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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报》：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终止两所知名大学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Jason Fang, Michael Li 和 Iris ZhaoPosted Mon 17 Aug 2026 at 11:13amMon 17 Aug 2026 at 11:13am《澳大利亚人报》获得的信函显示，黄英贤援引《对外关系法》宣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山东大学的合作协议无效且无法执行。 (ABC News: Ian Cut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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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闻提要：
《澳大利亚人报》：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终止两所大学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据报取消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和昆士兰大学（UQ）与两所中国院校的合作协议，理由是有可能损坏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
《澳大利亚人报》上周四（8月13日）获得的一封信函显示，黄英贤部长援引《对外关系法》（Foreign Relations Act ）赋予的权力，宣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山东大学的合作协议无效且无法执行。
该项目允许中国学生先在国内学习三年，然后再前往位于堪培拉的ANU校区学习两年。
据称，山东大学与北京的核武器项目有关，两周前被五角大楼列入黑名单（该黑名单列出了来自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130家“从事问题活动”的机构），而ANU则是澳大利亚国防、情报和国家安全机构的培训基地，并与电子窃听机构澳大利亚信号局（ASD）共同设立了合作实验室。
据介绍，ANU必须在五个月内结束这项于2022年建立的项目，该大学表示将遵守政府的指示。
与此同时，昆士兰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开展的利用澳大利亚本土植物提取止痛药的研究项目也已根据《对外合作安排计划》（Foreign Arrangements Scheme）被终止，这被看做是阿尔巴尼斯政府严厉打击高风险研究和外国干预学术界的举措。
昆士兰大学上周五证实了黄英贤参议员终止该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合作。
外长黄英贤的发言人对《澳大利亚人报》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坚定致力于符合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国际教育和研究合作。与所有国家一样，澳大利亚采取措施保护敏感研究、主权能力和国家安全。”
澳洲联邦政府与新州联手推动枪支回购计划
自11月2日起，新州民众上缴超额拥有的火器可得到最多1000澳元回购补偿金。 (AAP: Joel Carrett)
目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新州政府推出了一项枪支回购联合计划，预计从民间回收2.74万支火器，超过亚瑟港惨案后枪支回购活动中的数量。
按照计划，自11月2日起，新州民众上缴超额拥有的火器可得到最多1000澳元回购补偿金。到明年年初，对市场价值超过3000澳元的枪支的回购补偿金额将增至多达一万澳元。新州州长表示，回购计划的全部资金预计达到“数亿澳元”，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各负担一半。
目前，新州持有枪证的普通个人拥有火器数量上限为四支，务农者、射击运动员及特定职业需求者最多可拥有10支。
阿尔巴尼斯总理赞扬了与新州的合作计划，同时批驳了全国其他地区枪支管理法案的“荒谬之处”。
在维州，新任州长本·卡罗尔（Ben Carroll）周日并未明确承诺实施类似计划，不过表示将根据警方的专业建议来评估是否有此必要。
一国党对新州限制枪支数量的规定表示反对，称若在州选举中执政，一国党将废除相关立法。
新州反对党领袖，自由党人凯莉·斯隆（Kellie Sloane）指责该计划“纯属胡扯”，不能防止另一次邦迪海滩恐袭事件。
澳大利亚射击者联盟（Shooters Union Australia）全国主席格雷厄姆·帕克（Graham Park）在新州西北部的纳拉布赖（Narrabri）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该州的枪支回购计划对于本就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中的合法持有者和小企业来说，无异于“一记耳光”。
西澳工党部长约翰·凯里（John Carey）则表示，该州支持全国性的枪支回购计划。目前，政府已经回购了8.3万支火器，遥遥领先。
分析：移民和建筑业改革如何引发了澳洲住房危机
艾伦·科勒表示，澳大利亚住房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2000年代初开始的住房监管与放开移民之间的碰撞。 (ABC News: Danielle Bonica)
ABC财经节目主持人兼专栏作家艾伦·科勒（Alan Kohler）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表示，澳大利亚住房问题以及整个经济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2000年代初——霍华德政府执政期间开始的住房监管与实质性放开移民之间的一场缓慢碰撞。
当时放宽移民管制旨在应对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及技能短缺问题，同时将移民事务交由市场调节——主要由需求驱动，且未设定总体移民配额，配额仅针对永久移民。与此同时，建筑业却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
结果是，净移民人数增加，而住房建设却呈现相反趋势。30年来，这两套政策相互叠加，最终酿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住房可负担性危机。
这些政策虽由不同的工党和联盟党政府推出，但据推测都经过了历任总理办公室和内阁的审批。其结果是一系列典型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而在住房领域，则演变成了危机。
从1995年起，基廷和霍华德政府逐步将临时移民政策转变为需求驱动型（而非基于配额或政策目标），简化了相关流程。
同样，随着澳大利亚建筑规范规模和复杂性的稳步增长，随后出现了《国家建筑规范》。
建筑法规数量和复杂程度的增加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政界两党出于善意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断累积的结果，而这些措施与建房成本之间毫无关联。
此外，各州层面的土地使用分区和规划法规也同步增加，却与全国住房供应需求或建设可行性毫无关联。
逐步放宽的监管以及对临时移民的完全失控，导致目前澳大利亚境内居住着2,807,322名临时移民——比五年前增加了100万——而建筑生产率和建筑业劳动力规模却已跌至历史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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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新闻来源：ABC/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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