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力的财政预算案，既不是开支规模最大的，也不是最严厉紧缩的，而是能够在今天保护家庭、在明天支持企业，并在选举之后，让国家公共财政变得更加稳健的预算案。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出了一项艰巨的政策平衡：既要保护家庭免受经济冲击，又必须证明纾困措施不会损害财政整顿。首相安华提呈的第五份昌明政府财政预算案，将社会保障定位为一项国家共同承诺。我的评估是，这份预算案的公信力，与其说取决于宣布的措施有多慷慨，不如说取决于8项政策选择能否在不累积不可持续财政义务的情况下，带来可衡量的实际改善。
首先，拟议拨出超过800亿令吉用于补贴、援助及奖励措施，规模相当可观。根据估算，单是燃油补贴便达400亿令吉，反映中东危机带来的财政压力。然而，若未确认有关计划、会计期间及定义完全一致，便直接将这整套措施与2026年财政预算案的490亿令吉数字比较，可能产生误导。较高的拨款总额，并不必然意味着现金援助也按相同比例增加。透明地核对这些类别，对于公众理解及国会监督至关重要。
第二，针对性援助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爱心援助金（STR）与爱心基本援助金（SARA）的合计拨款，由150亿令吉增加至160亿令吉。符合资格的STR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的SARA援助，而不属于STR受惠群体的成年人，则获承诺领取两次各100令吉的援助。这些属于预算案建议，并不能证明所有预定受惠者已经获得援助。政策成效应取决于援助实际覆盖率、符合资格者被遗漏的情况，以及受惠者购买力的实际改善。
第三，税务减免着重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压力。拟议中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门槛，将从9000令吉提高至1万2000令吉，同时针对特定公民个人所得税税阶，下调一个百分点的税率。这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却无法为应课税收入不足的家庭带来多少直接利益。有关分配效应的评估，应公布不同收入群体实际获得的税务收益，而不能仅依赖整体受惠人数的估算。
第四，薪资问题终于获得应有的关注。政府宣布将最低薪金从1700令吉提高至2000令吉，计划于2027年6月实施，并对规模较小的企业给予豁免。提高薪资有助于支持消费，但利润空间有限的企业，需要生产力提升方面的援助，以及透明的过渡安排。这项宣布并不等同于立即对所有雇员普遍加薪。
第五，针对性的燃油及电费保障措施，必须结合波动的国际价格加以评估。政府表示，BUDI95计划的每月配额已提高至300公升，而电费保障则涵盖800千瓦时的用电量。中东局势不稳定所产生的影响，可能通过能源、货运及食品成本传导至国内。政策制定者应公布补贴利益的实际分配情况及通胀结果，同时防范补贴流失，以及家庭突然承受的经济冲击。
第六，财政整顿依然是核心任务。官方预测显示，2026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并以2027年降至3.3%为目标；联邦政府债务则预计占GDP的63.7%。这些都是预测，而非已经实现的成果。较高的财政收入假设、石油相关风险敞口，以及或有负债，都值得严格审视，尤其是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之际。
第七，国家竞争力不能与社会开支割裂看待。针对微型、中小型企业拟议的较低税率、融资便利及投资奖励，可能有助于推动企业正规化，并提升生产能力。然而，政府担保不等同于实际开支，获批准投资不等同于已经落实的投资，而宣布提供的融资也不代表资金已经自动发放。土著经济发展应通过企业存续能力、技能提升、采购廉正，以及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来衡量。
第八，政治经济现实要求各方保持克制。希盟与国阵都有动力在第16届全国大选前展现对民生诉求的回应能力；国盟则有理由质询相关措施的财政负担能力及执行情况。这些政治动机在民主预算程序中属于正常现象，但选民应获得可核实的实际成果，而非仅有政治承诺。这些动机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买票或不当开支。同样地，所谓国家共同承诺是一项政治承诺，而非政策已经落实的证明，也不等同于经过独立核实的选举授权。
2027年财政预算案也预测，经济增长率将介于4.2%至5.2%。经济增长可能创造财政空间，但最终成果仍取决于投资项目的实际落实、生产力提升，以及家庭应对经济冲击的韧性。国会应明确区分供应法案拟议拨款、已经批准的拨款、财政承诺，以及最终实际发放的资金，并采用具有可比性的2026年基准数据。
一个具公信力的执行监测平台，应公开每月援助发放情况、补贴成本、付款延误、财政收入表现、债务风险及各地区政策成果，并由国会委员会与审计机构进行独立审查。在政治叙事固化之前，人民应能够清楚了解纾困措施是否真正惠及乡区家庭、城市劳动者及弱势群体。最有力的财政预算案，既不是开支规模最大的，也不是最严厉紧缩的，而是能够在今天保护家庭、在明天支持企业，并在选举之后，让国家公共财政变得更加稳健的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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