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周玉蔻、蔡玉真在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期間，透過政論節目與社群平台，指為蔣萬安父親、前外交部長蔣孝嚴「晶華飯店緋聞案」女主角的中國小姐張淑娟，跪下去了！ 如果今天還只把這件事稱為一場「烏龍爆料」，恐怕已經太過輕描淡寫。高院二審認定，兩人身為資深媒體工作者，本應善盡查證義務，卻以時間錯置、資訊拼湊、扭曲脈絡等方式散播不實或未經合理查證的內容；公訴檢察官在二審更直指「本案惡性重大」，認為兩人利用政論節目與社群平台持續散布不實訊息。這不是一句話說錯，也不是消息來源出錯後立即更正的普通新聞事故，而是有鋪陳、有預告、有持續傳播，最後把一個原本與選舉毫無關係的女人，硬生生拖進政治攻防。 周玉蔻是我的媒體前輩，我自己也曾經在新聞圈長期工作過，所以寫這篇文章不是針對她這個人，更不是因為政治立場而落井下石。今天換成任何一位媒體人做出同樣的事，我都應該用同一把尺。我只想對事不對人，也想請法官先不要急著翻閱所謂的「量刑行情」，而是把這個案件一層一層放上司法的天平。 先看傳播者是誰。周玉蔻不是一名普通網友，而是具有數十年媒體資歷、全國知名度，擁有電視節目、社群平台與新聞議題設定能力的資深媒體人。一般人在巷口說一句話，也許只有幾個人聽見；知名媒體人在全國性政論節目中一句話出去，幾個小時之內就可能透過電視、網站、社群與新聞轉載傳遍全台。兩者最後即使適用相同罪名，造成的社會傷害怎麼可能完全一樣？ 再看被害人是誰。張淑娟不是一個毫無社會辨識度的素人。她是當年的中國小姐，做過空服員，也曾擔任電視主持人及體育主播，在那個年代具有相當知名度，只是後來逐漸退出螢光幕、生活趨於低調。正因如此，一旦她的姓名被重新點出，過去照片、選美經歷、工作背景立即全部被翻出來，「張淑娟」三個字迅速和「晶華」「蔣孝嚴」「滾床單」綁在一起。 這不是說名人的名譽比一般人更值錢，而是被害人具有高度可辨識度時，不實言論所產生的擴散速度、社會聯想與實際人格損害，本來就可能更為嚴重。量刑如果講究個案，怎能只看被告做了什麼，而不看這一刀究竟砍在誰身上、傷口有多深？ 第三層，是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責任。媒體享有比一般人更大的發言平台，自然也必須負擔更高的查證義務。媒體可以懷疑、可以調查、可以評論，甚至可以尖銳，但是不能把沒有查證清楚的線索，用真實姓名、照片與片段資料拼湊成一套足以令人一輩子洗不掉的「事實」。 新聞倫理從來不是媒體人的裝飾品。當一個人正因為媒體身分而擁有巨大的傳播權力，專業責任失守所造成的傷害，本來就應該成為量刑的重要考量。這與一般素人在氣頭上的一句辱罵、一次口角，性質真的相同嗎？ 第四層，是數位時代特有的永久傷害。二三十年前報紙登錯一則新聞，隔天也許就進了回收箱；今天不是。新聞網站、YouTube、社群截圖、搜尋引擎會讓一個錯誤指控保存十年、二十年，甚至跟著一個人一輩子。張淑娟所說的「數位烙印」，正是今天司法不能再用過去傳統誹謗眼光看待的傷害。 被告判9個月，總有服刑終了的一天；但是當被害人的姓名與「滾床單」三個字被永久留在網路世界裡，她的名譽要到哪一天才能「刑滿」？傳播科技早已改變，傷害的範圍與時間也跟著改變，司法衡量傷害的尺度怎能永遠停留在過去？ 第五層，更不能忽略整件事情發生的政治時點與過程。案件發生在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期間，蔣萬安正在競選台北市長。二審勘驗兩人的LINE紀錄，也出現曾討論在政論節目中「一起罵蔣孝嚴」的內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爆料真正展開之前，周玉蔻已經公開放話，要把蔣孝嚴當年的「晶華飯店」往事搬上檯面，之後又預告將以影片、報導等方式陸續揭露。 這不是節目現場一時口快，而是先有警告、再有預告、接著鋪陳，最後把張淑娟的名字推上媒體頭條。這些事實當然不能直接等同於法律上的「意圖使蔣萬安不當選」，我也不替法院下這個結論；但是量刑本來就應該審酌行為的動機、目的與背景。當一連串爆料發生在選舉白熱化期間，而且內容直接指向候選人的父親與家族，司法真的可以完全不去檢視其中濃厚的政治攻防背景嗎？ 還有一層更加敏感，但不能因為敏感就不准社會提問。周玉蔻所經營的《放言》科技傳媒，多年來承接中央部會、地方政府與國營事業的政府採購、政策宣傳、研究及相關案件，公開可以查到的金額累計已超過千萬元。 我必須說得非常清楚：政府依法採購，媒體依法投標得標，本身當然不能證明政治回報，更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直接指控存在利益交換。但是，當一名媒體經營者長期承接公部門資源，又在重大選舉期間透過媒體平台介入高度政治性的攻防，社會難道沒有權利要求更高程度的透明？政府資源、媒體經營與政治立場之間，究竟有沒有足夠清楚的防火牆？如果未來出現具體的指示、對價或資金流，那才是檢調應該依法進一步追查的問題。 把這些因素一項一項放回法官面前，我才真正不明白：所謂「量刑行情」，究竟要怎麼比較？ 高院認為，一審各判1年6月，偏離過往同類案件多在6個月以下的量刑情形，因此改判周玉蔻9個月、蔡玉真6個月。但相同罪名，就代表相同案件嗎？ 一個沒有社會知名度的素人罵鄰居，和一名具有全國影響力的資深媒體人，透過大型媒體平台有預告、有鋪陳地連續傳播；一般私人恩怨造成的名譽傷害，和選舉期間具有明顯政治攻防背景、高度可辨識的被害人，再加上難以消除的數位烙印——這些案件真的具有相同的「行情」嗎？ 如果傳播者的影響力不同、被害人的社會辨識度不同、專業查證義務不同、傳播手段不同、損害範圍不同，甚至事件發生的政治時點、動機與後果也完全不同，那麼僅僅因為最後適用的法律罪名相同，就拿「過往案件多判6個月以下」作為重要的衡量標準，這樣的行情究竟還剩下多少可比性？ 我不是主張法院一定要判1年6月，更不是因為張淑娟下跪，就要求法官迎合輿論重判。法院當然不應向輿論低頭。但是司法真正的價值，本來就是把犯罪的動機、手段、專業身分、傳播能力、被害程度以及最後造成的後果，一項一項放上司法天平，而不是看到相同罪名，就先去翻閱過去判決尋找一個「行情價」。 否則，很容易形成一個荒謬的循環：因為以前判得輕，所以今天不能判重；今天繼續判得輕，明天再拿今天的判決告訴下一個被害人——你看，過去法院都是這樣判。 正告台灣司法：量刑行情可以參考，但在看行情之前，請先把這個案件真正發生過的每一層惡性、每一層動機與每一層傷害，看清楚。 法院不應向任何人低頭；可是，也不要讓人民最後看到，司法沒有向任何人低頭，卻始終低著頭，翻閱那一本名叫「量刑行情」的舊帳冊。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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