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一内容在中共历史中已有多次回响。1923年，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打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文革”结束后重建的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六四”后1991年的国务院白皮书宣称，“中国共产党从创建那天起就一直高举民主和人权的旗帜”；胡温上任后的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被正式写入宪法。在中共执政60余年来，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事业取得了艰难而真实的进步，却已历经往复与波折。
不久前的薄熙来重庆“黑打”式打黑、陈光诚事件、唐慧事件记忆犹新，虽然十八大后以公开、独立为核心的中国司法改革初见起色，人大功用亦有望凸显，但是在法治框架下真正实现普罗大众翘首以待的“人权”仍然任重而道远。事实上，这也正是以中国人的“解放”为政治理想的中共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使命所在。如果说中共建国将中国人从“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十一界三中全会“解放”了思想与生产力，当下更需要的则是以“人权”为目标对中国进行“二次解放”。
三中全会欲通过制度保障人权
被认为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全会公报、习近平的说明和决定全文均已出笼，其中有关司法改革的部分因为提及“人权”而引起各界瞩目。公报称，“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决定全文进而提出将严禁刑讯逼供、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教制度等作为今后司法改革着力点。
观察人士表示，这是中共首次提出“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在此前，中国官方更多的表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致力于保障人权”、“促进和保护人权”等固化又十分空洞的表述。这可能意味着中共将正式设立以保障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制度，以此弱化和摒弃可变性太大而缺乏必要约束的人治型司法与执法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三中全会中不仅对人权提出制度化要求，而且明确指出了未来将要从民间怨气较为集中的刑讯逼供，以及国际社会频频指责的死刑着手，可见是一次既有战略又有战术的落实人权的重要行动。如果三中全会的这一决定能够在未来数年内真正兑现，对于中国艰难的法治建设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跃进。事实上，对于中共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的所为，尽管各界仍有许多争议，但某些方面与之前相比的确呈现较显明的进步。违法存在、对社会民众造成巨大创伤而遭人神共愤的劳教制度在2013年初被宣布废止，各地经历不足一年的改造和停用后，劳教制度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久前有权威消息称中国各省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被认为是消解信访乱局的重要步骤，其意义不亚于废除劳教；三中全会后，被指严重侵犯人权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出现松动，将启动实施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即夫妻双方中有一人为独生子女即可申请生育二胎。中国曾因这些方面的问题饱受各界批评，而执政者中共亦因之背负了主要罪名。
但是，在过去一年中，中共执政团队对已经千创百孔的中国人权问题密集出手，连续向自身挥刀切除多个毒瘤，纯洁了官场肌体，也弥合了已日渐激化的官民分立态势。感触最深的，除了曾经身受人权侵害之苦的数百千万的人们及其亲友，其中的许多人流血又流泪，身体和生活的创伤至今未平；还有那些为中国人的人权事业奔走疾呼多年的以行动践行良知的人们；也很多没有熬到今天的人们则“死者长已矣”了。
中国的人权之争 中共背负旧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稍后，中国以高票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该消息成为三中全会收到的第一个贺礼。然而，有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批评称，因为中国等国家拒绝联合国人权监督小组前往调查受指控人践踏人权事件，应对践踏人权、拘捕活动人士等控诉作出解释，并作出改善人权的承诺。其实，海内外对于中国人权问题一直存在较多的争议。即上述指控外，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还集中在侵犯议论自由、刑讯逼供等人身迫害、宗教信仰自由、司法审判不公、自由迁徙等方面。
有评论认为，虽然其中有些批评观点存在偏见或较为激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人权方面确实存在较多的问题和差距。而这种人权状况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自中共执掌中国政权至今，涉及人权问题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登峰造极，家庭伦理、历史文化传统、社会道德风俗被通通破坏。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在此期间被打击、致残、整死的人们难以计数。即便是在毛泽东死后的三十多年中，仍然发生了1989年六四事件和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文革式“打黑”，还有轰动全国的唐慧劳教案与引起国际关注的陈光诚事件。
虽然唐慧与陈光诚都只是个人，但是他们的悲剧却是反映了中国基层法治的缺失、基层政权执政方式黑社会化和中国底层群众人权形势的恶劣。借助于网络媒体的传播，其延绵数年的发酵亦使作为执政者的中共整体，及以其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体制遭到群众的否定和批判。其实这也昭示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历史趋势和现实紧迫性。而中共则不能置身事外。中国人需要“二次解放”
客观地说，自毛泽东死亡、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三次历史性跳跃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逐步回归正轨和重新架构，中国人的人权状态已呈现出整体转好趋向。意在拨乱反正、从制度上否定文革的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六四”后1991年的国务院白皮书宣称，“中国共产党从创建那天起就一直高举民主和人权的旗帜”；胡温上任后的十六界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随后被正式写入宪法；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尽管在些期间文革残余仍有局部回潮，旧有政权架构在保障人权方面仍有缺陷，但是中国人的人权状态却是在缓慢而稳步地向前推进，且呈加速之势。
有观察人士表示，观察中国人权历史可以发现，其演变深受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的影响。人权遭受严重侵害之际多是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政治运动越激烈，人权状态越恶劣。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政治的规范化，尤其是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人的人权亦得到越来越坚实的保障。中共十八大后，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被普遍认为是“橡皮图章”的人大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以独立、公开为原则的司法改革亦紧锣密鼓，再加上劳教等制度的变革，中国的人权状态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
不过也要注意到，中国民众仍然被排斥在中国政治之外。中国的媒体和网络舆论环境，即批评者所言的言论自由，却并未随之得到相应的改观，反而不断遭到限制。与此同时，许多活跃社会活动人士和知识分子，即批评者所称的异见分子如王功权、薛蛮子等，亦因各种原因被选择性打压，或是被拘捕、或是被销声。这些举动虽然主要出于政治动机，且符合其打压异见者的历史传统，但亦事关人权。异见者需给执政者更多转变的时间，执政者更应慎用国家暴力机器，给异见者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1923年，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曾打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中共更是始终以中国的“解放者”自居，其军队至今保留了“解放军”的称号。但究竟是解放了什么？仅仅是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即意味着解放？但是中共执政60余年后，中国人民仍然有被套上枷锁需要解放的感受。因此，更准确地说，“解放”的应是每一个人的思想和权利，即人权。这是文明演进的历史趋势，也应是作为执政者的中共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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