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德．薩德(Gad Saad) 一路以來我的許多學術研究，往大了說，都位於演化心理學與人類行為的交叉點，而往小了講，則是聚焦於消費者行為(cf., Saad 2007, 2011, 2013, 2017, 2020a, 2021; Saad and Gill 2000;Saad and Stenstrom 2012; Saad and Vongas 2009)。相對於我在自然科學界的同事都已心無罣礙地接受了人類心靈的形塑是基於自然選擇與性選擇這兩股力量的事實，但放眼我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大多數同僚，事情就沒有這麼簡單了。依照後者的看法，生物學在解釋所有物種的行為時都具有關鍵作用，唯有一個物種例外，那就是智人(Homo sapiens)，蘭尼與塔努科斯(Ranney and Thanukos 2011)給了這種人類例外論一個名字，叫作「人類遲疑效應」(human reticence effect)。 由此我在整個學術生涯中遭遇了來自各式學者的強烈敵意，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後現代主義者、激進女性主義者、文化相對主義者與社會建構論者，而其原因不外乎演化生物學與演化心理學的基礎性原理，牴觸了這些陣營奉為準宗教啟示的真理。每當有演化心理學者主張人類因共享的生物學遺產而具有某些普遍真理時，後現代主義便會將之視為對他們的攻擊，主要是後現代主義宣稱世間壓根不存在客觀的真理，所有知識都顯然受到主觀性與認識論的相對主義所制約。當同一名演化心理學家提出先天的性別差異源自各自特有的演化力量時，激進女性主義者便會當場坐不住。須知她們在女性研究系所中所獲得的訓練是兩性之所以不同，完全出於性別歧視式的社會化過程。 若一位持演化觀點的哲學家主張存在絕對且普遍的道德原則，文化相對主義者便會跳腳，並反駁說將一套普遍的道德規範強加於特定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帝國主義。畢竟，文化相對主義者會說：「你是誰，你憑什麼判定割除五歲女孩陰蒂這件事可或不可接受？」而如果你像我一樣在研究(Saad 2017)中向社會建構論者解釋性別化的玩具偏好並非源自父母帶有性別歧視或父權心態的恣意塑造，那他們便會因為我所謂的「生物決定論」(話說擔心這種事情根本莫名其妙)而感到被冒犯。 在成為博士的訓練中，我師承行為決策理論的框架之下，該框架探討的是人類如何偏離理性選擇的公理(相關研究的概述見Kahneman 2011)。由此我非常熟悉當人類的行為與古典經濟學家設定的理性基準並列時，人們可能會如何表現出非理性行為。譬如傳遞性公理指出，若某人偏好產品A勝於產品B，又偏好產品B勝於產品C，那麼她必然也(透過傳遞性)偏好產品A勝於產品C。萬一她沒能展現出這種偏好順序，那就代表著某種公理層級的非理性(Tversky 1969)。唯身在學術界，我在三十餘年的教授生涯中所目擊的那些非理性，卻無法用出自公理理性的原則加以說明。既然如此，我那些受過良好教育、也不缺聰明才智的同事，竟會產生並散播前一段所提到的那些荒誕觀點，又該做何解釋呢？為了回答這個宏大的問題，我希望找到一個框架能讓我解釋何以如此多我的同事，會去擁護那些真正反理性、反現實、反科學的觀點。 作為一名演化行為科學家，我對比較心理學這個領域相當熟悉，也知道該領域透過在多個物種之間比對某一現象，探究人類認知的起源(關於如何在消費者研究中運用比較心理學，參見Morwitz 2014)。換句話說，人若想探究某項行為的演化印記，跨物種的比較或許能帶來一些啟發。按照這樣的思路，我翻遍龐大的動物研究文獻，並很快確定了神經寄生學，就是我可以用來解釋那些非理性觀點如何產生與擴散的相關理論架構。 動物界在眾多生物分類群中，都充滿了無數寄生者與宿主之間的互動(Poulin and Morand2000)。寄生者為此演化出了各式寄生策略的選擇，包括牠們最終寄生於哪個器官。以寄生性絛蟲為例，牠寄生在宿主的腸道內。而神經寄生者則不同，牠選擇宿主的大腦為其最終的寄生目標。不勝枚舉的親身示範，讓我們看到動物會從事某些不利於自身存續，但卻可以讓腦中的神經寄生者受益的行為(cf. McAuliffe 2016; Moore 2002)。陸生木蟋蟀照講不諳水性，但大腦被某種線蟲寄生後，牠們卻會欣然躍入水中來了結自我。須知這種線蟲必須在水中完成其生殖循環，因此牠會調整倒楣的木蟋蟀的行為，使之切合自身的利益(Sanchez et al. 2008)。 在《寄生心智：感染性觀念如何扼殺常識》(The Parasitic Mind: How Infectious Ideas Are Killing Common Sense)一書中(Saad 2020b)，我主張大學正是所有寄生性觀念病原體的始作俑者，而這些病原已將西方推入非理性的黑暗深淵，使其深陷於一場死亡螺旋。尤其我主張人類心智不僅能被真正的大腦蠕蟲寄生(如弓形蟲〔toxoplasma gondii〕，見Flegr 2007)，它也可能淪為意識形態狂熱的宿主。以此角度觀之，後現代主義、身分政治，名為DEI的邪教(多元、平等與共融)，連同其對任人唯賢精神的否定、文化相對主義、社會建構論、激進女性主義、生物恐懼症(biophobia，即害怕以生物學原理解釋人類行為)、政治正確、批判性種族理論、缺乏政治與智識多樣性的回音室(學術界常見)、在受迫害妄想中高潮的文化與永無止境被冒犯的情緒，以及一種受文化自我厭惡與存在性自我鞭笞吸引的進步主義傾向，全都充當著寄生性觀念的病原體，在摧毀著人類進行思辨的能力。 寄生性觀念─加拿大視角 自《寄生心智》一書於二○二○年問世以來，我必須很遺憾地指出整體學術界，尤其是放眼加拿大的大學，情況並未有所改善。滑鐵盧大學作為加拿大一所以工程與電腦科學學程著稱，享譽在外的學府，近期在其謝里登電腦科學學院(Cheriton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上公開了加拿大自然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第一級加拿大研究講座(Tier 1 Canada Research Chairs)的兩個開缺。以下是其網站上刊載的原始徵聘公告(粗體字為原文所有)： 職位一，人工智慧的所有領域。本次徵聘僅限資格符合且自我認同為女性、跨性別、性別流動、非二元性別，或雙靈之個人申請。 職位二，電腦科學的所有領域。本次徵聘僅限資格符合且自我認同為種族化少數族群成員之個人申請。 我的大學學歷是麥基爾大學的數學與電腦科學學士。我曾跟隨蒙提．紐伯恩(Monty Newborn)教授學習人工智慧，他是人工智慧在西洋棋領域(例如深藍)的世界級專家。我時並不曉得若我的教授是非二元性別或雙靈，我對人工智慧的理解能力本可以有大幅長進。在我長長的大學生涯中，最為令我敬畏且印象深刻的課程，是由德尼．泰里安(Denis Therien)教授所開設的形式語言。艾倫．圖靈(Alan Turing)的天才與他在圖靈機上的研究令我深感費解而驚嘆，其洞見的智識深度，已瀕臨一種神祕的宗教體驗。圖靈無疑是二十世紀的傑出思想家，但依照滑鐵盧大學此次的徵聘公告，他申請這兩個職缺都會被拒於門外。圖靈是同性戀，但他並不是女性、跨性別、性別流動、非二元性別、雙靈，或被種族化的少數族群成員。他「受苦」於自己是白人男性，因此很抱歉，圖靈博士，這裡不需要你。這就是二十一世紀，加拿大的即景。 不甘落於滑鐵盧大學那種寄生式的意識形態狂熱之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ia)作為加拿大的另一所頂尖大學，也針對牙醫學院口腔癌研究領域發布了第一級加拿大研究講座的徵聘公告，且該公告也明確指出只有特定申請者，會被納入這項極具聲望的教授職缺考量： ……遴選將僅限於下列的聯邦指定群體成員：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被種族化之族 群、女性，以及性別認同受邊緣化之群體。目前，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在身心障礙者的代表性上存在缺口。在此問題改善之前，凡自我認定有身心障礙的申請者，其姓名將單獨提供給遴選委員會，以便委員會遵循優先聘雇策略。 《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書封。 ＊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M. Krauss），起源計畫基金會（The Origins Project Foundation）主席、加拿大言論自由聯盟（Free Speech Union）主席、葛斯華製作公司（Gus What Productions）執行長，以及《起源播客》（The Origins Podcast）的主持人。本文選自作者編著《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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