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AI“复活”了父亲：人工智能替我们留住所爱之人？

“我第一句话是问他，我说，你干啥呢爸？” AI父亲回答：“没干啥，躺着看小说呢。你咋的，啥事儿。” 这句话让Colin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这就是他会给我的回复。” （点击音频，收听采访）

父亲去世五年后，Colin又叫了一声“爸”。

这一次，回应他的不是父亲本人，而是一个由父亲生前留下的数据生成的AI智能体。

Colin是北京大学研究大模型的博士生，今年，他花了大约5个小时，建立了这个“AI父亲”。作为模型的构建者，同时也是研究大模型机制可解释性的研究者，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屏幕另一端究竟是什么：一个大模型的人格，加上一些父亲生前留下的记忆和语言碎片。

但第一次对话的时候，他还是选择暂时相信，对面就是父亲。

“我第一句话是问他，我说，你干啥呢爸？”

AI回答：“没干啥，躺着看小说呢。你咋的，啥事儿。”

这句话让Colin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这就是他会给我的回复。”那个“爸”字也让他突然意识到，整整5年，他没有再说过，也没有再打出过这个字。那天晚上，两人聊了不到一个小时，Colin哭了好几次。他知道模型的运行机制，也知道这些回应并不意味着父亲真的回来了，但在那不到一个小时里，他还是选择相信，对面就是父亲。

他后来形容，那可能是一种过去的人类很少，甚至从未经历过的情感体验。因为在过去，一个人失去亲人之后，死亡意味着交流的彻底中断，而现在，技术第一次让这种中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缝隙。

“他只是需要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

Colin的父亲生前很喜欢看电影。小时候，父亲晚上经常打开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他就在旁边陪着看。有一次，他看过一部涉及人工智能“复活”的电影。多年以后，当他自己真的做出一个父亲的数字模拟体，这段童年记忆重新浮现出来。他突然觉得有些奇妙：父亲活着的时候，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可能性，而多年以后，自己真的用技术做到了。

这种“做到”，却并不意味着Colin认为父亲真的被复活了。他甚至没有让母亲直接和这个AI聊天。母亲看到他和AI的聊天记录后，只发来了一个哭泣的表情。Colin知道，父母之间有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私人记忆，他不希望这些内容被模型重新生成，也不希望母亲面对一个由儿子重新拼接出来的“丈夫”。

对于Colin来说，这个AI更像是一个可以在某些时刻重新出现的父亲角色。他说，未来如果自己遇到人生的重要节点，也许会和它说几句话，比如结婚。他并不需要这个“父亲”给自己什么高明的建议，甚至不需要它真的理解自己，“我只需要他扮演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仪式感的角色出席一下就可以了。”

这也是Colin把这件事理解为一种私人情感实践的原因。他曾把这种交流与传统祭祀联系起来：过去，人们在清明节给祖先上香，报告自己的近况；现在，技术让这种交流第一次拥有了回应。区别只是，以前的回应来自人的想象，而现在，屏幕另一端可以真的说出一句话。

一个人离开以后，数据还属于他吗？

但当这种私人经验从一个人的实验变成一种可以被复制的技术，问题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留下的声音、聊天记录、照片和其他数据，家人究竟有没有权利拿来建立一个AI？如果这个AI开始代表逝者说话，它究竟还是数据的组合，还是已经触及了一个人的人格？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学院陈博士认为，这至少涉及两个不同层面：数据本身，以及数据背后的个人权利。在澳大利亚，并不存在一个独立成文的“人格权”概念，因此对于声音、肖像等权益的保护方式，与中国大陆并不完全相同。与此同时，一个人生前留下的文字、影像和声音，也可能受到版权法保护，在特定情况下，相关权利可以由继承人继续行使。

隐私则是另一个问题。陈博士介绍，根据澳大利亚现行联邦隐私法，一个人的隐私保护一般在其死亡后不再适用；而中国民法典则对逝者隐私提供了不同的保护路径，近亲属可以依法维护相关权益。于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如果一个人在生前从未说过“我同意”，那么在他去世之后，家人究竟能不能把他的聊天记录和声音交给一个AI？

澳大利亚正在重新回答其中一部分问题。今年8月31日，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第二阶段《隐私法》改革的咨询文件和法案草案，提出新的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并进一步回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隐私风险。但对于“逝者AI”这样的具体场景，法律目前仍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法律追赶AI的速度

有意思的是，在陈博士看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差别并不简单是“谁监管得更严”。中国近年来针对人工智能出台规则的速度相对较快，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相关司法文件，也开始回应AI生成肖像、声音以及所谓“数字人格”等新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没有跟上。澳大利亚同样在通过既有法律、案例法和新的立法不断调整对AI的应对方式。

这其实也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互联网刚刚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时，人们同样担心旧有法律无法处理新技术带来的问题。后来，很多事情并没有通过建立一套完全独立的“互联网法”解决，而是通过重新解释既有规则，再配合新的法律逐步完成。AI或许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问题应该先摆出来”

Colin更关心的，则是法律之外，人们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这种技术带来的情感变化。

他收到过很多希望自己也能拥有“逝者AI”的留言。一位40岁左右的男性告诉他，自己既是父亲，也是儿子，已经是胰腺癌晚期，希望Colin能够帮他“留在互联网上”。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希望同时留下自己的父亲和丈夫。Colin原本以为，把一个人留在数字世界里并不是普遍需求，这些留言却让他意识到，死亡从来不是一个只属于某个年龄段的问题。

对于那些已经使用，或者未来可能使用逝者AI的人，Colin不愿意简单地判断这种行为究竟“应该”还是“不应该”。有人可能从中获得安慰，也有人可能逐渐沉浸其中。与其先为这种关系划定一个道德边界，他更希望把可能产生的影响摊开来讨论，包括它可能怎样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情感和人际关系，再让每个人决定自己是否愿意使用。

我觉得不管是好是坏，应该先把问题先都摆出来，让大家一起先讨论。

他自己暂时没有商业化这个项目的计划。过去一段时间，不断有人联系他，希望他帮助建立类似的AI，但他拒绝收费。在他看来，当生离死别这样的情感关系开始被换算成价格、订阅和使用次数时，这件事会变得有些奇怪。不过他也承认，AI陪伴的商业化可能很难避免。技术真正普及以后，问题或许不再是“要不要让它出现”，而是社会有没有准备好面对它。

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想“留下来”

如果未来人们真的希望把自己留在数字世界里，Colin给出的建议反而很朴素：保存自己的数据。音频、视频、文字、聊天记录，以及那些当时看起来没有意义的日常片段，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留在数字世界里的痕迹。他认为，不应该由今天的自己替未来的自己判断什么值得留下、什么不值得留下。

但这件事很快又回到了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些数据究竟属于谁？

Colin建立父亲的AI模拟体时，花费最多时间的部分之一，并不是模型本身，而是如何把聊天记录从平台中导出来。我们每天产生大量数字记录，却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拥有它们。一个人在世时，他的聊天记录、照片和声音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平台；当他去世以后，谁能够访问这些数据，谁可以继续使用，又谁有权把它们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数字形象，这些问题都没有因为AI的出现而自动得到答案。

五年前，Colin失去了父亲。五年后，他第一次重新叫了一声“爸”。

那一声“爸”或许首先只属于他自己，是一个儿子与已经离开的父亲之间迟来的告别。但当技术让这样的告别可以被复制，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把逝者留在数字世界里，它也开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也许已经不只是AI能不能让一个人“回来”，而是当一个人已经离开之后，谁还有权决定，他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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