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权威部门透露，中国对各省份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而在同一时期，网络中又盛传一则湖南女访民被接访干警强暴的消息。两相对撞，更加凸显当前中国信访排名和截访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取消排名的紧迫性。其实，取消信访排名的做法，其实是呼应了不久前中共所宣扬的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为核心的“枫桥经验”，二者共同折射出中共新领导集体逐渐明晰的新政绩观。
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矛盾仍然频繁发生且愈演愈烈，中共高层为此曾专门召开会议，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多年来地方以维稳和GDP为重心的政绩观及其一套组织考核机制。因此，扭转长期以来维稳至上、GDP至上的片面化政绩观，重设一套以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和生态效益为重心的组织评价和作用机制，将成为未来党建工作的重要议题，并有可能在本届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一定的呈现。
取消信访排名 中共旧政绩观寻突破
中国互联网中近日疯传一个帖子称，一位湖南湘潭市女子易子筠在赴北京维权上访后，在京遭到当地驻京办接访干警李光学（标号为S02379）强暴，后者至今消遥法外。该帖子的发酵再次激起舆论对中国拦访截访制度的群起声讨。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媒体《新京报》报道，从权威部门获悉，中国对各省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两则消息几乎同时付出，外界舆论在向接访截访行为发泄不满的同时，亦给予信访排名取消的变革传闻较高的评价，并认为其意义不下于。
“信访排名”制度起始于2005年1月发布的“信访条例”。该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这种通报在操作中逐渐演变为“以排名的形式通报”。自此开始，这一排名成为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并对后者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
在此背景下，“驻京办”纷纷建立，“黑保安”频频出现，暴力非法截访也成为惯常手段。不论上访人员是真冤屈，还是告恶状，都成为地方党政组织机构专政的对象。许多上访者在背负冤屈的同时，还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人身迫害。除上文提到的被接访干警强暴的女访民外，另一位湖南省访民唐慧则因上访被处以劳教一年半。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许多政情观察人士认为，对于这些上访悲剧的产生，2005年以来投入运行的信访工作责任制以及随之出现的信访排名机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撰文称，“信访排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通过排名、通报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但近年来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个阶段社会各类矛盾凸显，信访案件数量上升是一个客观现实。制度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转型期压力过大的问题。而此番取消信访排名的做法，虽然不一定能立即从根本上杜绝上访和截访现象，但是至少为地方党政机构减轻了来自上级人事组织层面追责的压力。地方也能够腾挪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解决访民之所以上访的问题中去，而不是为保乌纱帽一味强制维稳。另外，因为截访需要消耗大量资源，此举也能为地方节省一笔不小的财政开支。
其实，这是针对本身无大过，迫于政治压力而不得不维稳的地方党政机构来说。中共高层也是以“大部分都是好的”为认识基础和出发点。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党政机构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上访者之所以上访就是因为自身合法权益遭到地方公权力的侵蚀、践踏，或是地方党政组织内部与市场、社会内部结成利益集团，使其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不能实现。
过去多年中将信访排名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也已被异化，反而为他们以非法截访和维稳手段遮掩自身问题、保护自身非法利益提供了政治依据。
对这些既得利益者来说，取消信访排名类似于剥去了其合法外衣。取消信访排名或许会短期内导致信访井喷，但是这也为揭开地方利益集团的黑幕，并最终促进访民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
习近平借毛祭出新政绩观
2013年是毛泽东在1963年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所谓“枫桥经验”最初主要是指“发动群众，加强阶级专政”，后来逐渐发展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在2007年毛泽东批示该经验45周年之际，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作出专门讲话，要求基层组织成为维护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并严格执行维稳责任追究制度。
在2013年毛泽东批此经验50周年之际，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作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的指示。其实，在2003年毛批40周年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也曾发表讲话并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这些迹象被认为体现了习近平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视程度。
分析人士指出，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枫桥经验”，在实践操作中其实是为地方加强维稳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与当前取消信访排名的动作似乎恰好是南辕北辙，但是仔细来看，两者均各有其必要性。站在执政者立场来说，社会和政局稳定是一切施政和保持执政地位的首要出发点。而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来说，当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最大政治，掌权者对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侵犯将不可避免且肆无忌惮。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中常见的“告御状”式的上访则成为一种自行启动的伸张正义的可行方式。而如果将这一疏导口也堵死，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也就难以避免。因此，中共高层在强调地方稳定的同时又“鼓励”民间上访，其实是是对地方党政机关提出了更多的政治压力。他们不得不同时向上级和和民间社会负责，不得不收缩拦访截访力量，将解决访民问题而不是压制问题列为重要施政目标。习近平在对毛批“枫桥经验”50周年作出指示时还提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此即体现了中共新领导集体对传统以维稳为重心，向以解决问题为重心的政绩观的转变。
毛泽东语录中曾有一句，“路线方针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中共新领导集体以民族复兴“中国梦”和全面深化改革为目标进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执政团队也就成为了决定性因素。事实上，自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不断强化最高领导权力，在党内开展反腐、整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其整肃执政队伍的重要的运动式和暂时性举措，还属于“破”的范畴。而将如何来“立”，以及“立”的原则是什么，习近平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过较为详细的表述。
习近平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而为建成这样一支队伍，又需要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建成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培养靠拢年轻干部，严明组织人事纪律，不再以GDP论英雄等。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共在选拔、考核人员中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并表示“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
有观点认为，在中共新旧现代的政绩观中，从中央至基层，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均未被列入考虑范围，更无论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选举权利。其实正是这种自上而下、脱离群众路线的政治运行模式，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矛盾的发生和激化，上访现象也屡禁不止。因此，中共新政绩观是否有效，以及会对其自身产生多大的改观，都需要继续观察。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