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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六君子的“江湖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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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代际的划分是以企业家生成和发展的时间为标准,以代表性人物为标志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和上世纪末至今几次创业浪潮,每一次创业浪潮都诞生了一大批企业家。以冯仑、王功权、潘石屹等为首的“万通六君子”正是中国第二代企业家以及房地产界的最典型代表人物。

“万通六君子”引领地产半壁江山

中国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这一年,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一年,中共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大批原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能人受南巡讲话精神感召,被当时经济发展浪潮吸引,主动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毛振华、冯仑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其中,以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这六人曾经携手创业披荆斩棘,共创万通,引领中国地产半壁江山,人称----万通六君子。

1991年6月,“万通六君子”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为何会有“万通六君子”之称?源于在第一次界定合伙人利益关系时,冯仑等人采用的是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无别”。大家虽然职务有差别,但利益是平均分配的。在当时,董事长的位置并不重要,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大家一致认为,王功权当法人代表和总经理比较合适,于是,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就由王功权担任。冯仑则担任副董事长(当时董事长职务必须由投资主管单位的人担任),王启富、易小迪和刘军担任副总。1992年初,潘石屹加入了公司,最初担任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后来也变成副总。

虽然都是副总,但权力并没有办法详细规定,所有事情都要六个人在场讨论。冯仑曾回忆:“这时情况变得比较微妙,最后谁说了算?名片、职务不同,但心理是平等的。后来王功权说他是法人代表,要承担责任,得他定,但如果大家不开心,以后可能就没责任负了,所以多数时候他会妥协。”1992年,通过运作海口“九都别墅”项目,“农高投”赚得了“第一桶金”。此后,“农高投”用这笔钱去操作“莲怡庐”等项目,不断在海口、三亚炒房炒地。公司经济条件宽裕后,很多老员工都拥有了“四个一”,即一套房子、一万块钱存款、一部电话和一部摩托车。

在“农高投”成立之初,人员并不多,除去王功权、冯仑等六个“高层”,只有两个员工,一个是王功权的老婆,一个是王启富的哥哥,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谁也没把自己当“干部”。完成原始积累后,公司开始招聘新人,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由于王功权、冯仑等人的座次排得很模糊,导致六人权力均等,因而产生了一个问题:下面的员工自觉不自觉地会“站队”,形成各式各样的派系,导致组织运行效率低下。

1993年1月18日,“农高投”增资扩股,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企业集团,即万通集团,主要股东除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还有后来加入的潘石屹以及中国华诚财务公司、海南省证券公司等法人股东,由冯仑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在之前,冯仑等人的合伙人关系是虚拟的,没有股权基础。通过这次改制,冯仑等人开始建立了财产基础上的合伙人关系。冯仑提出一个观点:按照历史的过程来看,缺了谁都不行,每个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

从这个角度出发,万通六君子在确定股权时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办法。由于是平均分配,大家说话的权利是一样的,万通成立了一个常务董事会,重大的决策都是六个人来定。

1993年6月,由万通集团投资并以定向募集方式发起组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实收资本金8亿元人民币,成为北京最早成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同年,万通在北京开发了“新世界广场”项目。通过和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的合作,万通新世界广场大获成功,卖到了当时市价的三倍。万通新世界广场的成功,让大众和业界开始关注万通,同时,也奠定了两个地产大佬冯仑和潘石屹的“江湖地位”。

“梁山模式”成致命伤

从人事的角度来说,当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大家都太能干,而且个个都是老板之才,这本身就会有问题。在一次会议上,几个人吵了不下十几次。王功权哭了,冯仑也哭了……无关利益,泪为情洒,就好像一场同甘共苦、坦诚相爱的婚姻,终要忍痛分别。据说,他们最大的分岐在于钱往哪儿投。冯仑说,全部是经营思想上的不同,你想往东我想往西,没有利益上的纷争。大家说不到一块去,于是争吵就不可避免。“大约有一年时间,我们一开会就吵,几乎天天吵。”潘石屹说,吵到无法调和时,剩下的只有分手。

冯仑发现“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它导致了“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组织效率低下、是非多样性、苦乐不均,周边能人很恼火”,陷入了一种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困局中,而兄弟情感又让他们左右为难。

冯仑研究了土匪的组织结构,发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在于低水平不断重复,只有共产党才将组织结构解决得最完善、最成功。他还研究太平天国,研究“天京之变”。他把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给兄弟们看,建议他们要有耐心,不能搞成“天京之变”。

大家同意了,痛苦了挺长一段时间。冯仑曾对记者说:“我们不想分开,几年里几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江湖方式进入 商人方式退出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分家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冯仑在第一本书《野蛮生长》中提到三个契机促成了这次分家---- “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暂且回避一下。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这带来了一个契机。另一个契机跟女人有关:当时张维迎在牛津,介绍一个女人回到中国,就是张欣。张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给张欣看,张欣要回国,就让维迎介绍和我认识。她回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就算认识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去香港,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我们一行三四个人聚会,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等我们回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

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张欣带来的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认为不行就分嘛。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王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成熟的商业规则后开始对冯仑进行思想教育。正在这时,冯仑在美国又邂逅了周其仁,周给他讲“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内部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

1995年3月,六兄弟进行了第一次分手,王启富、潘石屹和易小迪选择离开;1998年,刘军选择离开;2003年,王功权选择离开,至此,万通完成了从六个人到一个人(冯仑)的转变。

分手后,万通六君子都实现了各自的精彩。王功权投身于风险投资,他后来因民生银行、奇虎360、江西赛维等项目名震江湖;冯仑选择留守万通,后来通过借壳也成了上市公司董事长;潘石屹与张欣夫妇创立SOHO中国,并与2007年在香港上市融资19亿美元创造当时亚洲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IPO,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易小迪分到了广西万通,在此基础上创建阳光100集团;王启富一开始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媒体报道从事农业高科技。

现在看来,以“梁山模式”起家的万通,梁山众好汉打下一定的江山后,分解是必然的。十年后,潘石屹总结说,这次裂变就像宇宙爆炸一样,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这一个个独立体又不断裂变,裂变最后的结果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史上,万通六君子“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事件则成为了一段佳话。“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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