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十年文革，有数百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高斌是其中默默无闻的一个。他是英国文学教授，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的文学讲义中还在谈论“自由”。1966年“红八月”，他是陕西师范大学自杀的第一个老师。时隔60年，本文作者，因一本在旧书网上购得的油印讲义，开始了对高斌生命的寻访之旅，并独家供稿给民间档案馆。这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被戕害和摧残的故事，也是在2026年的中国，一个青年打破禁忌，去寻找历史真相的故事。
1966年8月23日，高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西安南郊的烈士陵园内。那时候，“革命”的暴风骤雨攻占了一切，一个人的死亡悄无声息——时至今日，因为中国对文革的禁忌症，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亡，依然不为人知。
2026年，高斌去世整整60年了。我在孔夫子网上无意中购到了他的一部《苏联文学》讲义。讲义用牛皮纸包着，蓝铅字，油印，扉页注明“1957年，西安”。从这本450页、有红色钢笔批注的讲义开始，我走进了高斌的世界。
让我好奇的是，这本写于1957“反右之年”的讲义，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人民性”、“社会主义”等政治教条名词，但文字里依然有一种温润的民国知识分子气息，还多次谈及“自由”。我想知道，1966年8月，文革刚刚开始，是什么让他决意赴死？这个1947年留学伦敦研究英国文学，又回到“新中国”的青年，一生曾经历什么？我在档案馆和图书馆翻寻，还找到他尚在世的学生以及唯一的儿子，试图一点点地拼凑出他的人生来。
1 抗战青年留学英伦 回国“建设新中国”
1917年，高斌出生于湖北汉阳县柏泉乡，家境贫寒。12岁读小学时，他在当地的报纸发表了一篇作文《见了月光》，文字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文采，以及脆弱敏感的心思。
我在民国的报纸上找到了高斌一生最初发表的这些文字——在今天的中国，要通过官方档案馆查找1949年后的历史，十分困难，但1949年前的民国历史档案，则容易得多。
高斌小学时期在家乡报纸上发表的作文
根据我查到的公开档案，可以勾勒出高斌的青年时期：他先就读于湖北武昌师范学校，后短暂参军，考入中央军校，加入过国民党，可能参加过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还担任过军训教师。抗日战争后期，他脱离军队重新上学，1940年考入抗战中在汉中城固县成立的西北联大外语系，1942年考上空军官校十五期飞行员，短暂地学过飞机，后因身体原因被退回。1942年至1945年，又在复旦大学外语系就读。
1947年，家庭出身贫苦的高斌，克服许多困难，留学伦敦，研究英国文学。听说新中国成立了，他欣喜若狂，返回中国——他的这些遭际，让我忍不住想到《一滴泪》中巫宁坤的遭遇。
根据陕师大档案馆出版的校史人物传略，1950年８月，高斌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他高兴地给朋友说：“早就向往着光明，今天革命成功了，咱不回来，还等何时。”
1951年，他向党组织表示：“今天革命成功了，自己从万里归来，享受胜利成果，眼看着许多过去在一起的朋友都向前一步了，自己显然是落伍。毛主席说过，革命是万里长城，走了第一步，前面还有万里路待走。有大批的革命工作待完成，我还年轻，我要好好学习一番，准备去担负建设祖国的革命工作。”
他在学习总结中写道：“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和现在相比。我是一个中国人，自然应该把一切力量献给祖国，把祖国建设成一个人间乐园……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人民当家作主人了，每份力量都应献给祖国与人民。我在学习结束后，服从组织分配。”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1952年，高斌来到西安，先在西北艺术学院，次年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担任副教授，在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
2 在1957年谈自由： “不用羞怯的竖琴讨沙皇的欢喜”
据我查找到的资料，1950年代，高斌先后讲授过“苏联文学”、“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写作”等课。他编著的《苏联文学》讲义油印本，是他唯一留下的遗稿。讲义中，他有不少超越于当时马列教条的东西，多次提到“自由”和“人道主义”。比如，“他（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行动赞扬，并肯定自由事业将必获全胜。‘自由将站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兄弟们将把利剑交在你们手上’。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去燃起人民的心灵’，‘学习歌颂自由’，而不是用‘羞怯的竖琴讨沙皇的欢喜’。”
写屠格涅夫，他强调他是一个“贵族阶级自由主义作家”。写莱蒙托夫，解释他在诗篇中以半幻想和象征的形象，表达自由的概念。对普希金，他还说“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用语言把人们的心灵烧亮；在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并号召同情那倒下的人。”
能看出，1957年的他，小心翼翼，试图在无所不在的政治教条中，加入自己的一些思想，但他给学生讲义的框架，当然绕不出苏联及共产党的那一套框架。
高斌写于1957年的《苏联文学》讲义，本文作者在旧书网上购得
3 戴不完的政治帽子：躲过“胡风分子”，躲不过“右派”
1950年回到中国后，等待着高斌的，是一顶顶政治上的“帽子”。第一顶，差一点是“胡风分子”。胡风原本是中共的文学家和理论家，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全国有数千人遭牵连。胡风案也是中共建政后针对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大规模政治运动。高斌因为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复旦大学读书，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诗人绿原相识，而遭受审查。他的学生李武胜回忆，当时高斌被关在陕师大老校区的四楼房间，隔离审查，像罪犯一样对待，他逃跑去了北京，但一下火车就被抓了，又押回了西安。后来他被定性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没有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算是暂时躲过一劫。
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高斌的厄运真正来临了。在当年西安师范学院的报纸上，能看到一些高斌的“鸣放”言论，他首先批评了苏联文艺的教条主义。
在霍松林（陕师大文学教授）的《批判高斌污蔑苏联文学的谬论》一文里，记录了高斌反对苏联文学的言论：
“第一，他认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比苏联文学好，在于大胆地揭露黑暗。当同学问他俄罗斯古典文学为什么好的时候，他回答说“人是不满现状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大胆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所以读起来感到好。”
“第二，高斌认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比苏联文学好，在于没有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束缚。高斌一贯污蔑马列主义。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天书，是魔术，是变戏法，掌握了它会胡闹”，“苏联的文学艺术充满了教条”。
“高斌拿俄罗斯古典文学中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如‘良心论’‘不抵抗主义’‘普遍的爱’等等，来毒害青年。” “从来不分析作品党性。对于《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等等，一笔抹杀，说他们公式化概念化，没有艺术价值。”
高斌的同事、朋友写文章批判高斌的“反动谬论”
更让他难以逃脱的，是他有和储安平一样的言论，反对“党天下”：
“三害（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以党代政，党包办了一切。” “我们看到在苏联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部门中，除了一两本书外，其余不过是重复而已。”还有类似：“汇报制度是特务监督。”“社会主义没有法制。”
他讲自己的经历，“我回国后在新中国生活了六年，工作了五年，先后在两个学校教书，这几年来，使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学术风气浅薄。我自己固然是不学无术，但是看了这种情形也很痛心。党垄断了马克思主义，是造成学术浅薄的主要原因。”
和1957年很多真诚地响应毛泽东号召，给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爱党爱国”之情——“今天，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内部矛盾，某些地方已经呈现了腐烂的现象，这太伤了我的心了，比前年当众指摘我反革命还伤我的心！所以，我和别人谈起那丑行奇闻时，不知不觉就言与泪俱下了。共产党员们！你们是中国人的希望，把命运交给了你们，你们怎么能腐烂！你们绝对不能腐烂！”
很难想象，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论，发生在一个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的人身上。他似乎忘却自身安危，打开心扉畅所欲言，而厄运即将抵达。1957年春天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政治风向转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来了。这段时间，高斌被别人揭批，也揭发批判过别人，比如，揭露批判他的好朋友、同事朱宝昌教授用佛教反马克思主义，对新中国不满，毫无爱国观念等。
在一份材料上，记下了朱宝昌先生与高斌这两个好朋友为自保，在当时局面下，互相批判的情况。但俩人怎么向组织诚恳交心都没用，后来皆被划为右派分子。
根据陕西师范大学当时的副校长郭琦口述回忆，高斌被定为右派分子，核心源于两封来自身边亲密朋友的揭发信。但上头来核实揭发材料时，高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始终沉默不语。结果被认为：他的沉默比说了攻击党的话还坏，是死硬到底，本身就是右派行为……他最终被打为“极右”，还好没有被送夹边沟这样的死亡农场，只是撤销了副教授职称和工资，被下放西安灞桥的农村劳动两年。
文革中西安市的一个批斗大会现场
4 受欢迎的老师和“失魂落魄的政治贱民”
1959年，因为“建国十周年”，中共赦免了一批表现好的右派分子，给他们“摘帽”。谨小慎微了几年的高斌也被摘掉了帽子。
郭琦回忆，反右后的1958年，从年初的“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天天有运动，时时掀高潮。”全年无休的政治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犹如层层浪潮，在校园里汹涌。”身为副校长的郭琦发现，学生的大字报写作水平非常差，就力排众议，让高斌回到讲台，继续教写作，批改学生作文。
高斌是一个让人怀念的老师。他早年的学生雷省吾回忆：“一位中等个头，显得十分英俊潇洒的年轻老师，胳肢窝里夹个16开大的黑色讲义夹，走进我们的教室。他扫视全场后，把讲义夹往讲课桌上一放，开始讲世界文学、俄罗斯文学课中的普希金。他口若悬河，吐字清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学生李贵仁（出版人，1989年“六四”后被判刑）回忆道：“1961年给我授课时，我全学期的作文皆由他当面批改，使我受益终生。” 师生们记得，他批改作文，几乎每一篇都有眉批、总评，用毛笔小楷写，严谨、一丝不苟。
他的学生刘成章，则回忆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发黄的书籍，不少是线装书。他总是伏案批改学生的作文，地方狭小，只能勉强容下红墨水、作业本等。青年助教去了他那儿，他总是即刻停下手中的工作，歪过身子，和大家交谈——他是一派作为贱民的落魄落寞的样子。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心地是坦荡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常常把自己藏在一丛深草里，常常显得胆怯心跳。有时，他正看书，见有人来，便把那书从膝上匆忙挪开，迅速地藏入抽斗。”侯雁北回忆。
众人的回忆，让人看到那种政治氛围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温和，谨慎，胆小和辛酸。
文革中陕西师范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写“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5 教授之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五月下旬，陕西师大开始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同是右派的朱宝昌夫人王汉华回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先生及教师们的资产阶级宣扬封、资、修的学术思想。给这些牛鬼蛇神每人一顶高帽子、胸前挂上大牌子，接受红卫兵小将的批斗。”
六月，陕西师大校园里“停课闹革命”。六月七日，中文系贴出《陕西师大为谁开》的大字报，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随后，校长郭琦被关进了牛棚。高斌作为陪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被关了牛棚。根据他的经历，至少可以戴上下面几顶帽子：早年抗日报国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历史反革命”；留学英国，是“特务”；还有“胡风分子”、“反革命右派”等。
8月1日，成立了“陕西师大文革筹委会”。又一部分师生成立了“陕西师大文革临委会”，从此，学校成为两派，又有不同的“兵团”、“战斗队”，同时标榜自己革命，互相争斗，非常复杂，又对干部、老师们抄家、游街，批斗。
8月开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支持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造反，8月18日，受到毛接见之后，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为“红色要武中学”，全国掀起了“武斗”的一个高潮。
文革中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
在陕西师范大学，部分造反学生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团”，武斗进一步升级。 “东风”红卫兵先后抄家28次，同时造反学生进一步揪斗“牛鬼蛇神”。高斌的中英文藏书在此期间全部被抄走。
西安的“红八月”风暴，通过中学教师王冷的命运，可以领略当时革命气氛之惨烈：西安三十七中语文教师王冷，在8月28日被拷打，“强迫在布满玻璃渣的水泥地面上爬行，转桌框，遍遭毒打达四个多小时之久，接着又被拷问折磨到天亮。30日在讲台上垒叠着两张课桌和两条长凳，最上的长凳反放着，下面是立放的砖头，红卫兵们鞭打王冷爬上最高处，要她站在反放长凳的横梁上去交代问题。凶手们故意晃凳子，让王冷同志摔下来。就这样，在皮鞭不断的抽打下，让她一次一次的爬上去，一次一次的向下摔，几次昏死过去，摔得不成人形……”独立导演周勍的纪录片《我记不清了》，记录了此事。
陕西师大校园里，6月8日，造反派用字纸篓糊成的高帽子揪斗副校长郭琦，6月9日郭琦被关牛棚，8月13日晚陕师大文革筹委会再次揪斗郭琦。8月15日，三名中小学女革命小将，扔西瓜皮殴打郭琦，并要将郭琦母亲拉到会场陪斗，郭母受惊吓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
陕西高校中，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工大等等全部卷入了这场红色风暴。风暴之下，高斌于8月23日自尽，是陕西师范大学自杀的第一人。9月6日，地理系教授、著名学者黄国璋、范雪茵夫妇二人，一同上吊自尽。同年死去的还有曲家大师吴梅的弟子、中文系教授孙为霆。接下来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挖山”运动中，历史系孙达人的妻子谭慧中，外语系孙荣先、康昭月，图书馆馆长曹世民等教师被迫害致死。
1972年，一份《关于高斌自杀问题的结论》上写到：“高的政治历史上虽有问题，总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高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采取自杀的做法是错误的。”
高斌自杀后“组织”给出的结论，及文革结束后的平反证明
6 亲人们：伤痕不会消失
高斌于1960年代初结婚，1964年有了一个儿子，叫高在元。在自杀之前，高斌曾经回郑州看过母子二人。高斌自杀离世的时候，高在元只有两岁。60年后，2026年，我在河南郑州郊区的一间公寓，辗转拜访了高在元，听他详细讲述父亲的往事。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他和母亲接到通知，去参加纪念父亲的座谈会，从郑州到西安的火车上，母亲才给他讲了父亲的事。那年，他已14岁，因父亲的事吃尽了苦头。
高斌自杀离世的一年多，和妻子、儿子的合影
“我父亲在去世以前，来过一趟郑州。看了我和我妈。那时候，他已经把自己不想活的想法跟我妈说了。父亲说了一句话：解放前受尽苦，解放后又是个罪人。”高在元回忆说，父亲要走的时候，母亲不放心，给单位领导说了，让人跟到西安，但仍然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
“父亲临去世前那几天晚上，精神上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似的，大喊着我的名字，一直不停地喊。那时候他可能已经绝望了。”高在元说。
他听人家说，父亲在烈士陵园里的苹果园自缢的时候，转了一下午，先是拿刀在胳膊上割断了血管，受痛但没死，又自缢。发现他的人说，他的胳膊和手上都是血。
“父亲留下过两封遗书，一封写给其他人，一封写给我母亲。写给外人的那封遗书里，让人家劝我母亲趁早改嫁。写给我妈的遗书，嘱咐我不要再读书了，长大之后当工人，能好好活下去。就留了两封信，可惜现在这两份遗书都已遗失。”
父自杀以后，高在元的母亲在郑州被当作反革命家属批斗。年幼的高在元被母亲带着在批斗现场。一次，人群情绪激动，一个女人拿起鹅卵石，砸在了高在元的头上，这个7岁男孩的头骨被砸碎了，伤疤一直留到今天。
62岁的高在元也记得，1981年8月，父亲被平反了，收到薄薄的一张平反结论时，母亲太激动了，一口血喷到对面墙上，一头栽倒在地。他当时在旁边坐着，至今，一切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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