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市2008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档案照） （吉隆坡24日彭博电）英国艺术家戈斯-卡斯特德（Louise Goss-Custard）与丈夫2008年在大马槟岛买下“梦想之家”。这栋房子位于一处可追溯至1920年代的前政府住宅区。
他们的社区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地的边界外，街道安静、两旁绿树成荫，房屋色彩鲜明，当中不少仍保留原有的百叶窗。这里看起来是享受宁静生活的理想之地。
然而，过去5年，这对夫妇一直在反对一项27层高楼开发计划。
这项产业计划将把这一带改造成繁忙的商业区。虽然规划上诉委员会已暂停部分开发内容，等待进一步协商，但超过一半的二战前建筑预计将被拆除或搬迁，为这项工程让路，导致这个历史街区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戈斯-卡斯特德表示：“槟城拥有大量战前、独立前的建筑，它们诉说著这座城市的历史，但以进步之名，这些建筑就这样被全部夷为平地。”
这并不是槟城唯一威胁历史建筑的开发案。槟城是英国在大马半岛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殖民据点，过去也是区域重要的贸易中心。
2016年，与现代新加坡创建者之一的莱佛士相关的Runnymede别墅，连同另外6栋建筑一起遭到拆除。去年，大马大亨丹斯里骆文秀所拥有的宏伟海滨住宅Boon Siew Villa也被夷平，改建成一座43层高的豪华公寓。
即便槟城首府乔治市2008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无法保证建筑获得保护。今年3月，保护区内一栋战前住宅未经批准便遭到拆除，引发公众愤怒。
类似的拆除与失修情况正在整个东南亚发生，从缅甸仰光的殖民时期街景，到越南胡志明市的骑楼店屋，再到印尼雅加达的荷兰殖民时期建筑群，无一幸免。
虽然东南亚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殖民时代建筑收藏之一，但许多昔日华丽的建筑正在悄然消失。蓬勃发展的产业市场、快速都市化以及薄弱的历史保存制度，使它们陷入两难。
与此同时，人们对殖民历史中究竟有哪些部分值得保存，也仍存在未解的争议。
发展是为了谁？
经济因素是最明显的罪魁祸首。
在槟城，随著旅游业、外国买家以及基础设施升级推动核心地段土地价格创下新高，产业发展商正大量收购土地兴建高楼。
整个东南亚都面临相同压力。人口成长、外国投资与旅游业推高土地价值，使重新开发土地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戈斯-卡斯特德同时也是槟城爱乐乐团的长笛首席，她说：“这里似乎把进步等同于混凝土。除非你把东西拆掉、盖起高楼，否则就代表你跟不上时代。”
对许多业主而言，维护历史建筑成本高昂，而且受到严格规范限制。
产权也经常分散。过去由富裕个人持有的房产，如今往往由多名继承人共同拥有，其中一些人甚至居住在海外，这让各方就保存方案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
文物保存人士表示，有些业主乾脆任由建筑逐渐破败，希望建筑最终自然倒塌，从而让重新开发变得更容易。
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总经理洪敏芝表示：“如果一个家庭里没有成员足够重视这些历史建筑，那我们又能怎么办？”
文物保存倡议者认为，投机性投资正推动大量重新开发案，同时把当地人排除在产业市场之外。
槟城出生的文物保存倡议者杰弗里·萧（Jeffery Seow）说：“人们一直谈发展、发展、再发展，问题是，发展是为了谁？我们拆掉老建筑，结果只是创造出一座不再属于当地人的城市。”
在整个东南亚，指定历史保护区以外的历史建筑往往缺乏保障。违反规划法规的处罚通常相对轻微，而大量监督工作落在文物保存人士和地方媒体身上——他们会在网路上举报疑似违法拆除的案件。
虽然公众压力有时能让开发计划暂停，但更多时候，社会关注逐渐消退，而历史建筑仍持续消失。
UNESCO的世界遗产认定本身也有其局限。
尽管该机构制定保存标准并提供技术建议，但对世界遗产地并没有法律管辖权。最终决定拆除与否、是否核发开发许可，以及保存资金如何分配，仍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
UNESCO世界遗产中心亚太区负责人古隆（Himalchuli Gurung）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UNESCO并不是一个提供资金的机构。
“当一个地点提名为世界遗产后，保护、保存、维护、能力建设以及创造就业机会，都是缔约国的责任。”
她补充，都市化本身并不是问题，“你必须把文化遗产的考量纳入其中”。
殖民时代的痕迹
经济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东南亚许多历史建筑同时也是殖民统治留下的遗迹，使得“什么值得保存”这个问题更加复杂。
这些建筑有助于塑造城市特色、吸引游客，也受到建筑师与文物保存人士重视；但一些当地人可能认为它们不切实际、过时，或与现代国家认同格格不入。
在世界各地，拆除殖民时代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建立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
1995年，韩国以拆除日本殖民政府的朝鲜总督府建筑、并在原址重建景福宫的方式，纪念脱离日本统治50周年。
阿尔及利亚1962年独立后，也刻意拆除大量法国殖民时期建筑，包括教堂与纪念碑。
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则在1969年，从当时称为加尔各答的城市街道上移除并搬迁了13尊英国殖民人物的雕像。
但也有其他国家，例如印尼，选择重新利用殖民建筑，让它们承载新的国家认同。
1955年，印尼在前荷兰殖民时代的俱乐部Sociëteit Concordia举行万隆会议。这座俱乐部过去甚至禁止印尼人进入。
万隆会议聚集了亚洲与非洲国家，并对全球反殖民运动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然而，即使在印尼，社会对殖民建筑的态度仍然分歧。
去年反政府抗议期间，包括省长官邸建筑群Grahadi与Tegalsari警察局在内、经过重新利用的殖民建筑遭到纵火。
密切关注当时动乱的印尼独立文物研究员德加斯卡（Noandha Dhegaska）注意到，网路上的反应相当两极化：许多评论者认为，这些建筑不值得太多同情，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殖民压迫，而不是印尼的文化遗产。
“人们一直在重新思考这些殖民建筑究竟意味著什么。没错，它们是殖民者建造的，可是经过数十年、被赋予了这么多新的意义之后，我们还应该只是称它们为‘殖民建筑’吗？”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是个例外。
当地的店屋及其他历史建筑普遍保存良好，背后有严格的保存法规、严谨的修复标准以及“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政策支持。
经过保存的店屋如今是这座城市国家最受追捧的房产之一，原因在于它们数量稀少且具有独特风格。
历史建筑也保存下来并重新利用为政府办公室、博物馆、豪华酒店、酒吧、咖啡馆与餐厅，使它们成为新加坡城市认同与旅游策略的核心。
大马泰莱大学的建筑、建造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陈楷兴（Keith Tan Kay Hin）说：“我认为社会对这些建筑的看法相当正面，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是建立在殖民模式之上的。新加坡把殖民历史视为国家历史的起点。”
然而，这种认同是在这个城市国家1970、80年代快速经济成长期间经历大规模拆除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198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在遭受强烈批评、并经历20多年来首次旅游业衰退后，开始改变方向。
新加坡政府的旅游工作小组认为，旅游业下滑部分原因在于新加坡失去了“东方神秘感与魅力”。
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在199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起步得确实有点晚，幸运的是，我们仍保留了足够的历史，让我们自己以及游客都能记住我们的过去。”
然而，新加坡模式并不容易复制。
强大的保存法律、严格执法以及长期规划，都需要政治意愿与资源。
同样重要的是，陈楷兴认为，文化遗产必须在经济与社会层面都具备可持续性。
1887年开幕的莱佛士酒店至今仍是新加坡最受欢迎的豪华酒店之一，至于东南亚其他地方那些被遗忘角落的殖民建筑，并不是每一栋都能变成另一间莱佛士酒店。
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政府面对的是更迫切的问题，包括住房、基础设施与工业扩张。
在缅甸等国家，冲突与经济困境使文化遗产保存的重要低于更基本的生存问题。
在仰光等城市，许多历史建筑可能在其文化与经济价值尚未被认识之前，就已经消失。
新加坡国立大学位于马六甲的敦陈祯禄亚洲建筑与城市遗产中心主任维多多（Johannes Widodo）说：“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失智。”
“我们变得像水耕植物——失去了根。这就是我们为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或是这种快速城市化、渴望让一切不断变新的做法，所付出的代价。”
打开全文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