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網站）你有沒有想過，那些曾經改變世界的文明究竟是怎麼消失的？一個文明由盛而衰的劇情為什麼不斷重演？學者研究古雅典、羅馬、文藝復興的義大利等黃金時代的興衰，找到共同原因。曾經在科技、航海等面向遙遙領先歐洲500年的中國宋朝，到了明朝快速衰敗，關鍵在於從上而下全面推展的反現代革命。
美國華府智庫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及布魯塞爾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CIPE）資深研究員約翰．諾貝里（Johan Norberg）探討古雅典、羅馬共和國、阿拔斯哈里發國、宋代中國、文藝復興義大利、荷蘭共和國到英語圈7個文明，試圖尋找文明盛衰根由，出版《盛世之鑰》。他發現真正造就黃金時代的，不是強大的國家、嚴密的統治，甚至不是資源或天才，而是一個願意接受未知的社會。當不同文化自由交流、陌生人彼此合作、新觀念可以挑戰舊秩序，法治保障每個人都有嘗試的空間，創新便會源源不絕。
然而，每一個黃金時代也都走上幾乎相同的結局。戰爭、瘟疫、經濟危機帶來恐懼，人們開始渴望秩序勝過自由、確定勝過探索、教條勝過討論。權力日益集中，思想逐漸僵化，貿易開始退縮，異見遭到排斥。文明真正失去的，不只是財富，而是持續創新的能力。
那麼，反全球化、民族主義、威權思維重新抬頭的今日，當代的文明能否延續、可能面臨什麼樣的挑戰？中央社取得授權，與您分享諾貝里的觀點。
明朝一場反現代革命 讓中國由盛轉衰
明朝統治者在經歷20年的動盪之後渴望穩定，也在遭受蒙古統治後轉而追求與世隔絕。明朝甚至將蒙古入侵歸咎於宋朝的開放，這無疑十分諷刺，因為幾乎很少有文明能像宋朝那樣長期抵禦蒙古軍隊。
明朝追求的是一個關係與階序完全固定不變的穩定社會，他們採取了與宋朝完全背道而馳的做法。自由遷徙不復存在。農民與工匠被限制在他們的戶籍所在地，除非獲得政府許可，否則不許在國內旅行。在明朝統治的第一個世紀裡，可能有多達1100萬人（超過全國人口的1/6）被強制遷往北方與西南方遭受破壞的地區居住。
大約在1400年（註：明朝建文2年）前後，平民禁止使用金銀。皇帝透過印鈔來籌措軍費，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紙幣價值隨之崩潰。然而政府本身卻不認為需要貨幣化經濟，這是因為政府都是透過人民提供勞役來進行公共工程，並且以實物形式徵收賦稅。在市集上，當人們無法取得走私白銀時，就只能使用布匹、穀物、白米與海貝作為貨幣。無論如何，當時的商業經濟已經所剩無幾。
明朝皇帝擔心海外貿易會在沿海形成難以控制的離心勢力，因此一步步禁止國際貿易。當沿海「愚民」仍然如詔令所述「私下諸番」時，朝廷乾脆禁止使用番香與番貨，以降低走私的誘因。對外貿易被定為死罪，最終沿海貿易也遭到禁止，於是便有了「片板不許下海」的說法。
所有國際貿易都被納入龐大的官方朝貢體系之下。憑藉著宋代在造船技術上的進步，明朝於1405年到1433年間派出了一支龐大的艦隊，先後進行7次遠航，試圖在印度洋周邊建立朝貢體系。根據一些資料估計，這支艦隊的旗艦長135公尺，相比之下，哥倫布（Columbus）在1492年搭乘的「聖瑪利亞號」（Santa Maria）長度僅約20公尺。
然而，即使是由政府主導的探索，在孤立主義氣氛下也無以為繼。1433年，皇帝下令終止遠航；3年後，又禁止建造遠洋船隻。於是，這個曾經領先世界的海上強權就此放棄了海洋，而就在此時，位於地球遙遠另一端的歐洲人卻正要開始探索海洋。這支世界前所未見的龐大艦隊就這樣被棄置、任其腐朽，而中國人也很快失去了建造這類巨型船隻的技術知識。
宋代中國多元且富於試驗精神，明代社會則是在想像的美好過去裡進行一場真人角色扮演遊戲。明朝皇帝下令所有服飾與髮型都要恢復到500年前的唐代標準。1392年，男子禁止剃髮留辮，因為這會讓人聯想到蒙古人的髮型。一旦發現有人違反禁令，理髮師與顧客都會被處以閹割之刑，而家人則會遭到流放。商人與平民若穿著皮靴，則是逾越了上下階級的界線，將會被公開斬首。
藝術史家羅樾觀察到，這個時期的藝術受到了一種新的影響。雖然宋代以後的藝術家放棄了對客觀具象的追求，但至少他們還探索了主觀的表達。到了明代，藝術開始轉向對藝術本身的探討。藝術家不再創新，而是不斷複製過去的風格，並且沉溺於典故與評論。宋代藝術家試圖描繪真實的世界，但明代的傑出畫家卻試圖描繪前人的描繪方式。事實上，明代畫家與其說是在從事藝術，不如說是在研究藝術史。
經過幾個世代之後，深具影響力的思想家王陽明（1472-1529）甚至推翻了理學對自然世界及其理則的重視。在他看來，唯有心是真實的，對善的認知源自於直覺，而非教導。現實並不獨立於心智而存在，因此經驗研究也失去了宋代時的重要地位。既然沒有任何感官經驗能夠挑戰如此繁複的形上學體系，那麼世界上也就不存在真正令人困惑或具挑戰性的事物。因此，那些在同一時期困擾著歐洲科學家、迫使他們深入調查並改進儀器的各種經驗異例，在中國都被心安理得地視若無睹。
王陽明對科學與哲學的破壞，其影響與奧古斯丁之於基督教、安薩里之於伊斯蘭教類似。他的心學排擠了對萬物的探究。伊懋可認為：「這種哲學對中國科學的後果是災難性的。」
這整場傳統主義反革命對中國而言是一場災難，令一個令人驚嘆的進步時代陷入沉悶的終結。搞到最後，明朝朝廷甚至連校正曆法都做不到，因為欽天監裡那些仰賴世襲而擔任職位的官員，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從事這項工作。
1859年，英國哲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 以中國這個在當時已陷入極度貧困的國家為例來提出警告。彌爾認為，儘管中國擁有非凡的才華與豐富的歷史，但現在的它已陷入停滯，而這樣的命運可能降臨在任何國家身上。彌爾指出箇中的問題在於：中國成功實現了歐洲集體主義者也試圖追求的目標，「使一個民族中的每個人都變得一模一樣，以相同的格言與規範來支配每個人的思想與行為，其結果即如是。」
從極度創新到停滯500年
沒有任何古典文明像宋代中國那樣，只差一步便可能觸發工業革命與開創現代世界。宋代中國在科技、生產與都市化方面的成就，歐洲直到500年後才趕上。
和先前的黃金時代相似，宋代中國的開端源自於一場重大的軍事勝利，統治者得以藉此確保和平與刺激貿易。宋太祖對政府進行去軍事化，建立起法治與財產權制度。再加上相對用人唯才的文官體系，各種不同背景的人得以將自己的觀念與才華貢獻給中國社會。這些措施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經濟領域乃至於藝術、音樂、宗教與時尚都出現了廣泛的嘗試與競爭。中國因此成為一個極度創新的社會。
在中國，似乎就是決定以稅收支付職業軍隊薪餉、而非仰賴實物勞役，開啟了這一連串引人入勝的變革。為了確保稅收來源，宋朝廢除了遷徙限制，並且鼓勵商業發展、貨幣化與社會流動。獲得解放的農民採用了新的作物與技術，大幅提升了生產力，因而得以供養在短時間內增長超過一倍的人口。
接著，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又引發大規模的都市化浪潮。當倫敦人口還不到2萬人時，中國已經出現擁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中國人開始拆除那些使城市生活停滯不前的坊牆與規定。擁擠的城市變成了充滿活力的商業與思想中心，各種方法與潮流在其中不斷發展與變遷。正如先前的黃金時代一樣，經濟發展帶來學術與哲學文化的蓬勃興盛，而這種文化氛圍又反過來啟發與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思想家也開始檢視傳統與人際關係，試圖辯論出更好的解決之道。
這一切為南宋首都杭州贏得了「四方輻輳之地」的美譽，正如巴格達曾被譽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一樣。
然而，推動實驗與創新的思想力量卻突然衰弱了。這項轉變始於宋代中國在蒙古入侵下必須為生存而戰之時。宋代社會面對這些威脅，做出了轉向思想正統的反應，這與雅典、羅馬以及巴格達先前的狀況如出一轍。一種新的反動心態扼殺了藝術與哲學的創新。宋代中國不再探索「萬物」，而只願意面對一個單一可接受的解答。
1368年之後，明朝提出了拒絕創新、貿易與社會流動的意識形態，對這段黃金時代造成致命打擊。明朝建立了一套指令經濟，以中央控制與世襲關係取代市場與流動性，這與羅馬帝國晚期及阿拔斯王朝哈里發削弱自身經濟的做法類似。國際貿易也遭到禁止。
在經歷了許多不確定與不可預測之後，新的中國統治者許下追求穩定的承諾，結果卻是長達500年的停滯。於是世界最先進的文明淪為一個貧弱的國家，在19世紀遭到先前微不足道的歐洲列強攻擊與羞辱。（書摘由一卷文化授權，經中央社節錄；編輯：楊子瑩）1150820
盛世之鑰：為何開放的社會更強大？從七個黃金時代看文明興衰的真相- 作者｜約翰．諾貝里（Johan Norberg）
- 譯者｜黃煜文
- 出版社｜一卷文化
- 出版日期｜202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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