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二年的一次党内会议上，列宁劝慰那些不满新经济政策的同志，不用担心他的改革，他只是轻微放鬆了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经济上的制高点仍牢牢抓在苏维埃手中。
新经济政策与制高点的交替使用，变成了苏联歷史的循环。当斯大林时代无以為继时，赫鲁晓夫就进行了某种自由化，当自由化可能走得稍远时，勃列日涅夫就用停滞取而代之，即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时，他脑中的蓝图也仍是新经济政策式的，政权与社会进行一些妥协，但绝不会影响政权的制高点地位，他从未否定这个政权本身，不承认极权政治与现代经济与社会间的必然衝突，他的改革是為了延续它的生命。共產主义的理想早成笑谈，但列寧主义对权力的控制，是苏维埃政权唯一的目标。
重温制高点的历史，对理解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无助益。笔者还记得一年前的中国社会对于新领导人充满著多少期望。他的亲民作风、他的不嗜空谈、他对深圳的视察、还有他的出身，都让很多人兴奋不已，似乎完全忘记了十年前，他们以同样的热忱谈论著胡温新政，或者更早些时，他们对於科学的春天、邓公南巡的同样态度。一个极权政体可能松松紧紧，但它的本质却很难改变，不管它的许诺多么诱人，一旦涉及到核心的权力与利益，暴力总是会惊醒所有的美梦。但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们也丧失了想像力，人们渴望的不是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而只是稍微开明的专制。
而如今，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似乎又激起了某种新希望。至少，他们想做事，也有魄力，新领导人上台以来，人们常这样评价说。即使他们的一连串倒行逆施（反宪政、毛式的整风、打击公民社会）似乎都未带来真正警觉。在很多人眼中，新领导人的反腐败是有决心的，审查如此多高官；他们也公开承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準备排除它。一种最良好的期盼是，倘若新领导集体稳固了权力，就可能做出大胆的改革举措。
但很有可能，新领导人越是表现出他们的决心、他们的强硬作风，中国就越逼近灾难。他们的一系列言行显示出要稳固制高点的决心----政治上的、经济上、舆论上，新的领导集体不仅準备控制社会，也要控制地方的官僚。而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多元权力中心，而不是单一的权力。
此刻的中国也令我想起波兰思想家亚当•米奇尼克。在一九七六年写作的文章《新演进》中，米奇尼克回顾了波兰社会长期的幻象，它来自党内的修正主义与教会的新实证主义，不管它们在形式与内容不同，却分享著同样的特质----都期望由党来推动积极的演变，由明智的领导人的政策来造成新局面，而不是持续不断的公众压力。他们都指望共產党王子的开明思路，而不是独立机构获得对於权力的控制。如果领导者令人失望，他们就无情地批判。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波兰人曾在一九五六年欢呼哥穆尔卡是民族英雄，但在他执政后的十四年却臭名昭著。倘若没有外部的压力，这体制会吞噬一些所谓的党内开明思想。而当布拉格之春发生时，全东欧也曾期待有自己的杜布切克。这感觉多少像是二十年来，中国人对於赵紫阳不断升温的缅怀。
米奇尼克写作之时，波兰与整个东欧正陷入一个沉闷的时刻。匈牙利革命已过去了二十年，距离布拉格之春业已八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平庸却稳固，没人相信它会放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苏联坦克与子弹的阴影仍浓烈。
米奇尼克却在其中看到了希望。上层的自我改良已然破产，在力量对比如此失衡的情况下，革命早已失去可能与意义。但同时，苏联当局与波兰政权都无意冒巨大的政治风险改变现状，它為另一种行动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他相信知识分子，必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意识。东欧的异议者们，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必须告诉人们去怎麼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指导当权者。如果极权主义入侵了日常生活，那么日常生活也变成了另一种抵抗的战场，可以持续不断地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
倘若你对比此刻的中国社会与统治者，它们间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地方的抗议风起云涌，却都过分碎片化，没有一个组织与群体对於全社会具有道德上、知识上或是组织上的权威性，繁荣的消费与娱乐可以极大的消耗人们的精力，执政者在财政上与组织上都有著绝对的优势，它们内部会有争执，却在保持权力上有一种集体理性。而没有社会力量的呼应，上层的权力斗争并不真的导致分裂。
你会感到人们并不渴望真正的变革，更缺乏信念去為这个变革做出牺牲。当一个社会不能清晰表达自己的诉求、并為自己的主张而牺牲时，统治者是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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