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们所说的希腊精神正是伯里克利所宣讲的这些价值吧？
答：是的。所以希腊史大家伊迪斯·汉密尔顿才说：“公元前500年，在文明世界西部一个偏远的边锤小城，出现了一股新奇的力量。那里的人们的心智中萌生了一种奇特的崭新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虽然经历了后世漫长的历史岁月，及其一次又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这种力量却磨砺不灭。”伯里克利在他的演讲中明确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内涵。首先，伯里克利断言，一个真正的公民要把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说：”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还有城邦的事务。即使是那些埋头于自身事务的人，对于政治也很熟悉，这是我们的特点。在雅典，不关心政治的市民不被认为是喜爱平静，与世无争的人，而是一个不合格的，没有意义的人。”这个定义是一个万古不移的定义。所以当我们听到人说“我不关心政治，国家政策与我无关”时，我们就知道他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自甘为奴的境地。所以暴政国家的第一要务是消灭公民，培育奴隶。大哲亚里士多德把伯里克利的这个理念推向更深入的道德领域。他的《政治学》开卷就讲，城邦政治的目的是善。他说：“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善而建立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
问：所以生活在城邦中的公民必然参与政治，那是人之为人的本性。
答：是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而“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实施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折，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人为什么必然和必须参与城邦政治？因为“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所以参与政治活动就是追求和保卫正义的唯一手段。参与政治的公民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所谓意义，是指一个公民承担了社会责任。在雅典，伯里克利明确指出：“ 我们的公民自己决定城邦的政策，这些政策将得到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事情就是没有经过恰当的讨论就贸然开始行动。我们敢于冒险，同时又能够在进行这一冒险之前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是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正算得上勇敢的人是那些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难，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变的结果的人。”这一点是伯里克利给公民性质所下的第二个判断，公民是自身命运的承担者。而这个承担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公民讨论，深思熟虑，一旦决定就勇于行动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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