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国的经济视野: 跨越分裂的世界
2025年9月10日下午，首尔钟路区政府首尔办公大楼，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发布青年就业对策。（图片来源：韩民族日报） 暑假期间，笔者回了一趟韩国，与久未谋面的朋友和一些前辈、晚辈相聚，也聊起了韩日两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韩国的经济增速远高于日本，未来一段时间，两国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但与此同时，总有人问：即便如此，日本青年更容易找到工作，处境是不是仍然比韩国青年好？一位朋友叹了口气，说自己的孩子正在读大四，为就业的事苦恼不已。
■求职困难的韩国青年
如今，孩子即便从首尔的名牌大学毕业，也很难找到工作，这与身为父母的笔者们这一代人当年的处境大不相同。听说，过去那种大企业统一公开招聘的方式正逐渐消失，企业都倾向于招聘有工作经验的人。可一开始连工作都找不到，又从何积累经验？青年在求职过程中感到绝望，也就不难理解了。笔者甚至听说，如今连实习岗位都要求有经验，找实习单位时，父亲帮忙介绍等人脉关系也很重要。
从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共有63.4904万人，其中37.712万人就业。扣除升学者、无法就业者、外国留学生等，以纳入就业统计的毕业生为分母计算，就业率为69.5%，其中普通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62.8%。整体就业率仍比几年前略有提高。当然，这一数字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虚高，很难据此断言，平均每10名大学毕业生就有7人成功就业。根据“大学信息公示网”2025年公开的数据，以全体毕业生为分母计算，193所四年制大学的31.4622万名毕业生中，16.9214万人就业，就业率为53.8%，低于2023年的58.1%和2024年的55.7%。
媒体上有关青年就业难的报道也屡见不鲜。2026年第二季度，20多岁和3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中，失业人数合计为30.9万人，其中20多岁群体同比增加7000人，30多岁群体增加2.7万人。尤其是从未有过工作经历的20多岁失业者，同比增加1.1万人，达到4.8万人。根据就业动向统计，2026年7月，15至29岁青年的就业率为44.2%，已连续27个月同比下降；青年失业率为6.8%，高于去年同期。青年中被归入“休息”状态的人数为36.7万人，占青年人口的4.7%。不过，青年失业率仍低于2017年的9.8%，“休息”人口占比也较去年有所下降。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青年青睐的大企业和公共部门优质岗位供不应求，竞争十分激烈。2025年，韩国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约为63万人，而公布当年新增招聘人数的113家大企业，合计招聘约9.27万人，其中30岁及以下人员仅占一半。青瓦台公布的数据显示，十大主要集团2025年新招聘约4.9万人，2026年计划招聘5.16万人。但其中约三分之一面向有工作经验者，招聘职场新人的计划人数为3万4200人。此外，2025年，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和公共机构分别新录用2.8825万人、1.7665万人和2.7万人。与大学毕业生人数相比，大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新增招聘人数明显不足。
归根结底，青年就业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所期待的优质岗位不足。提供韩国约八成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想必也有不少招聘需求，但工作环境较差、工资偏低，青年很难轻易降低期待，选择到中小企业工作。单看工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差距就十分悬殊；而第一份工作一旦选择了中小企业，日后再转入大企业又十分困难。根据《按就业形态分类的劳动实态调查》，2025年，员工不足300人的中小企业，每小时工资总额约为大企业的57%。因此，不少大学生为了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而推迟毕业或就业，也是可以理解的。
韩国不同规模企业的工资差距。（资料来源：《按就业形态分类的劳动实态调查》） ■日本真是求职天堂吗？
那么，日本的情况如何？日本厚生劳动省202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8%。但需要注意，这一数字以有就业意愿者为分母。在全体大学毕业生中，除去升学、料理家务等情况，有就业意愿者占75.6%。据此推算，就业者占全体毕业生的比例约为74%，仍比韩国四年制大学毕业生高出约20个百分点。有意思的是，无论文科还是理科，有就业意愿者的就业率都在98%左右。当然，这项调查的样本规模较小，存在一定局限，但从各大学的内部资料来看，就业率确实很高。实际上，日本大学生从大三初期就开始参加招聘选拔，到大四初期，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获得录用意向。
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如此之高，是因为企业面临人手不足。日本的少子老龄化进程比韩国早约20年，大学生人数持续减少，求职者的处境因而有所改善。不少大学生同时获得多家企业的录用通知，可以从中挑选。最近，一些企业为了留住新员工，甚至会向拟录用大学生的父母确认孩子是否会入职，这种做法被称为“家长确认”（オヤカク）。对于十分担心子女就业的韩国父母来说，这恐怕令人惊讶。
除了人口变化，高就业率也与“安倍经济学”实施后日本经济有所复苏有关。在被称为“就业冰河期”的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也曾相当低。据相关研究，这一代人即使后来找到工作，收入仍相对偏低。如今，青年人口大幅减少，经济又有所回暖，大学毕业生便更容易找到工作。2026年6月，日本的有效求人倍率，即有效招聘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为1.18，新增求人倍率为2.16。相比之下，韩国2026年8月的求人倍率为0.46，明显低于日本。
与韩国一样，日本中小企业提供的岗位远多于大企业。但一个明显区别是，日本大学毕业生更愿意到中小企业工作。这首先可能是因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较小。当然，大企业在退休后的养老金及其他福利方面，条件优于中小企业，但至少工资差距没有韩国那么大。因此，一些日本大学生不一定要进入位于物价高昂的东京的大企业，而愿意选择离家乡较近的中小企业。此外，无论进入哪类企业，员工通常不会中途离职，多数人能够稳定工作到65岁及以后，这也是日本与韩国劳动力市场的一大差异。
下图按性别展示了2025年日本中型企业（100至999人）、小型企业（10至99人）与大企业（1000人及以上）的工资差距。即使在工资最高的55至59岁年龄段，中型企业的工资也相当于大企业的81%，小型企业约为72%。在20至39岁年龄段，差距则小得多。需要注意的是，这项调查仅涵盖10人及以上企业，与调查范围覆盖更小规模企业的韩国有所不同。尽管如此，日本企业间工资差距较小，似乎仍反映出两国的差异：日本有更多经营基础稳固的中小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相对更好。
日本不同规模企业的工资差距。（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 另一方面，这也与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年薪相对低于韩国有关。丰田、索尼等日本代表性大企业，新员工的基本年薪约为400万日元。最近，赴日本大学攻读本科的韩国学生大幅增加，或许与日本较容易找到工作有关。但他们进入日本企业后，也可能因为年薪太低而感到失望。全社会工资水平偏低，可以说是日本经济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泡沫经济破灭后的30年长期低迷中，日本实际工资一直停滞不前。“安倍经济学”实施后，大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工资却没有随之上涨。好在通胀重现后，近三年的春季劳资谈判，也就是“春斗”，带来的名义工资涨幅明显提高，今年以来实际工资也开始上涨。
■应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
如今，韩国青年人口也在迅速减少，随着时间推移，青年就业问题或许会有所改善。然而，人工智能（AI）技术近来的快速发展，又给青年就业带来了新的冲击。多项研究指出，自2022年底ChatGPT问世以来，在AI接触度较高的行业，青年劳动者的岗位大幅减少，50多岁、经验丰富的劳动者岗位反而增加。这是因为，资料收集、文书撰写等由职场新人承担的基础工作，较容易被AI替代。韩国也不例外。随着AI发展，企业减少招聘新人，青年如今还得与技术竞争。
为应对严峻的青年就业问题，韩国政府于8月28日发布了“青年就业恢复方案”，决定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尖端产业及青年偏好的领域培养30万名以上专业人才，并新建连接青年与企业的就业匹配平台。政府还扩大青年就业支持、提高求职促进津贴，帮助青年在就业后实现职业发展和资产积累，同时加大对聘用青年的企业的支持力度。在2027年度预算案中，青年就业预算也由2026年的2.6万亿韩元增至3.3万亿韩元。
这些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实际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与此同时，韩国公共部门岗位相对少于其他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增加公共部门岗位，或实施以创造就业为重点的产业政策，也会对青年有所帮助。此外，还可以考虑借鉴法国的做法，按行业设立职业培训基金，并要求只招聘有工作经验者、不招聘新人的大企业缴纳分摊金。
不过，正如与日本的比较所显示的，要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也需要努力缩小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不同规模企业的工资差距，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生产率差距，因此，政府应着力支持中小企业提高生产率、改善经营。同时，应加强对发包大企业与分包中小企业之间不公平交易的监管，强化供货价联动制，并推动共生合作基金制度化。尤其需要加强分包中小企业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例如，可以通过行业集体谈判，设定各行业的工资下限，或推动发包大企业与协作企业开展集体谈判。
今年以来，韩国经济增速超过3%，景气向好，但青年求职的困难似乎依然没有缓解。如果他们的绝望进一步加深，代际差距和社会冲突也会随之扩大。要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着力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
李康国 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韩語原文: https://www.hani.co.kr/arti/economy/economy_general/1277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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