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移民的規模大小，需視具體史實而定。但可以確認的是，歷史上移民的主體是我所謂的「小群」。其規模可小至一個家庭，通常則是一個小型部落。我要強調的重點是，即便在一段期間內發生了成千上萬人的大規模遷徙，其運作的基本單位仍是「小群」。這些小群即使跟隨大群體行動，而這些大群體後來被我們定義為民族，在經濟生產、社會關係建構與文化交流上，它們依然是自主且自立的單位。 特別標舉「小群」，是因為我們必須採取「由下而上」的視角來觀察歷史變化。基層人民是以「小群」的型態存在。其具體樣態，無論是姓、氏、族、部或落，應是中國史探究的實質內容，而非僅由概念先行定義，這也會是本書的內容。中國歷史的展開，並非始於一個超大規模的漢民族，而是由這些散佈於基層社會的「小群」在歷史進程中推動的。他們移居各地，在那裡勞動與鬥爭，只為追求更好的生活。在過程中，他們建立了政治制度、社會關係與經濟型態，最終才形塑了我們所說的國家與民族。 關於移民研究，必須提這四十年來分子生物學（即通稱的 DNA 研究）的突破性進展。這套研究方法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於人類起源與遷徙的整體認知。 根據 DNA 研究方法的主張，現存人類皆源自同一物種，即「現代人」或「智人」（Homo sapiens）。現代人最早居住於東非。約莫十五萬至十萬年前，這些東非人開始外移，第一波遷徙者或許僅有二百餘人。隨後的一段時期內，現代人一波波走出東非，並在接下來的數萬至十幾萬年間遍布全球。今日地表上的人類，無論是你我，或是歷史上的蘇格拉底、孔子、拿破崙、德川家康，乃至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皆是當年那些東非人的後代。換言之，我與歐巴馬至少在十萬年前擁有共同的祖先。 當年第一波走出東非的少數先驅，經過十幾萬年的繁衍，造就了今日八十多億的人口。若以數學模型推算，假設二十年為一代，一對夫妻生四個孩子，且族群內部通婚，那麼十五萬年間所能繁衍的人數將是無法計算的天文數字。然而現實並非如此，古人生存條件惡劣，飽受疾病與戰爭威脅，許多人若非早夭便是無法婚配。至於現今人種外貌（如膚色）的顯著差異，則是在這漫長歲月中，基因適應環境變化的結果。 DNA 研究日新月異，歷史學家只能利用它的新成果，建構一幅新的人類大移民圖像。首先，確認了人類「單一起源」的事實，即擁有共同的東非祖先。在這場猶如「走出伊甸園」的壯闊旅程中，現代人是否曾遭遇尼安德塔人等古人類？雙方發生了什麼互動與變化？這正是科學家目前致力探索的課題。 其次，移民現象呈現波浪狀而非直線射出。人群並非從東非直接抵達阿拉伯半島，也非從緬甸直奔華北。這些旅程往往耗費數萬年之久。我們可以想像，人類走出東非後，遷徙過程必是移動與長期居住的交替。人群可能在某地停留百年甚至千年，之後才有一部分人離開原居地，繼續遷往他處。例如人類移居西亞後，才分流為往西進入歐洲、往東深入中亞的不同支系。 再者，對於特定區域而言，移民絕非一次性抵達。以歐洲為例，人群是在約四萬年間一波波先後移入。我身處的東亞亦然，現代人至遲在三萬年前便已抵達。推測第一波人群可能從印度經緬甸進入雲貴高原，再擴展至華北與長江流域，甚至遠至滿洲。此後漫長歲月中，不同波次的人群分別從中亞經新疆、河西走廊進入中國、從越南北上中國東部沿海，以及從蒙古東部南下中國北方。 最後，如前所述，我們過去常將移民想像為大規模的民族大遷徙，例如西元一世紀後鮮卑人南下華北的歷史。這雖是事實，但實情是鮮卑人以小群型態進入華北各地，其足跡除河北、山西外，更觸及山東半島。他們呈點狀分布，在各地與不同人群相遇。透過政治結盟、社會經濟合作、文化交流乃至通婚，最終融合出新型態的人群。這正是我想強調的小群運作的實態。 移民創造了歷史，改變了世界。若說中國歷史的進程之一是由移民所推動的，並非言過其實。首先，通過移民的行動，在地方與地方之間編織出了關係網絡。換言之，移民建構了社會網絡。其次，個別地域社會是由不同的小群在不同的時間、從不同的地點移入的人群所構成的。此小群所構成的重層現象決定特定地域的特地性格。此即我們所說的文化多元性來自於此社會事實。 DNA 研究引領了今天的移民史的研究，其實古人也有自己的一套關於移民的知識，可以稱之為姓氏原理。此處的「姓」並非現代姓名學中的姓，而是指涉一個族群。從字源來看，「姓」字由「女」與「生」組成，意指一個姓氏源自於一位偉大的女性始祖。試想一種情境：一個從遠方而來的軍團的男性移居至某地，軍團首領娶了當地的公主。這位公主的後代繁衍成為一個新族群，便以該公主的名號作為族名，這就是「姓」的由來。 遠古的一個「姓」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一個族群。只是標榜姓的人是這個族群的統治者，為了證明他們高貴的血統，所以可以作為統治者。如古史傳說中，炎帝姓姜，黃帝姓姬，「三代」中的夏的統治者姓姒等。這些姓如何作為史實，另當別論，它表示當時人知道自己與他者分別屬於不同的族群，所以不同姓。 《中國，在世界中形成：古代篇》書封 ＊作者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國，在世界中形成：古代篇》（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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