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直到不久前，这还是在美国政坛里难以轻易提及的话。在整个冷战期间，与苏联进行体制竞争的美国，常常把“社会主义”视为与美国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词汇。
这一禁忌最近正在动摇。35岁的佐兰·马姆达尼去年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并当选为纽约市长。本月，在威斯康星州，韩裔众议员弗朗西斯卡·洪（38岁，洪润贞）在民主党州长初选中与获得党内主流支持的大卫·克罗利展开了激烈竞争。
洪润贞也一直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她仅以0.5个百分点之差落败。虽然“社会主义者”这一标签或许并不是致命的污名，但外界认为这仍然显示了其在美国政治中不容小觑的负担。但相比失败，更引人注目的是0.5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被称为所谓“摇摆州”的威斯康星州，一名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紧追党派主流候选人，几乎已近咫尺。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付费会员人数从2024年10月的约5万人，最近已超过10万人。但也不容易断言美国人正突然变成社会主义者。去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好感度为54%，仍高于社会主义的39%。不过，在民主党支持者中，对社会主义的正面评价为66%，远高于资本主义的42%；在18岁至34岁年龄段中，也有49%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
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一提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会联想到的内容。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提出的，与其说是宏大的体制转型蓝图，不如说是立刻减少每月流失的生活费的承诺。马姆达尼把关注点放在公交费、房租和保育费上，洪润贞则把重点放在保育、伙食和医疗费上。《华盛顿邮报》分析称，他们崛起的背后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对既有政治的不满。与其说是已经淡忘冷战记忆的年轻人某一天突然在意识形态上转向左翼，不如说，他们是在回应那些真正关注自己艰难生活处境的政治力量。这种解释或许更接近现实。
因此，需要提出的问题也必须有所不同。不是“为什么喜欢上了社会主义”，而是“为什么不再相信现有体制的承诺”。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认为“美国梦仍然可能实现”的比例，65岁以上为68%，而50岁以下仅为42%。这意味着，美国资本主义所强调并承诺的、年轻人对生活的信心正在减弱。
有趣的是，这种不信任并非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者在阅读。特朗普总统也在同样的裂痕中获得了政治力量。当然，诊断和处方恰恰相反。特朗普把生活变得艰难的原因归结于非法移民和不公平贸易。他还把减税和放宽监管作为解决方案提出。另一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增加富裕阶层税负并扩大社会安全网。
但出发的问题却奇妙地相似。“明明很努力地活着，为什么我的生活却没有变得更好?”只不过，其中一方将答案标为“美国优先主义”，另一方则标为“民主社会主义”。
韩国政治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崛起过程中需要关注的焦点也在这里。与其说要看哪种理念盛行或衰落，不如说应该看到年轻一代为何正在远离以往的承诺。只要认真工作，就能买房吗？教育依然是阶层跃升的阶梯吗？
政治最终必须回答“明天能否比今天更好”这个问题。在那种信念崩塌的地方，有的选民选择特朗普，另一些选民则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者。两种选择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如果不能重新唤起人们对现有政治能够改善生活的信念，选民就会寻找另一个名字和承诺继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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