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迅速出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引发外界对习近平执政理念及方针的新一轮解读，针对《决定》所涉方方面面，各种声音不一而足。不过，这份两万多字的报告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信息，那便是文化体制改革地位的大幅提升。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习近平已经隐约透露出提升文化地位的意向，此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不过是让这个信号更加清晰地浮出台面。在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如今提升文化的做法，可以看做习近平已经在着手打造继“三个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
一提到文化，就不得不说到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分期标志的“五四”运动。自“五四”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遭受批判与颠覆。以废弃旧思想、打破旧有体制的桎梏为名，“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粉碎性骨折”。
上至中医、儒学，下至古文、繁体字，“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们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几乎全盘否定。甚至有人主张连汉字一并废除，采用英文。这种通过全盘西化来获得进步和发展的情形，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
中国人几千年来第一次被一个外来世界的文明所征服，完全心折于这一崭新的世界，乃至想彻底颠覆中华民族的历史，将中国建设成西方一样文明的国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就是对自己民族的一种背叛。只不过在当时那种环境与氛围之下，那种陷入狂欢式的背弃是最鼓舞人心的。
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一种全民背弃传统的文化氛围下成立的。中共用以安身立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是纯粹的自西方引进的理论体系，属于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文化毫无瓜葛，但中共却继承了“五四”对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
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不断在“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为中用”中跌跌撞撞前进。甚至连中共建国30年后的改革开放，尽皆是向西方学习的成果。而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证明，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明智的。但向西方学习的这一普遍心理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心态上的自卑。纵然今时今日中国的经济已然跃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影响力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中国人这种缺少精神依归的文化自卑感却依然难以消除。这一文化自卑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国人对西方“奢侈品”的盲目跟风炒作；再比如一系列以西方为标的的口号：中国的硅谷、中国的巴黎、中国的底特律、中国的奥斯卡等等；甚至连当今中国的“右派”学者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极力推崇，亦是这一文化自卑感的另样表现。也就是说，中共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被抢夺，其实与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自卑感是密切相关的。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彻底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舶来品，且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之中引进的，与传统是一种天然割裂的关系。虽然这些年来中共一直在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这“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重心依然是偏安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其“中国化”的部分仅仅局限于政治与社会层面，在文化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没能很好地融合，而是保持着两个独立的个体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去吸取养分，这样就造成了中共理论根基的薄弱，以致在被西方理论围攻时难以自证清白。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虽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避中偏安于一隅。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由此诞生了毛泽东思想。然而，毛泽东的治国术却是源源本本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且毛泽东在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之余，仍然进行着反传统的实践，甚至喊出了“打倒孔老二”的口号。从“反右”到“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其造成的文化创伤绝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虽然邓小平提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外来优秀文化为辅助的文化观，但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 “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冲击与毁谤之后留下的精神或心理空间未能得到有效填补，被破坏掉的中国传统文化没能得到良好的恢复，且经济建设被拔高到了中心地位，侧面导致文化建设“靠边站”的效应，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未能真正恢复元气。
其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在文化层面都回避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硬生生斩下的那一刀。中共在继承“五四”运动成果的同时，也继承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摧毁。事后，中共想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却从未正确对待二者之间那道历史遗留的伤疤。如今，习近平通过这一年来的系列行动，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成功开启了“习近平时代”。接下来习近平要做的，便是让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获得全世界的认可。而要想意识形态获得认可，文化上的认可是必须的。且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一个缺少文化认同感的民族是无从谈复兴的，无论其经济如何发展。易言之，倘若没有文化上的自信，则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便都无从谈起。因而，以向传统回归为手段，习近平正立志于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这一点，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这份由习近平一手主导的决定中，文化体制改革的地位大幅提前。经济、政治、文化，然后才是社会、生态、党建等，这一排序客观证明了习近平心中的文化强国意识。同时，此番教育体系的大规模改革中，被封为教育系统指挥棒的高考的改革更是引人瞩目。汉语与英语在高考中地位的一升一降，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复苏的这种态势体现的一清二楚。
其实，习近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意思早在他正式当家作主之前便已有所体现。近几年来，孔子学院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兴办，是中共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全世界的一个信号。在此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孔子学院亦有所提及。由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的孔子学院，是一个专门向世界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的机构。而习近平在上任之前的多次出访中，曾数度参与各国孔子学院的揭牌仪式。这一行动绝非纯属巧合，而是掺杂了习近平希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个人意志，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习近平上任一年来的多次讲话中，曾数度引用中国国学经典中的语句，如“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治大国如烹小鲜”、“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等，这不是掉书袋、不是故意卖弄，而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习近平个人的影响。
其实，用庄子首创而后人多用以阐释儒学的“内圣外王”这一中国古代为政者的最高理想来阐释习近平如今的心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内圣，是将中共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受全体国民拥护的政党，习近平这一年来的反腐、整风以及多次下访探问民生，都可以归结为这一主题；而外王，则是让中国在中共的统领下走向世界，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全世界的认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便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向世界，而这正是习近平现在努力在做的事情。不过，习近平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融合，必须正视二者之间那道伤疤，不能回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正如多维社论《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中所说的那样，只有解放思想，重新将马克思主义摆放到恰当的位置，而不是作为教条来膜拜，它才有机会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共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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