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一轮人事调整与权力重构程序。其中有两处细节引人注目，来自习近平老家陕西公安系统的陈里被调入中央政法委，习近平老部下蔡奇离职浙江准备入京辅佐新主。观察人士推测，陈里与蔡奇二人的际遇并非只来自习近平的关照和提携，更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僵化守旧官僚，能够游刃于互联网时代的现代型官员。由此也体现出当下中共领导集体对现代、开放，又不失中共立场与理想官员的偏好。
另外，这一类官员的上行和卡位，最直接和显著的作用是促进中共执政方式的公开，同时消弭官民分化并稳固政局。其实，最高法与国务院开通微博、军方7大单位设立发言人、中纪委官方网站以及之前薄熙来案的公审等大手笔表明，“公开”已经成为中共当前形势下的战略目标和重要部署。事实上，中共执政公开化其实是群众路线的前提和必要内容，也可能正是习近平等新领导集体破解自中共执政以来官民逐渐分化对立，以及随之出现的毛泽东时代的“文革”与邓小平时代的“六四”等难题而开出的“药方”。
中共网络整肃后展开明姿态
三中全会后奉命入京或即将入京的陈里与蔡奇二人，虽然在中共政治高层中并不显山露水，但已是社会舆论中的“名人”。陈里原为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但在中国新浪微博却拥有1,600多万的关注者，曾因微博直播华山游客疏散而知名。陈里还曾在《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刊物发表阐述中共执政新思维的学术性文章。另一位曾与习近平共事近20年的浙江省组织部长蔡奇也将离职，外界普遍认为他也将进京继续辅佐习近平。需要说明的是，蔡奇也是位微博达人，是中共党内较早开通实名微博的省部级官员，其腾讯微博拥有超过1,000万粉丝。
有评论认为，在三中全会之前，中共相关部门掀起一轮轮管控媒体网络舆论，抢夺话语权和意识形态高地的高潮，中国舆论生态活力因之严重受挫。而在三中后陈里与蔡奇两位资深网络参与人士的高升，可能预示着习近平用人新思维和网络舆论管理的新动向。
虽然先前整治网络过程中出现过激行为，但是此次转向并不必然是纠偏之举。在中共看来，适当地敲打网络中过于激进的和反共反政府的声音一直都有其必要性。因此，此次调整也可以认为是在之前“肃敌清障”之后的弘扬正能量和巩固话语权。不论如何，陈里与蔡奇这一类主动开放、善于与民沟通的官员的上位，代表的是一种更为现代和适应形势发展的新思维的融入，这对于中国网络生态和数亿网民来说都会是一件利好消息。事实上，除网络整肃外，在十八大以及三中全会后中国网络大事记不断。11月21日，中国最高法官方微博入驻新浪微博；11月20日，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总后、部装和海军、空军、二炮、武警7个大单位设立军事发言人；10月19日，国务院开通官方腾讯微博；9月2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力主与监察部合办官方网站。这些迹象显示出中共执政者虽然一方面在打击造谣、管控网络舆论，但是同时又积极主动地参与网络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执政公开。
当然，除上述举措外，最引注目的还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案的公开审判。若再加上最高法意欲短期内新增20万陪审员的计划，中国司法领域的公开已经走在了前面。周强所称的“必须摒弃‘司法神秘主义’”，扩展开来则是将中共政治运作都予以公开。此举不仅有助于澄清外界对于中共“暗箱操作”和“神秘主义”的猜疑，更重要的是取得民众的了解和信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约2万字，其中“开放”出现28次，“公开”出现18次。“开放”主要针对宏观经济层面，而“公开”则是中共阐述未来执政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关键词。
文中表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推选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由此可见，“公开”已然成为中共改革调整的重要指标和方向。
以“公开”破解毛邓困局
即将升调政法委工作的陈里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政务微博，或者官员开实名微博，就要对网路民意有大度的心胸，要学会接纳和引导。让不同的声音充分表达和自由讨论，让微博言论相互抉择、净化和纠错。当今社会，利益多元、观点多样，政务微博无疑能够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改进执政方式。他还认为，政务微博是网路问政的新形式：发布权威政策资讯，为公众释疑解惑；回应社会热点，及时介入突发事件。有观点指出，陈里的这一施政口号其实是体现了习近平所提倡的“群众路线”。习近平在约半年前启动的“整风运动”就是以“群众路线”为主题，但是他剑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针对党内的动作，未被外界理解到与群众路线有多少关系。而其自我整肃过后这些自我公开的动作，则呈现出逐步向群众路线靠拢的迹象。因为“洗澡”之后才能示人，示人才能让人们了解，人们了解也才能相信。“公开”可能正是中共“整风运动”以及清除“老虎”“苍蝇”反腐运动的目标所在。
在中共传统政治理论定义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其实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群众路线被认为是中共能够夺取中国政权的重要依仗，却也被毛泽东过度使用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文革中，毛泽东通过亲自接见红卫兵、炮打司令部、提拔民间造反派、全面夺权等手段将文革推向一次次高潮，其实正是脱离了中共党政系统而搞的一套群众路线。结果对中共党政系统以及中国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这里的群众多是一些盲目崇拜和迷信毛泽东本人的少年或缺乏教育的青年。
而在文革之后的30多年中，中共严格划定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边界，而且随着社会问题的积累和官民矛盾的激化，对群众路线产生了一定的疏离和防范意识。几近成为“第二中央”的政法系的扩充和实权化，即是这一形势发展的结果。但是，在当前的网络信息时代，单靠物质激励和强力管控已经不能化解官民分化对立的趋势，反而会对其起到刺激作用。“六四事件”以及各地纷起的群体性事件都是典型案例。
笼统地说，在这两段时期内，作为执政者的中共与被执政的底层人民群众呈现彼此消长，又相互对立的态势。结果是执政者担忧焦虑、备受声讨，底层民众生活困顿又受到执法者的压制，落得“两败俱伤”的结局。这是习近平第五代领导集体所面对，又必须破解的难题。
习近平在整风时举起“群众路线”的旗帜，表明其对这一方针的认可，但是在经历初期网络反腐的乱象后，便以网络整肃否定了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方式。在民间已经对中共积累较多怨气和成见的情况下，冒然推行群众路线，很容易对中共造成较为严重的冲击，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也许会进而导致某种程度的社会动乱。因此便需要一种可控的、有限度的群众路线。中共立出“八项规定”、剑指“四风”的“正衣洗澡”、官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的反腐运动，都是整纲肃纪的整党行动，是自我革新之举。在此之后的“开门迎客”，通过各种党政工作的全公开，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中，了呢利于倒逼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之后再引导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才是群众路线的真正践行。对中共及中国来说，这也将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妥和可行性比较大的选择。如果最终得以实现，也意味着中共将破解或避免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群众路线”困局。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