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杨振宁先生想说什么？

我做了一辈子编辑，和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的杨振宁先生保持近20年的联系，这是我的荣幸。我与他近距离的接触有过多次，往来通信更是多达四五百通。其原因当然在于我为他编书。这20年来，我分别在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工作，参与编辑出版了杨先生本人的《曙光集》《晨曦集》（含增订版）《杨振宁文选》（英文版）、《六十八年心路》等著作，也组织出版过其他作者介绍杨先生的作品，如杨建邺的《杨振宁传》，葛墨林的《我所知道的杨振宁》、王珊、苗千的《天才杨振宁》等。

2021年出版的《晨曦集》（增订版）是杨振宁先生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本作品集。《晨曦集》第一版是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的，这是继2008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曙光集》之后他本人一些新作的结集，同时也收录了一些亲友评介他的文章。在此两年以后，我考虑到2021年杨先生99岁，清华大学一定要为他庆贺百岁诞辰，就去信问他，“是不是有新的文章想要发表”，我们可以为《晨曦集》做一个增订版，以备他百岁生日时需要。他说，确实在计算机和文件夹中又找到一些文章和图片，做增订版《晨曦集》的想法很好。

于是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定稿时，增订版本共新添了12篇文章，其中杨先生本人的文章只有6篇。其他的6篇，是别人谈他，作者包括翁帆、邓稼先、吴健雄、熊秉明、黄昆等，还有一篇我的作品忝列其中。此外，翁帆写了新版后记。这些文字都是杨先生亲自挑选，我们做编辑工作，既未增减，也未改动次序。我曾仔细琢磨，此时年届百岁的杨先生，要用这12篇文章表达什么想法呢？



本文作者和杨振宁先生一起翻看《曙光集》新书（2008年）

稼先，我未负你“共同途”的心愿



首先，是杨先生希望读者了解他的家国情怀。他1971年第一次回到新中国参观长城后曾把自己的感想写成文章，题为《长城颂》。此次编书，他把这篇旧文从自己的数据库里找出来，列为《晨曦集》（增订版）的第一篇，可见其重视程度。《长城颂》歌颂了长城的悠久和坚韧以及它的象征意义，表达了“贯穿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和则盛，分则衰。”这是他对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期盼。杨先生在其他文章中都没有谈到过国家统一的问题，他增补这一篇旧文，显然有很深的用意。

他正是从这时开始从新认识新中国的。1971年，他作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华人科学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一次，他在中国逗留了大约四个星期，参观了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多所学校和科研单位。他发现，“今日中国和我记忆中26年前的中国有了重大的改变”，“中国最重大而又最使中国人骄傲的改变是人民的精神（Spirit）。”为此他十分振奋，回到美国后四处演讲，讲题叫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这个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在美华人的爱国热情，提升了华人社会对于新中国的向心力，从此很多华人学者开始陆续回国探访。中美科技关系的“解冻”，其实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记得“乒乓外交”，但杨振宁对新中国的宣传，对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1971年刊登杨振宁演讲的纽约大学《石溪通讯》

由于大多数国人对于杨振宁在这方面的事迹了解不多，所以他把这篇演讲稿原原本本地刊登在这里。他显然是想告诉读者，他一直都是爱国者，一直都在力挺中国。当然，因为他演讲使用英文，他只见过英文报道，不久前才得到一份当年的中文译稿，于是他希望尽快发表出来。此稿他曾让我联系一家报纸，那报纸的主编同意发表，但是因为篇幅太长，又不便删节，遂作罢。其实我看过稿子后曾有疑问，觉得他在演讲中谈到的新中国见闻，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那时处在“非常十年”的后期，他的所到之处，都是“安排”的结果，许多真相他是看不到的。我问过他，是否考虑到这一点，文章发表后会被人质疑？他表示不介意。他是讲真话的人，承认当初自己受到蒙蔽和“左倾”思想的影响，说一些片面性的话。但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不需要回避。所以他坚持把文章收入作品集，一字不改。

展示杨先生家国情怀的文章中，新近增补的最重要的一篇，是《邓稼先致杨振宁的一封信》。此信写于1971年8月13日，就是在杨先生这次访问中国准备返回美国的前三天。邓稼先在信里说：

这次在北京见到你，时间虽然不长，但每天晚上回来后心情总是不很平静，从小在一起，各个时期的情景，总是涌上心头。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是觉得缺一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邓稼先还讲到：

希望你在国外时能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

这封信的意思是明确的，就是寄望两个人都能为祖国效力。但杨先生说，他当时并没有对这封信完全理解。不过事实上，由于回到新中国给他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他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1971年，是他人生的分界点，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学家，而在此之后，他同时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力倡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支持海外华人的“保钓”运动，亲自担任全美华人联合会的主席，为此甘冒政治风险，不顾美国中情局对他的威吓，也无视前苏联和亲国民党势力对他的攻击。他不仅像邓稼先所说的，“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而且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有利于祖国的实事。（对杨先生这方面的事迹，我曾有其他文章介绍，这里从略。）

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于他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到了晚年，反思自己的一生，他才意识到，他自从1971年以后，是真正与邓稼先殊途同归了。所以，2021年9月22日，为庆祝杨振宁百岁诞辰，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杨先生的演讲标题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他可以讲的很多，却偏偏讲了这个主题。杨先生说，1971年，他没有看懂信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句话，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到百岁时，他可以很自信地跟邓稼先说：我这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的。

他这场“生日演讲”感动了无数人。他用这场演讲也给自己做了人生总结。邓稼先的两句诗以及这封信对于他人生的意义，由此可见。



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百岁生日庆典上与翁帆一起切生日蛋糕

政道，我未关闭和好的大门



其次，《晨曦集》（增订版）新加入的两篇文章，特别引人注目，是和“杨李合作”相关的。一篇是《吴健雄致杨振宁的一封信》，另一篇是翁帆写的《杨振宁的“雪泥鸿爪”》。

其实，杨振宁在这个大家热议的话题上，原本极其不愿向外人道及。越是到晚年，他越是惜字如金，不愿意和李政道先生再起争论。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特别讲求“和为贵”。回顾以前，争论的开始，是杨振宁听说李政道在七十年代的几次演讲中谈到自己在那项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中的重要贡献而很少提到杨的名字，他起先还没有在意，认为李不至于如此，但后来看到了李的演讲被收在一本会议论文集中，眼见为实，他才感到需要回应一下，就做了一个十分简短的说明，发表在1983年出版的《杨振宁文选》（英文版）中，文章语气很温和，谈到这项研究是他主导的，李政道与他合作，也起了重要作用。从此他不再多说一句话。就连李政道在2003年发表3万字长文（该文后来又被季承收入《宇称不守恒理论发现之争论解谜》一书），说这项理论的关键性突破是自己一人独立完成，称杨振宁在其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他也没有再回应。据我所知，当年杨振宁看到李政道的答记者问，非常惊讶，也很不理解李为什么会这样说，他曾经很想撰文反驳，但是在朋友劝说下，他没有动笔，而且一直隐忍了7年。



收入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问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直到2010年，季承出版的《李政道传》，不仅完全沿袭李政道2003年的说法，而且为了褒扬李的贡献，在杨李合作上，还另外加入了一些在杨看来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内容。这时杨振宁憋不住了，才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关于季承的和》，算是他对李政道和季承的全面回应。这篇文章8000字，最初是我向他约的文稿，因为《李政道传》出版之后，我知道他心里有话要说，想派《生活周刊》的记者采访他，可他说这种事情，访谈是说不清楚的，文章只能由他自己写。但是因为《中华读书报》的读者面不宽，远不及《科学时报》刊登李政道答记者问影响大。所以此后有关“杨李之争”，舆论基本上还是一边倒，网上很多人依据李政道和季承的说法，对杨振宁多有批评，甚至也有人身攻击，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但杨振宁却保持缄默，不再说什么。

我知道，杨先生是很有雅量的人，不会在意网民的言论。在编辑《晨曦集》第一版和增订版的时候，他原本是可以把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为自己辩护的文章收入，因为这是他唯一一篇全面回应“杨李之争”的文章，在他最近十年的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显然不希望这件事再次成为热点，于是坚持不收。《晨曦集》第一版中只收入了《伯恩斯坦的独白》一文，意图告诉读者，1963年在《纽约客》发表《宇称问题侧记》一文导致杨李决裂的伯恩斯坦，后来曾表示忏悔，也认为自己不该将两人合作的秘密公开发表出来。杨振宁对伯恩斯坦的忏悔做了一些评注，并没有表露对李的态度，不涉及是非褒贬。他只是表达了一个观点：对于这种重大科学发现的合作者来说，双方合作的细节属于隐私范围，他人（包括记者）不应试图窥探。

但是，与李政道的分手，终归是杨振宁的一个心结，是他心头抹不去的创伤，他曾说，这次分手给他带来的精神痛苦，超过一次离婚。在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自然也希望读者对他有一个公正和全面的认识。所以编辑《晨曦集》（增订版）时，他最终还是决定收入吴健雄给他的信。



吴健雄致杨振宁信

这封信写于1983年，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振宁：

十天以前，接到您寄赠的论文汇集，当晚我即开始从头阅读，越读越有兴趣。一方面，您对近代物理发展的历史，做了明晰有条理的简介。同时，您把最近的过去，心头不如意事也坦白地布开，使人读了非常感动。第二天早上我给您打电话致谢，知道您在外旅行尚未归来，所以现在特此书面致谢，专此敬祝

俪安

健雄 上

七月九日

吴健雄所读到的“论文汇集”，就是1983年出版的英文版《杨振宁文选》，而她所谈的“您把最近的过去，心头不如意事也坦白地布开”，指的就是杨振宁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后面，加了一段评述，谈及他和李政道先生合作的过程和两人对此回忆中的分歧。所谓“不如意”，其实是杨先生感到自己多年来和李政道亲如兄弟，但最终两人却因不能相互理解而导致决裂，心里十分难过。很多读者都知道吴健雄是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宇称不守恒”原理的实验证明，就是李政道委托给吴健雄的实验团队完成的。人们很容易会相信，在“杨李之争”中，吴健雄会倾向李政道一边。但是这封信吴健雄以“使人读了非常感动”八个字，表达了她对杨振宁的充分理解。为什么会使用“感动”这个字眼？我想，吴健雄显然是注意到，杨在这段评述中谈及那篇诺奖论文原本是他主导的，但完成后的署名为李在前，杨在后，杨的解释是：

简而言之，我考虑过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位，但后来决定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不喜欢计较名字排序，二是我想帮助李在事业上发展。

可以说，是杨先生这种大度和谦让的精神感动了吴健雄。这从侧面说明了吴健雄对杨振宁所述事实的认可。



1983年版《杨振宁论文选》中有关论文署名的一段文字

关于两人合作的署名，杨先生曾说，他从未和李政道计较过先后次序问题。李曾讲他们在第一篇论文署名问题上有争议，他完全没有印象。他在合作中让李把名字署在前面，是他自愿的，且一直如此。为了验证杨先生的说法，我曾经查阅英文版的《杨振宁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发现收入这本文选的论文，杨和李两人联名发表的文章一共18篇，除了1952年的一篇署名“杨和李”以外，其他17篇都是署名“李和杨”。这足以证明杨先生所言非虚。

《晨曦集》增补的文章中，另一篇有关“杨李之争”的文字出于翁帆之手。篇幅更短，大约一千字。题目是《杨振宁的雪泥鸿爪》，讲的是杨先生两篇重要论文，即1954年关于规范场理论的和1956年关于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原理的论文（即与李政道合写的获奖论文），复印本都保存完好，现存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档案馆。翁帆说：

最近，杨先生在整理旧作时将它们打印出来给我看。有意思的是，那时打字机没有希腊字母，文稿中的希腊字母和一些数学符号都是用圆珠笔填上去的。我一看就认出是杨先生的笔迹。我说：“好了，你留下雪泥鸿爪了！”

翁帆写得太含蓄了、太隐晦了，一般不了解“杨李合作”背景和前因后果的读者，简直看不懂这“雪泥鸿爪”是什么意思。须知，这涉及文稿出自哪位作者之手的问题。

翁帆介绍说，杨和李获得诺奖的论文，是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秘书芭芭拉·凯克（BarbaraKeck)用打字机打印的，有BNL的预印本编号，带着编号BNL1938或BNL2819复印了若干份。这就是《物理评论》杂志曾发表的那篇论文。对此翁帆加了一个注释说，“1956年夏，张文裕先生回国时带了一份1956年的BNL2819,何祚庥先生当时曾见过。”

可是关于这一点，李政道的回忆完全不同。李在2003年的答记者问中说：

我根据我们的讨论，不仅写完了全篇论文，而且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组的行政助理IreneTrarmm女士连我手写的全部论文都已经打字出来了。.......我打电话找他（指杨振宁，引者注）也找不到。等到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催促他赶快将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论文送入《物理评论》，那已经是三个星期后，1956年6月22日的事了。

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任何记忆都可能是不准确的，这不奇怪。为了向舆论界作出证实，翁帆把当年杨先生提供给《物理评论》的带有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编号、由BarbaraKeck打印的论文照片，和带着杨先生亲手书写希腊字母和数字符号的笔迹的论文照片，一起印在书上，为的是让读者明鉴：谁是论文的执笔者？

不过，杨先生和翁帆对此都未予置评，他们大概是觉得，证据俱在，不必多言，有了原稿作证，“杨李之争”自可告一段落，所以《晨曦集》（增订版）不再收入其他涉及“杨李分合”的文章。本书中，有关这段公案，可谓欲言又止。



本文作者与杨振宁先生和翁帆女士合影（2009年，郑州）

这里还有一个和我有关的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在2021年9月22日清华大学为庆祝杨先生百岁诞辰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之后，香港的《明报月刊》准备在当年第11期推出“杨振宁专号”。距离出刊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该刊主编潘耀明先生紧急约稿。因为和我较熟悉，他不由分说要我写一篇，我答应了。写什么呢？当时《晨曦集》（增订版）刚刚出版，我当然要结合这本书来写。想到的内容，也像本文一样，重点谈杨先生在书里是怎样委婉地表达他对李政道先生的态度。我取了一个题目，叫做《百岁回望中的杨李分合》，对杨李关系从合到分做了一些描述和分析，主要是希望大家在杨李的关系上，不要误解杨先生。我想告诉一些读者，对于“杨李之争”问题，需要了解两人合作的全部历史才能看清楚，一知半解和偏听偏信都不能做出客观判断。我承认，我这篇文章，的确为杨先生做了些解释，但是对于杨李两人争论的焦点———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突破者是谁，我未置一词，碰也没碰。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去判断两个青年学者在苦苦寻找中，是谁首先发现这里有一座金矿，而又是谁首先打开那金矿的门。我相信自己的文章只是客观地记述了两人的关系而已。

写好后，我当然要征求杨先生的意见。他看了以后，说写得很好。于是我转给《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文章顺利上版。可是，到了刊物开印的前一天，潘耀明忽然用微信告诉我，杨先生要他把我的文章撤下来。这下刊物要“开天窗”了，还得马上找文章补上，一时抓瞎。我正诧异间，忽然杨先生来电话，告诉我，他反复考虑过了，不是我的文章不好，而是担心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负面影响。杨先生说，很多人都知道，他和我的关系比较接近，那些人恐怕会误解，认为这篇文章是他让我写的。他说，现在学术界有些人正在呼唤“杨李和好”，如果这篇文章引发误解，就好像是他在反对“杨李和好”。所以他对我说，这篇文章，不要在他在世时发表。

我谨遵其命，并无怨言。由此，我也在揣摩这位百岁老人的心理：杨先生对李先生或许并没有恩断义绝？那时李先生还健在，杨先生的内心深处，是否到最后时刻，都为两人言归于好保留着空间？

我想超越人生的极限



再者，大家可能注意到，《晨曦集》（增订版）新增的文章，有一些本是旧文，之所以杨先生选定收入，我猜想是他希望读者可以多方面了解他。

例如《宁拙毋巧》是潘国驹和韩川元和杨先生的对话，最早发表在1988年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无题漫谈》则是2004年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演讲。另有《美在科学与艺术中的异同》一文，算是较新的旧作，那是他2016年在中国美术馆的演讲，这三篇文章的话题都非常广泛，焦点都在中国文化问题上，显示出他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深厚修养。例如他善于进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具体谈论中国诗和西方诗有什么不同，中国文字的结构特点与中国诗歌的关系如何，它带来了怎样不同的审美观念？中国画的传统和西方印象派各有什么特点？东方人和西方人对孝道有什么不同看法？文科学生应该如何学习理科知识？等等。他的博学和睿智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几篇谈话中也都涉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杨先生以很多实例，比较科学的美和艺术的美，找出其中一些规律，特别是强调科学中的美是客观的“无我”之美，艺术中的美是主观的“有我”之美，发人深省，启人心智。



杨振宁和母亲（1984年）

他喜欢采用漫谈的方式，似乎并无系统准备，兴之所至，海阔天空。但是谈话仍然处处显示他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例如《宁拙毋巧》中谈到他母亲对于家庭的专注精神。维护家庭、丈夫和子女的利益，对他母亲是一个绝对的观念，这种观念绝对化以后，就成为一种力量，可以归结为一种信念，不容置疑。杨先生说，这种信念的力量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我猜想，他在这里所指，是母亲的信念在于对家庭的忠诚，而作为人生态度，影响到他对自己事业和国家的忠诚。

与此相参照，在《无题漫谈》的结尾处，杨先生谈到自己82岁了，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人生是有限的”，而他在此时回到清华大学的讲堂上，“是在设法超越人生是有限的这个大限”。他说：

一个老年人，对于人生有限这件事，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随时都知道的。那么，我现在回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设法超越这个大限。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帮助清华大学搞一个好的高等研究中心，能够训练出一批年轻人。我是在想超越人生是有限的这个大限。

他真的实现了超越。他2003年回到清华，被认为是开始了新的事业，是人生的第二春。他是说干就干的人，多年来为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捐出自己的工资和在美国的房产，而且四处寻求资助募集了近亿元资金。为了引进人才，他亲自游说姚期智、林家翘、王小云等多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进入清华。绝不仅仅因为他头上有诺贝尔奖光环，他的人格魅力、影响力乃至生命活力都为人称羡。人们在清华园看到他以80岁高龄仍然像青年教师一样登台给物理系大学一年级学生讲课，仍然以高产作者的姿态发表学术论文。2006年以来，他以清华大学为作者单位发表的、被Webof Science收录的文章就达到31篇，其中论文最多的一年（2009年）就发表了6篇，最后一篇被收录的文章发表在2019年，此时他已然97岁！至于他作为有远见卓识的科学领导人所起的引领作用，使得清华大学物理系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一跃而居于世界前列。这样的亮眼的业绩均直接与一位耄耋老人相联系，岂不令人称奇、惊叹！

但一定要说明，这种“超越”得以实现，依靠的就是他所说的“信念”的力量。信念使他追求事业上的最大成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创造奇迹。固然，他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在事业上早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说获奖的意义不过在于“克服了中国人认为自己不如人的想法”，对他本人没有带来多少改变。须知，诺奖的论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只是重要论文之一，并不是唯一，也不是分量最重的。

《晨曦集》（增订版）收入的《美在科学与艺术中的异同》一文，在答读者问的环节，他谈到对获得诺奖的看法。起因是演讲即将结束时，现场有人提问：假如您当年和钱学森先生一样回到国内，您觉得还能获得诺贝尔奖吗？杨先生回答：

假如我在1953年、1954年回国的话，我不可能做出来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作与当时国际前沿的实验有密切的关系，假如我回国的话，我得到的信息就会比在国外晚五六个月，甚至一年。科研前沿的竞争很激烈，所以宇称不守恒的研究工作我就不可能参与。

这就是说，他当时如果回国，不可能得诺贝尔奖。但是他话锋一转，说道：

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宇称不守恒，而是研究规范场理论。它与宇称不守恒也有重要关系。事实上，我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世界公认的。

1954年，我跟一个名叫米尔斯的年轻的美国博士后合作写出的一篇论述规范场理论的文章，那是纯理论研究的结果，与当时的实验没有直接关系。当时有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注意，而我注意到了，所以我就去研究能否有一种理论的结构可以解决当时很多问题的总和。结果一下子就给解决了。我很幸运，因为我同时代的人都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而我向这个方向发展了。

我要强调的是，假如我在1951年或1952年回国，我写出这篇文章的可能性比在美国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到中国以后，跟实验的消息就断绝了，所以只能做一些跟实验不大发生关系的研究，恰巧这个规范场就是一个跟当时的实验没有多少关系的研究。所以，如果我1951年或1952年回来后，很可能看着别人研究宇称不守恒而自己没法参与，只能转而求其次，朝这个方向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里头有一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这篇文章当时也就没有被人注意。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一直到今天，这50多年之中，这个理论大放光彩。

他解释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告诉读者，他的人生成就并不是由获得诺奖的论文代表的。但我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他这样讲，其实给自己招致了巨大的舆论风险。因为他在此明白地告诉大家，如果在1951年或1952年回国，他最主要的科研成就不会受到影响。很可能，有些人会因此质疑他，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像钱学森、邓稼先一样回国？杨先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要讲真话。

我过去说过，人有三种，一是真话假话都说；二是假话不说，真话也不全说；三是假话不说，真话都可以说。杨先生是第三种，无事不可对人言。他的坦诚，可以不计利害，由此可见一斑。



1995年5月杨振宁退休学术会议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举行

《晨曦集》（增订版）后记里面，翁帆还提到新增的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都和几幅旧照片有关。一篇是杨先生的发小兼挚友熊秉明先生撰写的《杨振宁和他的母亲》，另一篇则是我的《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熊先生是艺术家，他的文章，用平淡却生动传神的笔墨，介绍了杨振宁的母亲和家庭，别开生面地讲述了杨先生作为母亲的孝子，在家庭人伦关系中的许多故事，亲切、真挚而令人感动。我那篇文章，则是选取了杨先生自1957年到2018年，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的7幅照片，讲出照片背后的故事，试图为杨先生后半生的经历写出一个图文简史。其实，如果说晨曦集（增订版）是增补了12篇文章，还是有些不确切，因为我这篇文章并不是“增补”，而是“抽换”。在《晨曦集》第一版中，原本已经收入了我写的《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但在编辑增订版时，我对杨先生说，为了给读者增加更多的新鲜内容，和第一版拉开更大的差距，我建议把我自己的文章换成这一篇，杨先生同意了。

说来话长，2018年编辑《晨曦集》第一版时，杨先生对我说，想收入一篇我写他的文字。他在网上搜索到一篇，用电邮发给我说，就用这篇吧。我一看，文章是我写的《再说杨振宁》，但是被别人的网页发表，标题也被改换。我告诉他，这篇文章是我写了《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以后感到意犹未尽，补写的一篇，所以标题定为“再说”云云。接着我把《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发给他。他看了回信说：“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我怎么没有想起你这篇文章？我记得你当初给我看，我曾经是喜欢的。”于是他决定把此文收入《晨曦集》第一版。他在编辑工作中很尊重我的意见，所以在出版增订版之前，我说要换一篇自己的文章，他没有异议。

倒是有读者对比了《晨曦集》的两个不同的版本，发现我的文章被更换，以为是第一版刊发的《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内容有什么不宜。有人提到，我在此文中讲杨先生的生日是1922年9月22日，而现在官方宣布，杨先生是1922年10月1日出生。是不是因为我弄错了日期，导致文章被撤换？



2012年杨振宁先生90岁寿宴上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致辞，讲到1971年杨振宁回国，“救了邓稼先，免于一劫。”

这个问题需要解释。我说杨先生生日是9月22日，依据的是杨先生早年提供的资料，和他在美国申办护照时填写的日期相符。我曾经当面问过他，他承认这个日子没有错。但是杨先生本世纪初回到清华大学工作以后，常常和人谈起他的生日是10月1日。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过去一直按阴历八月十一日过生日，后来他查了万年历，以阴历推算阳历，他发现自己当年确定9月22日为生日是不正确的，正日子应是10月1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他曾经亲口对我说，10月1日过生日，是“为了省事”。他说，“反正在国内，每逢10月1日国庆节，大家都是要聚会的，如果9月22日大家为了给我过生日也要聚会，把一次活动变成两次，就太麻烦人了。”

原来，他修改生日也是出于对朋友们的体谅。当然，10月1日这个日子，对他还有特别的纪念意义：那两篇代表他人生高度的学术论文（关于规范场理论的和关于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原理的论文），都是在世界著名的《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发出的时间分别是1954年和1956年的10月1日。这个巧合也是天意吧。

* * *

《晨曦集》（增订版）出版背后，可说的故事很多。这本书，代表了杨振宁先生在人生最后阶段想要表达的思想，它的内容，太丰富也太精深了。所以我一直说，要了解杨先生的一生和他的思想，一是一定要看增订版的《晨曦集》，二是一定要细细品读。中国自古有个成语“读书得间”，意谓有些书读者要理解书中真义，需要从字里行间读，从无字处读。我以为《晨曦集》（增订版）就是必须这样读的。



《晨曦集》（增订版）

我与杨振宁先生保持联系近20年。听到他仙逝的噩耗，十分难过。悲痛之中，20年来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让我浮想联翩。回溯共同编书的往昔，我于记忆的吉光片羽中，采撷“书事”记之，以寄对杨先生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