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锣鼓喧天。1949年12月四川和平“解放”了，曹刚山成了接管当地的军代表之一。当时社会秩序尚不稳定，散兵游勇，地痞无赖，烧杀抢夺的事时有发生。不少人断言，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各地很快响起了叛乱枪声，他父亲也卷了进去。镇压叛乱，安定社会，
成了当务之急。组织找他谈话，叫他去说服他父亲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归顺共产党。他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任务，只身回到乡里作父亲的工作。父亲说：“共产党不讲信义，抓了不少起义的人，所以大家才动起来，我是迫不得已。”他批评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县里的军代表之一，你这样做不是葬送了我的前程。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革命家庭啊！”父亲道：“我现在闹了这当事，共产党能放过我吗？”曹刚山说：“组织上向我保证，只要你放下武器，跟着共产党，仍然当你的乡长，要是立了功还会受到奖励。”
天底下谁的父亲不相信儿子的话，难道儿子还会害父亲吗？曹刚山也决无此心，但后来的形势发展却由不得他了。在强大的武力和政治攻势下，叛乱枪声哑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轰轰烈烈的“征粮剿匪”、“减租退押”等运动。曹刚山的父亲被通知到县里举办的“自新人员学习班”学习。
这个学习班的学员全是国民党时代的乡保甲长与袍哥大爷，学习的内容是各人主动坦白交待罪行。开始每周回家一次，渐次取消了，再后有了解放军站岗，不能自由出入，再再后是一个一个五花大绑推向公审会，吃了枪子儿。曹刚山的父亲曾逼死过人，有血债，属于镇压对象。
一天组织找曹刚山谈话，并告诉了此一决定，要他“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他想了想，立刻慷慨激昂地表示：“我父亲是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坚决拥护组织上的决定。”这时，他考虑的是自己革命前途，而不是父子之间的亲情。
他十分清楚，只要有半点犹豫，没说晋升提拔，受到党的重用，就连这个军代表都当不成。组织上毕竟比他考虑问题周到，又提出个新的问题问他：“你父亲被枪毙后谁去收尸？”他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是儿子，应该由我收尸，但我是革命者，不能做这没有立场的事，猪拉狗扯，是他的活该。”组织上默然，不再说什么。回到机关，他的女朋友（即后来他的妻子），是个新参加工作的狂热青年，得知这事后向他说：“刚山，这正是你争取立功表现的机会，是我一定向组织申请，亲自毙了他。”曹刚山全身震动，胆怯怯地道：“他是我父亲呀！”“什么父亲不父亲，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现在组织上不是号召我们要大义灭亲吗？你为什么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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