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京火化 中国领导人“身后事”的政治逻辑

朱镕基在京火化 中国领导人“身后事”的政治逻辑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上周去世，享年97岁，本周二（18日）在北京火化。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为悼念朱镕基，中国的天安门、新华门（中南海正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馆，均降半旗致哀。

　　今日（18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后，随即降半旗致哀。

　　送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

　　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数到齐，再加上国家副主席韩正，与前总理李克强(专题)、李鹏遗体送别仪式相当；区别在于彭丽媛并未出席，但彭出席了李克强的悼念仪式。

　　胡锦涛并未出席，但送花圈悼念；中国央视的《新闻联播》画面中并未显示温家宝是否出席，但显示他送花圈悼念。

　　图像来源，Shutterstock，8月18日，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降半旗，悼念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祭悼领导人的政治敏感度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对公众悼念高层官员与公共人物去世时的反应心存戒惧。1976年前总理周恩来、1989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时，均引发广泛的悼念潮，并最终演变为抗议活动。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逝时，也曾引起民间广泛的怀念之情，其家乡民众自发献花的举动，同样引起了官方的警觉。

　　在网络上，有关朱镕基的帖文也受到严格管控与删除。

　　在社交媒体微信上，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经济学家赵建撰文怀念朱镕基与他所活跃的那个年代：

　　“我多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大梦，一梦醒来，还是三十年前。那时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没有充斥屏幕的贩卖焦虑者。天是蓝的，日子过得慢，话是可以直说的。”

　　“那时候我们穷，穷得很紮实……但人们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明天是看得见的。”

　　“如今我们物质丰裕，选择多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为甚么，内心却是空落落的？”

　　文末，赵建以自嘲的括注坦承此文命运：“（这样一篇纪念文章，改了又改，删了又删，还是发不出来。哈。）”

　　该文在微信平台上发布次日即被删除。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人们怀念他的亲和力”

　　BBC驻北京记者碧嘉兰（Laura Bicker）、记者郭悠（Koh Ewe）

　　尽管中国官方将朱镕基誉为“忠诚”的党员，但当局同样提防公众对他所代表的改革年代的悼念，容易演变为对当下领导层的隐晦批评。

　　真正令中国人怀念那个时代的，似乎是两人身上那种独特的风格——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和力。

　　一部中国官方媒体拍摄的江泽民(专题)生平纪录片显示，他时而拍桌而起，时而放声大笑。

　　社交媒体上流传一张江泽民与朱镕基相谈甚欢、开怀大笑的照片，配文赞扬两人坦诚沟通的作风。

　　配文写道：“他们讲真话，敢担当，为人民服务不遗余力。”

　　这种风格深深吸引了中国观众，与当下经过精心编排的领导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两位领导人相继载入中国历史，标志着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那段突飞猛进、强调民营创业与财富创造的改革时代彻底落幕。

　　这与习近平(专题)形成对比——他强化了中央集权，推行以国家主导、聚焦科技自主与战略产业的经济政策。

　　他在周一的纪念活动上表示：“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提高对各种风险的警惕性。”

　　他还说，我们必须“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主动应对狂风骇浪甚至惊涛骇浪带来的重大考验”。

　　他还赞扬了江泽民1989年对上海一家改革派报纸的整肃行动——该报此前曾声援最终演变为血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的民主运动示威者。

　　伦敦国王学院法中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教授凯瑞·布朗（Kerry Brown）表示：“习近平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补充道：“他试图打造一套统一的历史叙事——任何暗示他们（江泽民、朱镕基）的领导层曾提出或暗示过另一条不同发展道路的说法，都不会被允许公开传播。相反，他们的一生将被编织进这样一套叙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中国转变为今天的样子，而不是去纠结任何‘假如’式的假设。”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拍摄于 2022 年 3 月新冠疫情期间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政治规则

　　送别朱镕基并且进行遗体火化的地方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原址为明代护国寺，中共建政后，在周恩来指示下勘察改建而成。1970年，经周恩来批准，正式定名为“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建成之初，此处安葬人士的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已故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还包括“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革命烈士、国际友人和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林徽因、老舍和李可染等文化名人也曾安葬于此。

　　到了90年代，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门槛提高至司局级以上干部。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逝者可选择土葬，或将骨灰盒安放于公墓的骨灰堂内，其中“中一室”规格最高。

　　“中一室”101号位正中安放的是朱德的骨灰盒。由于毛泽东的遗体存放于毛主席纪念堂，而周恩来的骨灰按遗愿撒入大海，朱德因此成为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安放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与他同室安放的还有陈毅、董必武、陶铸、廖承志、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1974年病逝，但因文革期间他仍处于“被打倒”状态，骨灰未能安放于八宝山。1978年获平反后，其骨灰方安放于“中一室”，原本就在朱德旁（编号102位），但至1999年底，经亲属申请后迁出，送回湖南湘潭老家安葬。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去世后（2002年去世），骨灰同样存放于八宝山骨灰堂“中一室”。随后，经其家人奔走，确定在陕西省富平县（其祖籍地）修建陵园。

　　2005年，在习仲勋逝世三周年之日，其骨灰由八宝山革命公墓迁至富平习仲勋陵园安葬。此后，该陵园历经多次扩建，尤其在习近平出任最高领导人之后，规模明显扩大。

　　另有一个特例，即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在1967年去世时，正值文革期间，其七叔载涛提议将他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人民公墓，而非革命公墓。1980年，全国政协为溥仪补办追悼会，并将其骨灰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然而，其遗孀李淑贤据报始终认为这并非溥仪的最终归属之地。1995年，她终将其骨灰迁葬至河北易县清西陵附近的一处华龙皇家陵园（该陵园属商业性公墓，但距光绪帝的崇陵仅相距200米）。

　　目前尚不清楚朱镕基本人及其亲属对其身后事的安排。若选择火化并安放于此，则按惯例将置于“中一室”内。但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则都按他们的生前愿望，将骨灰撒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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