的精神负担。对于父母来说，往往无法接受子女毕业于名校，却选择留在家中不外出工作的现状，多会催促子女立刻准备研究生考试、参加公务员考试，或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为典型的受访者WG（FT250104）是一名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但他真正的兴趣是音乐，曾一度想尝试做音乐主播，这个念头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他的父亲—— 一位高级工程师，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坚持他应该考公务员谋求“铁饭碗”。
“我爸妈觉得我读了好大学就一定要找个好工作，这才是读书的意义……他们还在用老思想，而且不管我喜不喜欢。”（FT250104）
沟通的失败最终导致WG搬出去独居，与家庭关系降至冰点。父母眼中的“好工作”标准与子代的个人兴趣和现实感受发生了冲突，缺乏有效沟通和理解的两代人之间矛盾不断累积。
WSL的处境则更为艰难，她在备考压力下出现中度抑郁和焦虑，但家人认为她是“没事找事”，不仅不支持治疗，反而继续施压让她第三次考研。
“家里人对我有一点名校情结，要求我这辈子必须混到研究生学历……蹲在家里这半年每天都陷入强烈的自我否定之中”（FT250201）
这种共情缺位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人的绝望情绪。“蹲族”的家庭内部常出现高期待和低沟通的错位，父母只关心子女是否符合世俗定义的成功，既听不到子女内心的心理困境，也看不到他们的真实诉求，家庭在为他们提供庇护的同时也会施加压力，本身便充满内在矛盾。“蹲族”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是宏观结构性压力延伸到微观家庭的具体呈现，两代人的冲突核心是对“成功”定义的认知分歧。父母希望子女重回传统的社会再生产轨道，青年则在充满痛苦的过渡阶段，坚持自身对个体价值的判断。
▍隐蔽的抗争与出路探寻：“蹲”的消极抵抗
想要讨论“蹲族”这一群体长期处于阈限状态下的心理变化，并完整呈现从迷茫焦虑到主动采取“消极抵抗”的应对方式，最终探寻微观出路的发展过程，需要梳理这个群体在消极抵抗框架下心态的发展方向。
（一）拒绝“坏工作”：保全阶层尊严的防御性抵抗
“蹲族”青年会在“上班”和“工作”之间划出明确界限：“上班”是为谋生而被迫忍受的内容，这类劳动缺少意义并存在异化特征；“工作”则是承载实现自我价值、追逐理想的正向内容。他们不接受自己判断中的“坏工作”，这类“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核心抵抗策略，问题的源头不是懒惰，也不是对自身能力认知的错位，而是他们捍卫自身教育投入价值、不接受自身劳动力被劳动力市场“贱卖”的行为，也包括对自身身份的深度认同。“蹲族”青年认为，与其接受“坏工作”、承认自己“失败者”的身份，不如选择“蹲”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以“尚未就业者”的身份保留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依靠推迟选择搭建保护自我价值的防御机制。
受访者HL曾从互联网公司离职，无法适应企业快节奏、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她觉得那种“上班”状态让自己的精力难以支撑，整日处于不安状态，是对个人精力的大量消耗，不属于有价值的“工作”。HL最后选择辞职准备升学考试，她的选择呼应了很多“蹲族”的想法，与其在让自己身心俱疲的职位上消耗时间和精力，不如退出这场看不到方向的消耗，把时间用在再次求学考试或自我提升方面（FT250111）。她做出的这个选择，也代表多数“蹲族”的共同想法：拒绝进入规则不公、回报微薄的“内卷”游戏。从主观动机分析，“蹲族”主动避开“坏工作”，出发点是避免过早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他们将自身定位为“尚未成功”的群体，这类心理在网络各类论坛中多有体现，“现在不工作不代表一直不工作，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我宁愿空着，也不要一份让我抬不起头来的工作”，都是这类心理的具体表述（田野资料 03）。
这类案例和前文提到的BH经历一致。公司岗位的工作内容往往由本科生乃至大专生即可完成，企业仍招聘大量硕士生进入岗位，在内部竞争消耗之后，企业最终仍做出裁员决定。经历此次变动后，BH不再随意投递岗位入职，他选择和朋友合租，暂时居住在城中村里（FT250115）。ZLX认为父母花费了近200万元供自己留学，结果回国面试的公司仅开出8000元月薪，还需要天天加班，他觉得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正比（FT250502）。在斯科特的消极抵抗视角下，这种“不选择”带有强烈的防御性，他选择“蹲着”来保留最后一份体面。受访者HXY（FT250304）拒绝了商业公司做PPT的助理岗位，宁愿在家画画：
“对我来说，那不叫工作，那叫扼杀。”
这种“不合作”，是捍卫自身教育投资价值的理性行为，是通过延宕选择来保护内在阶层认同不被异化劳动所“吞噬”的不流血的抵抗。
（二）意义重塑与抗争合法化：以“备考”掩护的体制规避
在强大的主流价值观形成的压力之下，“蹲族”会为自身的抵抗行为寻找合法性掩护，不少青年把“蹲”包装成考研、考公或者考证的准备阶段。他们清楚父母和社会期望自己走上常规发展路径，便借用“备考”这个获得普遍认可的名义，为自己争取到留在家中居住、获取经济支持的空间，这种对自身行为的意义重构不全是虚假的。
GA（FT250321）计划用两年时间系统学习外语，JNN（FT250514）利用“蹲着”的这一年自学 Python 和机器学习，ZAJ（FT250225）准备考取注册会计师CPA，他们把“蹲”看作战略性停顿，是以退为进的选择，通过积累技能，为下一次进入职场做好充分准备。“蹲族”的意义再造，比表面看上去更为复杂，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并非被动卷入下一场考试，而是会主动完成市场分析、完成风险评估、完成路径规划。这些行动反驳了“蹲族”懒惰、缺乏创造力的刻板印象，凸显了在结构困境中，他们展现出的安静且积极的能动性。
“备考”多是弱者的“隐蔽剧本”与“假意顺从”，契合斯科特提出的观点，即弱者为躲避惩罚，会在表面顺应外界要求。这种策略内部存在深刻矛盾，他们抵抗学历贬值带来的困境，同时又希望通过获取更高学历或进入体制解决问题，这相当于再次投入他们想要逃离的“学历军备竞赛”中。这一情况说明，他们选择的消极抵抗已经落实到日常行为当中，可在内心层面，他们依然受到主流成功评价体系的约束，无法建立一条全然不同的自我发展路径。
（三）虚拟阈限共同体：隐蔽剧本的集体书写
在学界过往的讨论中，常把“蹲族”描绘为彻底的悲观群体，默认这一群体的消极抵抗最终只会走入绝境。顺着青年选择抵抗的脉络往回看，实际情况并不符合这一判断。通过本研究访谈整理得到的内容，直白地展现出青年抵抗的变化方向：在经历长期生活状态的悬置与心态调整后，部分青年并未走向彻底虚无，反而尝试脱离“文凭—雇佣劳动”这套单一评价标准，在个人范围内摸索出“微观再整合”的突围路径。传统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架构，让青年产生异化感受，而数字经济的发展，让青年可以绕开传统科层制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受访者WLM（FT250608）的经历可以作为一则有启发的实例。毕业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他处于“深蹲”阶段，承受父母“游手好闲”的评价，不被家人理解。他没有接受传统坐班工作的安排，而是借着这段没有外界干扰的空闲时间，研究小众市场的电商数据。“每天看数据、找供应链、写商业计划……我这是成本最低的创业孵化”，经历一年多的摸索，WLM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电商品牌，实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也得到了家庭的认可。他的选择，核心是重新拿回对个人劳动和时间的控制权。部分拥有特定技能的“蹲族”，技能集中在艺术、文创、IT等领域，通过网络社群转变身份，成为“数字游民”。受访者WZO（FT250419）经历了半年的迷茫期，又数次在商业公司面试中遭遇“灵感扼杀”式的挫败，最终选择退回家庭，依托豆瓣、小红书等线上社群传递的信息支撑，她慢慢开始承接商业插画私人订单，最终转变职业身份，成为完全依托互联网开展工作的自由插画师。
这类实际案例更新了学界对青年消极抵抗的认知。青年的抵抗，并不是拒绝为社会创造价值，而是拒绝在僵化剥削的体制内消耗自身。在“永久的阈限性”切断宏观方面制度化整合的路径后，青年可以依托自身积累的高文化资本，抓住数字时代开放的技术条件，从底层开辟出“自我雇佣”的微观方面再整合路径，最终呈现跳出传统阶层流动框架的全新生活形态。这一群体既维系了与中产阶层相匹配的文化体面，也坚守了自己的尊严，并在经济层面实现了自我救赎。
▍结论与讨论
（一）“阈限性的再生产”成为时代症候
“蹲族”现象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矛盾在青年生命历程上的集中投射，本文提出的“阈限性的再生产”分析框架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深层机制：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过度扩张与产业吸纳能力不足造成的文化资本失灵，系统性地将高学历青年抛入了丧失整合路径的结构性真空中，制造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永久阈限性”；在微观层面，青年受中产阶层惯习与认同的形塑，采取以拒绝“坏工作”为核心的日常消极抵抗策略。这种本意用于自我保护的隐蔽抗争，在客观上固化了其边缘位置，完成了阈限状态的循环再生产。在青年的“蹲族”实践中，再生产的“断裂”是诱因，阈限性的“悬置”是状态，消极抵抗的“主体性”是应对。这种抵抗在微观上保护了自我，但在宏观上却“协助”了边缘地位的再生产。
（二）理论创新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与超越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理论视域层面，本文弥合了宏观结构理论（布迪厄再生产逻辑）与微观行动理论（斯科特底层政治）之间的经验间隙，过去的研究往往无法解释为何拥有最高资本的群体会主动拒绝资本转化，在引入萨科奇等人的“本体论阈限性”后，这一断裂得到了理论弥合。在群体认知的深化层面，破除了“蹲族等于彻底沉沦”的刻板印象，敏锐论证了其在时空失序下依然保持高度稳定的阶层认同，这正是其抵抗力量的源泉。在立意层面，本研究突破了既有文献对“蹲族”现状的纯粹描述性与悲观性判断，通过发掘微型创业与数字游民等成功突围案例，揭示了青年消极抵抗的演进方向与建设性潜能。
（三）迈向包容性的社会再整合
面对“阈限性的再生产”这一恶性循环，政府、社会与家庭的应对策略必须着眼于未来，超越短期的“强迫就业”逻辑，在更高的立意上探寻结构与文化的系统性破解之道。
在制度供给层面，深化教育评价改革，重塑资本转化路径。这一举措能够从源头上缓解“学历高消费”带来的文凭系统性贬值，推进高等教育从规模型扩张向适配型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能够吸纳高文化资本青年的智力密集型岗位，修复社会再生产的断裂链条。
在就业支持层面，拓展社会包容度，赋能新型“微观再整合”。既然传统科层制企业已无法容纳所有毕业生，政策制定者应正视青年在阈限期孕育的创造力。政府应完善针对自由职业者、数字游民与微型创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低成本的创业孵化环境。让青年“蹲”着的阶段不再充满焦虑与煎熬，而成为真正具备探索与试错意义的“间隔年”（Gap Year）。
在社会心态层面，打破单一“社会时钟”，重建多元价值共识。家庭与社会需要反思将“成功”等同于“名校加体制内稳定工作”的僵化标准。通过公共话语的引导，建立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宽容与理解，为这批“悬浮”的青年提供心理疏导与意义重建的出口。
只有社会整体的结构弹性与文化包容度得到全面提升，“蹲族”青年才能将其防御性的消极抵抗转化为重塑人生的积极动力，最终跨越漫长的阈限，实现更加多元、自由且有尊严的社会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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